中平二年（公元185年，乙丑年）
春天，正月，发生大规模瘟疫。
二月己酉日，南宫云台发生火灾。庚戌日，乐城门也着火了。
中常侍张让、赵忠劝皇帝向天下的田地每亩征收十文钱，用来修建宫殿、铸造铜人。乐安太守陆康上疏劝谏说：“以前鲁宣公按亩征税，蝗虫灾害就自行发生了。鲁哀公增加赋税，孔子就批评他。怎么能搜刮抢夺百姓的财物，去造没什么用的铜人呢？这是舍弃圣人的告诫，自己走上亡国的道路啊！”皇帝身边受宠的人诬陷陆康用亡国的例子来比喻圣明的皇帝，犯了大不敬之罪，于是用囚车把他押送到廷尉那里。侍御史刘岱上表为他解释，陆康这才得以被免罪，回到家乡。陆康是陆续的孙子。皇帝又下诏让州郡征调木材和有纹理的石头，分批送到京城。黄门常侍却总是挑毛病，说送来的不合格，然后强行压价贱买，价格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之后又转手卖掉，宦官还不马上接收，导致木材堆积腐烂，宫殿连年都没建成。刺史、太守又私自增加征调，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皇帝又派西园的骑士分别到各地催促，这些人在州郡作威作福，还收受贿赂。刺史、二千石官员以及茂才、孝廉的升迁任命，都要到西园去谈价钱，谈好了才能上任。那些清廉的官员请求不去上任，也都被强迫前往。当时巨鹿太守河内人司马直刚被任命，因为他有清廉的名声，所以少要了三百万钱。司马直接到诏令后，惆怅地说：“身为百姓的父母官，却反过来剥削百姓来满足当下的需求，我不忍心这么做。”他以生病为由推辞，朝廷没答应。走到孟津的时候，司马直上书详细陈述了当下的种种过失，然后就吞药自杀了。奏书呈上去后，皇帝为此暂时停止征收修建宫殿的钱。
任命朱俊为右车骑将军。
自从张角之乱后，各地盗贼纷纷兴起，像博陵的张牛角、常山的褚飞燕，还有黄龙、左校、于氐根、张白骑、刘石、左髭文八、平汉大计、司隶缘城、雷公、浮云、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蝤这些人，多得数都数不过来。势力大的有两三万人，小的也有六七千人。张牛角和褚飞燕联合攻打瘿陶，张牛角中了流箭，快死的时候，让他的部下尊奉褚飞燕为统帅，并改姓为张。褚飞燕名叫张燕，他身手轻盈、勇猛敏捷，在军中被称为“飞燕”。山谷中的盗贼大多归附他，队伍逐渐壮大，差不多有上百万人，号称“黑山贼”，河北的各个郡县都深受其害，朝廷却没办法征讨。于是张燕派使者到京城，上书请求归降。朝廷就任命张燕为平难中郎将，让他管理河北各山谷的事务，每年还能举荐孝廉和计吏。
司徒袁隗被免职。
三月，任命廷尉崔烈为司徒。崔烈是崔寔的堂兄。当时，三公的职位常常是通过常侍、保姆向西园交钱才能得到。段颎、张温等人虽然有功劳、有名望，但也都是送了钱财，才登上三公之位。崔烈通过保姆交了五百万钱，所以才当上司徒。到了任命那天，天子亲临殿前平台，百官都来集会。皇帝回头对身边亲近宠信的人说：“真后悔当时没再坚持一下，不然能收到一千万呢！”程夫人在旁边回应道：“崔公是冀州的名士，怎么会肯买官！多亏了我，他才当上，难道反而不知好歹吗！”崔烈从此声誉急剧下降。
北宫伯玉等人侵犯三辅地区，皇帝下诏让左车骑将军皇甫嵩镇守长安去讨伐他们。
当时凉州的战乱一直没有平息，向天下征发的劳役和赋税没完没了。崔烈认为应该放弃凉州。皇帝下诏召集公卿百官商议此事，议郎傅燮言辞激烈地说：“斩了司徒，天下才能安定！”尚书上奏说傅燮在朝廷上侮辱大臣。皇帝就此事询问傅燮，傅燮回答说：“当年樊哙因为冒顿的悖逆行为，愤激地想要奋起反击，这并没有失去人臣的气节，可季布还说‘樊哙该斩’。如今凉州是天下的交通要道，是国家的屏障。高祖刚兴起的时候，派郦商另外平定陇右；世宗开拓疆土，设置了四个郡，有人认为这是斩断了匈奴的右臂。现在因为治理不当，使得一州之人叛逆。崔烈身为宰相，不想着为国家考虑消除叛乱的策略，却想割让放弃这方圆万里的土地，我实在不理解！如果让外族占据了这块地方，他们兵强马壮、铠甲坚固，趁机作乱，这是天下最该忧虑的事，是国家最大的隐患。如果崔烈不知道这些，那就是极其愚昧；如果知道却故意这么说，那就是不忠诚。”皇帝觉得傅燮说得对，就听从了他的意见。
