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趾这个地方有很多珍贵的货物，前后好几任刺史大多品行不端正。他们只要钱财积攒够了，就请求调职，所以当地的官吏和百姓又怨又气，甚至发动叛乱，抓住了刺史和合浦太守来达，还自称柱天将军。三府经过挑选，任命京县县令东郡人贾琮为交趾刺史。贾琮到任后，询问百姓叛乱的原因，大家都说：“赋税太重了，百姓们全都穷得叮当响。京城又离得老远，想告状都没地儿去，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所以才聚在一起当盗贼。”贾琮马上发文书告知百姓，让大家安心从事自己的产业，还招抚那些流亡在外的人，免除他们的徭役，杀掉那些带头作恶危害极大的首领，选拔贤良的官吏去管理各个县。一年之内，交趾就平定下来，百姓生活也安定了。当地大街小巷都传唱着：“贾父来晚了，害我们先造反；如今见清平，官吏不敢再白吃饭！”
皇甫嵩和朱俊乘胜追击，去讨伐汝南和陈国的黄巾军。他们在阳翟追击波才，在西华攻打彭脱，都把敌人打败了，剩下的黄巾军有的投降，有的逃散，这三个郡全都平定了。皇甫嵩向朝廷上奏陈述战况，把功劳都归给朱俊，于是朝廷晋封朱俊为西乡侯，还升他为镇贼中郎将。朝廷下诏让皇甫嵩去讨伐东郡，朱俊去讨伐南阳。
北中郎将卢植接连作战打败了张角，斩杀和俘虏了一万多人，张角等人逃到广宗据守。卢植修筑围墙、挖掘壕沟，制造云梯，眼看就要攻下广宗了。这时皇帝派小黄门左丰来视察军队，有人劝卢植给左丰送点礼，卢植没答应。左丰回去后，对皇帝说：“广宗的贼寇很容易打败，卢中郎却加固营垒，停止进攻，这是在等老天去诛杀他们呢。”皇帝听了很生气，派人用囚车把卢植押回来，判了比死罪轻一等的刑罚，然后派东中郎将陇西人董卓代替他。
巴郡的张修用妖术给人治病，方法跟张角差不多，让生病的人家拿出五斗米，所以被称为“五斗米师”。秋天，七月，张修聚集众人造反，攻打郡县，当时的人叫他们“米贼”。
八月，皇甫嵩和黄巾军在苍亭交战，抓住了他们的首领卜已。董卓攻打张角没有功劳，被治罪。己巳日，朝廷下诏让皇甫嵩去讨伐张角。
九月，安平王刘续因为行为不符合道义，被诛杀，封国也被撤销。当初，刘续被黄巾军俘虏，安平国人把他赎了回来，朝廷商议要不要恢复他的封国。议郎李燮说：“刘续作为藩王不称职，损害了朝廷的尊严，不应该恢复他的封国。”朝廷没听他的。李燮因为这事被指责诋毁宗室，被罚到左校去服劳役。还没到一年，安平王刘续就因为犯罪被诛杀了，李燮这才又被任命为议郎。京城里的人为此编了句话说：“父亲不肯拥立皇帝，儿子不肯拥立藩王。”
冬天，十月，皇甫嵩和张角的弟弟张梁在广宗交战。张梁的部队精锐勇猛，皇甫嵩一开始没能取胜。第二天，皇甫嵩就关闭营门，让士兵休息，观察敌军的变化。他发现敌军的警惕心渐渐松懈了，于是趁夜悄悄集结军队。等到鸡叫的时候，快速冲向敌阵，一直战斗到傍晚，把张梁打得大败，斩杀了张梁，还斩获了三万颗首级，跳到河里淹死的大概有五万人。张角之前已经病死了，皇甫嵩就挖开他的棺材，砍了他的尸体，把头送到京城。十一月，皇甫嵩又在下曲阳攻打张角的弟弟张宝，把他斩杀了，又斩获了十多万人。朝廷马上任命皇甫嵩为左车骑将军，兼任冀州牧，封槐里侯。皇甫嵩能关心士兵，每次军队行军停下，他都要等军营的帐篷都搭建好了，自己才去休息，士兵们都吃上饭了，他才吃饭，所以他打仗总能取胜。
北地的先零羌以及枹罕、河关的一群盗贼造反，一起拥立湟中的义从胡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还杀了护羌校尉泠征。金城人边章、韩遂在西州向来很有名，这群盗贼就把他们引诱过来，劫持他们，让他们掌管军政事务。边章、韩遂杀了金城太守陈懿，还攻打焚烧州郡。