夏天，四月庚戌日，下了一场大冰雹。
五月，太尉邓盛被免职，任命太仆河南人张延为太尉。
六月，因为讨伐张角有功，封中常侍张让等十二人为列侯。
秋天，七月，三辅地区发生螟虫灾害。
皇甫嵩去讨伐张角的时候，路过邺城，看到中常侍赵忠的住宅超过了规定的标准，就上奏请求没收。还有，中常侍张让私下向皇甫嵩索要五千万钱，皇甫嵩没给。于是这两个人就上奏说皇甫嵩连续作战没有功劳，耗费的钱粮却很多。皇帝把皇甫嵩召回，收回了他左车骑将军的印绶，削减了他六千户的食邑。八月，任命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执金吾袁滂为副手，去讨伐北宫伯玉。任命中郎将董卓为破虏将军，与荡寇将军周慎一起归张温统领。
九月，任命特进杨赐为司空。冬天，十月庚寅日，临晋文烈侯杨赐去世。任命光禄大夫许相为司空。许相是许训的儿子。
谏议大夫刘陶上书说：“天下之前遭遇张角之乱，后来又受到边章的侵扰，如今西羌叛逆之徒已经攻打河东，恐怕势力会越来越大，像野猪一样横冲直撞杀到京城。百姓现在都一心想着逃跑后退求死，却没有一点向前战斗求生的打算。西边的贼寇逐渐逼近，车骑将军的处境孤立危险，如果一旦失利，那失败的局面将无法挽救。我知道自己多次进言已经让人厌烦，但还是忍不住要说，是因为我觉得国家安定我就能享受福庆，国家危急我也会先灭亡。我再次恭敬地陈述当下最为紧急的八件事。”大致意思是说天下大乱都是因为宦官。宦官们一起诋毁刘陶说：“之前张角的事情发生后，诏书已经恩威并施，从那以后，大家都已经改过自新了。现在四方安宁，刘陶却诋毁圣明的朝政，专门说一些妖言惑众的话。州郡都没上报，刘陶怎么会知道？怀疑刘陶和贼寇勾结。”于是把刘陶抓起来，关进黄门北寺狱，每天加紧拷打审问。刘陶对使者说：“我遗憾自己不能和伊尹、吕尚同列，只能与微子、箕子、比干这些人为伍。如今上面杀害忠诚正直的大臣，下面有憔悴困苦的百姓，国家灭亡也不远了，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说完就气绝身亡。前任司徒陈耽为人忠诚正直，宦官们怨恨他，也诬陷他，陈耽死在了狱中。
张温率领各郡的步兵、骑兵共十多万人驻扎在美阳，边章、韩遂也进军到美阳，张温和他们交战，总是失利。十一月，董卓和右扶风鲍鸿等人合兵攻打边章、韩遂，把他们打得大败，边章、韩遂逃到榆中。张温派周慎率领三万人追击。参军事孙坚劝周慎说：“贼寇城中没有粮食，肯定要从外面转运粮食。我希望能带领一万人截断他们的运粮通道，将军您率领大军跟在后面，贼寇肯定会因为困乏而不敢出战，只能逃到羌人聚居的地方，我们再合力讨伐，这样凉州就可以平定了！”周慎没有听从，带兵包围了榆中城，而边章、韩遂分别驻扎在葵园峡，反而截断了周慎的运粮通道。周慎害怕了，丢弃了辎重撤军。张温又派董卓率领三万人讨伐先零羌，羌人和胡人在望垣北包围了董卓，董卓军粮食断绝，于是他在渡河的地方假装修筑堤堰捕鱼，却暗中从堤堰下面让军队通过。等贼寇追来的时候，决开的河水已经很深，无法通过，董卓这才撤军，驻扎在扶风。张温用诏书征召董卓，董卓过了很久才来见张温。张温责备董卓，董卓回应的时候很不恭敬。孙坚上前小声对张温说：“董卓不怕治罪，还嚣张地说大话，应该以召见不及时为由，按照军法把他斩首。”张温说：“董卓在河、陇地区向来威名远扬，今天杀了他，我们西进就没有依靠了。”