当初，武威太守仗着有权贵撑腰，肆意贪污暴虐。凉州从事武都人苏正和调查并列举了他的罪行。刺史梁鹄害怕了，想杀了苏正和来摆脱自己的责任，就去问汉阳长史敦煌人盖勋的意见。盖勋平时跟苏正和有仇，有人就劝盖勋趁机报复他。盖勋说：“谋划事情却杀害好人，这不是忠诚；乘人之危，这不是仁义。”于是他劝梁鹄说：“人们养鹰，是希望它凶猛。要是它一凶猛就把它煮了，那还有什么用呢！”梁鹄这才打消了念头。苏正和去拜访盖勋，想向他道谢，盖勋不见他，说：“我是为梁使君出主意，又不是为了你苏正和。”还是像以前一样怨恨苏正和。后来刺史左昌私自挪用了几万军粮，盖勋劝他不要这样。左昌很生气，就派盖勋和从事辛曾、孔常另外驻扎在阿阳抵御贼寇，想找个军事上的借口治他的罪，但是盖勋多次立下战功。等到北宫伯玉攻打金城的时候，盖勋劝左昌去救援，左昌不听。陈懿死后，边章等人进军把左昌包围在冀城。左昌赶紧召盖勋等人来救自己，辛曾等人心里犹豫，不肯去。盖勋生气地说：“以前庄贾迟到，穰苴就拔剑杀了他。现在的从事，难道比古代的监军还重要吗！”辛曾等人害怕了，就听从了盖勋的话。盖勋到了冀城，指责边章等人背叛的罪行。边章等人都说：“左使君要是早点听您的话，派兵来对付我们，我们或许还能改正。现在我们的罪行已经很重了，投降也没用了。”于是就撤围离开了。叛乱的羌人把校尉夏育包围在畜牧场，盖勋和州郡的军队一起去救夏育，到了狐盘，被羌人打败了。盖勋剩下的人不到一百，自己还受了三处伤，但他仍然稳稳地坐着不动，指着木牌说：“把我的尸体放在这儿！”句就种羌的滇吾带兵拦住众人说：“盖长史是个贤人，你们要是杀了他，就是违背天意。”盖勋仰头大骂：“死反贼，你们想怎样，快来杀我！”众人面面相觑，都很惊讶。滇吾下马，要把马给盖勋，盖勋不肯上，结果就被羌人抓住了。羌人佩服他的勇敢和忠义，没敢伤害他，把他送回了汉阳。后来刺史杨雍上表，让盖勋兼任汉阳太守。
张曼成的余党又推举赵弘为首领，势力又壮大起来，达到十多万人，占据了宛城。朱俊和荆州刺史徐璆等人合兵包围宛城，从六月一直到八月都没攻下来。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召回朱俊，司空张温上疏说：“以前秦国任用白起，燕国任用乐毅，都是经过好多年，才能打败敌人。朱俊讨伐颍川已经有成效了，现在他带兵南下，作战方略也已经制定好了。临阵换将，这是兵家大忌，应该多给他点时间，让他完成任务。”皇帝这才没召回朱俊。朱俊攻打赵弘，把他杀了。贼军首领韩忠又占据宛城抵抗朱俊。朱俊击鼓攻打宛城的西南方向，贼军全都跑到那边去抵御；朱俊亲自率领精锐士卒从东北方向突袭，登上城墙进入城中。韩忠只好退守内城，惊慌害怕之下请求投降。将领们都想接受投降，朱俊说：“打仗有时候情况看起来一样，但形势却不一样。以前秦朝和项羽的时候，百姓没有固定的君主，所以用奖赏来鼓励归附的人。现在天下统一，只有黄巾军造反。接受投降没办法鼓励人们向善，讨伐他们才能惩治恶行。现在要是接受投降，就又助长了他们造反的心思，贼军有利就进攻，不利就投降，纵容敌人，这可不是好办法。”于是加紧进攻，但是连续作战都没成功。朱俊登上土山观察敌军，回头对司马张超说：“我知道怎么办了。现在贼军外面的包围很坚固，里面的营寨也很紧张，他们请求投降不被接受，想突围又出不去，所以才拼死作战。一万人一条心，都很难抵挡，何况是十万人呢！不如撤掉包围圈，集中兵力进城。韩忠看到包围解除，肯定会自己出来。他们一出来，军心就散了，这就是打败他们的好办法。”后来撤掉包围圈，韩忠果然出来迎战，朱俊趁机进攻，把他们打得大败，斩杀了一万多人。南阳太守秦颉杀了韩忠，剩下的人又推举孙夏为首领，退回宛城驻扎。朱俊赶紧攻打，司马孙坚率领士兵率先登上城墙。癸巳日，攻下宛城。孙夏逃跑，朱俊追到西鄂的精山，又把他们打败了，斩杀了一万多人。于是黄巾军被打散，其他州郡诛杀的黄巾军，一个郡就有好几千人。十二月己巳日，大赦天下，更改年号。
豫州刺史太原人王允打败黄巾军，得到了张让宾客和黄巾军勾结的书信，就把这事上奏给皇帝。皇帝责备张让，张让叩头谢罪，最后竟然也没治他的罪。张让因此找机会陷害王允，王允就被抓进了监狱。正好赶上大赦，王允出来后又担任刺史。可十天之内，王允又因为其他罪名被逮捕。杨赐不想让王允再受折磨侮辱，就派门客去劝他说：“您因为张让的事，一个月内两次被捕，那些坏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您可要好好想想办法啊！”王允手下那些性情刚烈的从事们，都流着泪捧着毒药给王允，让他喝药自杀。王允大声说：“我作为臣子，得罪了君主，应该受死刑来向天下谢罪，怎么能喝药求死呢！”说完把杯子一扔，站起来，出门上了囚车。到了廷尉那里，大将军何进和杨赐、袁隗一起上疏为他求情，王允这才被免去死罪。
评论
这段记载聚焦于黄巾起义期间及后续的各方博弈与社会动荡，展现了东汉末年统治体系的深层危机与乱世中的复杂人性，从现代视角看，可提炼出多重历史启示：
民心向背：治理的核心考题
交趾的乱局与平定极具代表性。此前刺史“多无清行”，通过苛敛财富求升迁，直接引发吏民叛乱；而贾琮到任后，仅用“安资业、招荒散、蠲徭役、诛渠帅、选良吏”等举措，便在一年内稳定局面，百姓歌谣“贾父来晚，使我先反”道破关键——民众的反抗往往源于生存绝境，而非天生叛逆。对比黄巾起义中“百姓之冤无所告诉”的背景，可见无论边疆还是中原，民心都是统治的基石，而“赋敛过重”“吏治腐败”则是逼民为乱的直接推手。
权力异化：帝国机器的自我摧毁
卢植的遭遇堪称官僚体系崩坏的缩影。他率军连破张角，即将攻克广宗，却因拒绝贿赂宦官左丰，被诬陷“固垒息军”，最终遭槛车征还。这一事件暴露了皇权被宦官操控后的荒诞：军事成败让位于权力交易，忠诚功勋抵不过谗言构陷。更讽刺的是，取代卢植的董卓毫无战功，却能凭借体制漏洞上位，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使得帝国在危机时刻失去了真正能战的将领，加速了平叛进程的波折。
类似地，王允因查获张让与黄巾勾结的证据而遭报复，一月内两次被捕，即便有杨赐等人营救也仅得“减死论”。当宦官集团能随意左右官员生死、干预军事决策，权力已彻底异化为少数人谋私的工具，帝国的自我纠错能力完全丧失。
军事博弈：战略与人性的双重考验
皇甫嵩与朱俊的平叛过程，既展现了军事智慧，也折射出乱世中的生存法则。皇甫嵩在苍亭、广宗、下曲阳连战连捷，除了战术得当（如火攻、趁懈夜袭），更关键的是“温恤士卒”——“营幔修立后就舍，军士皆食后尝饭”，这种对士兵的体恤转化为战斗力，印证了“上下同欲者胜”的道理。
朱俊围宛城时的决策则体现了对“势”的把握。面对韩忠的乞降，他拒绝“纳降纵寇”；久攻不下时，又能通过“彻围诱敌”瓦解对方士气，最终破城。这说明军事胜利不仅依赖武力，更需洞察人心与战局变化。而孙坚“率众先登”的表现，也为这位后来搅动三国风云的人物埋下伏笔，暗示乱世中“军功”将成为新的权力通行证。
乱世群像：善恶忠奸的生存困境
这段历史中的人物选择极具张力：
盖勋的行为打破了“以怨报怨”的惯性。他与苏正和有私仇，却拒绝借刺史梁鹄之手报复，反而劝谏“谋事杀良非忠，乘人之危非仁”，即便面对羌人围困，仍坚守“义勇”，最终赢得敌人尊重。这种在乱世中坚守原则的品格，反衬出当时道德体系的崩塌。
张温为朱俊辩护时提到“临军易将，兵家所忌”，体现了对军事规律的尊重，避免了因朝堂短视而误事，说明即便在昏乱时代，仍有理性声音试图挽救体制。
乱局蔓延：旧秩序崩塌的连锁反应
黄巾主力虽被镇压，但帝国的危机已从农民起义扩散到边疆叛乱与地方割据。巴郡张修的“五斗米道”起义，与张角太平道遥相呼应，显示宗教已成为底层民众反抗的组织工具；北地羌人与边章、韩遂的叛乱，则暴露了边疆治理的长期失效——当中央无力控制地方，地方势力便会借“平叛”之名扩张实力，为日后的军阀割据埋下伏笔。
值得注意的是，朝廷对安平王续的处置反复（先议复国，后因“不道”诛杀），反映出皇权权威的衰落；而王允因弹劾宦官遭迫害却无法撼动对方，更说明统治集团的核心矛盾（宦官与士大夫之争）已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种内耗最终让东汉在“按下葫芦浮起瓢”的乱局中走向覆灭。
结语：崩溃时代的历史镜鉴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在于：王朝的崩塌从来不是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吏治腐败—民心丧失—权力内耗—危机失控”的连锁反应。贾琮能平定交趾，证明只要回归“安民、选贤”的治理本质，就能化解矛盾；但卢植、王允的遭遇，又显示在整体腐败的体制中，个体的努力难以逆转崩塌的趋势。黄巾起义虽被镇压，但它撕开的裂痕已无法弥合，一个更动荡的时代（三国）正在酝酿之中，而这一切的根源，早已写在统治者对民心的漠视与对权力的滥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