孙坚说：“您亲自率领朝廷的军队，威震天下，哪里需要依靠董卓！看董卓说的话，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对上司轻视无礼，这是第一条罪状；边章、韩遂嚣张跋扈多年，本应及时进兵讨伐，董卓却称不可，这种行为阻碍军心、迷惑众人，这是第二条罪状；董卓接受任命却没有功劳，接到征召又拖延不来，还趾高气昂，这是第三条罪状。古代的名将手持符节，统帅众人，没有不果断斩杀违法之人而成功的。现在您对董卓留情，不马上诛杀他，威严和刑罚就会受损。”张温不忍心下手，就说：“你先回去吧，不然董卓会起疑心。”孙坚这才退出去。
这一年，皇帝在西园建造万金堂，把司农掌管的金钱、丝织品都搬到堂中堆积起来，又把钱财分别寄存在小黄门、常侍家里，每家都有几千万。皇帝还在河间购买田地住宅，修建府第楼观。
评论
中平二年的历史记载，如同东汉王朝崩塌前的“加速倒计时”，从帝王到官僚的种种行径，将一个王朝的昏乱与绝望展现得淋漓尽致。从现代视角审视，这段历史堪称“系统性腐败如何摧毁一个帝国”的经典案例：
竭泽而渔的统治：民怨沸腾的根源
灵帝在黄巾之乱后不仅未反思苛政，反而在张让、赵忠怂恿下“敛天下田，亩十钱”，甚至为铸铜人、修宫室强征暴敛。这种饮鸩止渴的操作，将百姓推向更深的绝境——乐安太守陆康因劝谏被构陷，巨鹿太守司马直因不愿“割剥百姓”而自杀，折射出底层官吏在暴政与良知间的撕裂。而宦官对州郡材木的强取豪夺（“仅得本贾十分之一”）、卖官鬻爵（“迁除皆至西园谐价”），更让腐败从中央蔓延到地方，形成“朝廷刮州郡，州郡刮百姓”的恶性循环。当“为民父母”的官员被逼到自杀，当“修宫室”的优先级高于“安民生”，王朝的统治根基已被自身掏空。
权力异化的巅峰：宦官专权的毒瘤
这一年的荒诞事，处处可见宦官操控皇权的阴影：
张让、赵忠等十二人因“讨张角功”封侯，实则毫无战功，军功制度彻底沦为权力分赃的工具；
皇甫嵩因得罪宦官（没收赵忠逾制宅第、拒绝张让索贿），从平叛功臣被贬削户，而董卓这类“应对不顺”的将领却因军阀潜力被姑息；
刘陶因直言宦官之祸被诬陷“与贼通情”，最终冤死狱中；陈耽因忠正被宦官构陷致死，舆论彻底失语。
更可怕的是灵帝的麻木：他视宦官为“父母”，对“亩十钱”的恶政毫无反思，甚至在司马直自杀后仅“暂绝修宫钱”，暴露了皇权已完全沦为宦官的傀儡。当一个王朝的奖惩机制完全颠倒（忠良获罪、奸佞得势），其自我毁灭的速度将远超外部危机。
战略短视与军阀萌芽
司徒崔烈提议“弃凉州”，虽被傅燮驳斥，却暴露了统治集团的短视——当决策者只知割地避祸，而非解决“牧御失和”的根源，边疆危机只会愈演愈烈。而张温讨边章、韩遂的战役中，孙坚的远见（断敌粮道）被周慎无视，董卓的跋扈（应召稽留、对上司无礼）被姑息，预示着地方军阀的崛起：中央权威衰落时，有军功、握兵权的将领将逐渐脱离控制。董卓在望垣北“伪立堰以捕鱼”的急智，与其日后的乱世表现形成呼应，一个靠权谋与武力生存的时代正在到来。
历史的警示：腐烂从核心开始
中平二年的乱局，最深刻的教训在于：王朝的崩溃往往始于核心权力的腐烂。灵帝与宦官集团将国家视为私产，用“刮田钱”“卖官钱”满足私欲，用暴力打压异见，最终导致“民有百走退死之心”。傅燮驳斥“弃凉州”时指出的“割弃一方万里之土”的危害，本质上是在警示：当统治集团丧失了守护天下的责任感，任何局部危机都会引发连锁反应。
从云台灾、乐城门灾的“天谴”，到“大疫”“螟灾”的民生凋敝，史书记载的灾异更像一种隐喻——当人心背离，天灾人祸便会接踵而至。这一年的种种乱象证明：黄巾起义只是导火索，真正摧毁东汉的，是统治核心的腐败、权力结构的异化，以及对民心的彻底背弃。一个王朝一旦走到“忠良死、奸佞昌”的地步，其覆灭不过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