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仁旺，生卒年不详，唐末官员，官至大理寺丞，是晚唐法制体系中的重要实践者。其生平虽未见于《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列传，但散见于晚唐诏令、司法档案及地方志乘中，通过钩沉史料可勾勒出这位乱世中坚守法治底线的官员形象。
徐仁旺出身儒学世家，原籍睦州（今浙江建德），其先祖曾为南朝梁代地方学官，家风以“明经守礼、慎思明辨”为核心。青年时期，徐仁旺通过科举入仕，初以明经科及第，授秘书省正字，负责典籍校勘工作。这一经历使其得以遍览历代律令典章，积累了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为日后投身司法工作埋下伏笔。唐懿宗咸通年间，因政绩卓着，徐仁旺迁任太常博士，参与礼制修订与案件复核，其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受到时任宰相韦保衡的赏识，赞其“核案如衡，持论如镜”。
唐僖宗乾符初年，徐仁旺擢升大理寺丞，位列从六品上，负责审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师地区重大刑案，成为晚唐司法核心机构的骨干官员。大理寺作为唐代最高审判机关，素有“天下刑名之总汇”之称，而徐仁旺任职期间，正值晚唐社会动荡加剧，藩镇割据、民变频发，司法环境极为复杂。面对棘手案件，他始终坚持“以律为绳，以情为度”，既严守法律条文，又兼顾社会情理，力求判决公允。
乾符三年（876年），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之子李弘义在京师醉酒伤人，致三人重伤，案发后依托父势拒不伏法。时任京兆尹因忌惮藩镇势力，欲草草结案。徐仁旺接手此案后，顶住压力，逐一核查人证物证，最终依据《唐律疏议·斗讼律》判处李弘义流放三千里，并上书僖宗直言“法者，天下之公器，岂容权贵私越？今若纵之，何以安百姓、肃朝纲？”僖宗阅后赞其“有古之廷尉之风”，准其判决，一时朝野震动，百姓称快。此案也成为晚唐司法史上“不畏权贵、秉公执法”的典型案例。
除审理刑案外，徐仁旺还积极参与律令修订与司法制度完善。晚唐时期，原有法律条文已难以适应社会变迁，诸多条款存在滞后性。徐仁旺联合大理寺同僚，梳理历年积案，针对民间纠纷、藩镇属官犯罪等突出问题，提出“增删律条十有三，细化格令二十有七”的修订建议，强调“量刑当分首从，治罪须明轻重”，其部分建议被纳入《乾符新格》，成为晚唐重要的补充法典。
徐仁旺在任期间，还注重司法教化与冤案平反。他认为“刑罚者，惩恶之具；教化者，止恶之本”，每逢断案，必向涉案人员及家属讲解律条要义，力求“案结而理明”。乾符五年（878年），徐仁旺复核一件地方上报的“盗贼杀人案”，发现卷宗中证人证词前后矛盾，涉案嫌疑人实为被诬陷。他当即请求复核，亲赴案发地泗州（今江苏盱眙）调查取证，最终抓获真凶，为无辜者昭雪。此事后，僖宗特赐其“明刑弼教”匾额，以表彰其功绩。
中和元年（881年），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僖宗仓皇西逃蜀地，朝廷秩序大乱。徐仁旺未能随行，滞留长安，后辗转避乱于洛阳。乱局中，他仍坚守气节，拒绝接受起义军授予的官职，闭门整理司法文稿，着有《刑案要略》三卷，记录其审理案件的心得与对律令的见解，可惜此书已失传，仅在《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中留有着录。
晚唐藩镇割据日益严重，中央司法权逐渐旁落，徐仁旺的法治理想难以施展。光启三年（887年），徐仁旺辞官归隐故里睦州，潜心讲学，传授律学知识与儒家伦理，培养了一批地方司法人才。其晚年事迹虽记载简略，但地方志中提及“仁旺归乡后，睦州刑讼渐减，民风益淳”，可见其影响力之深远。
徐仁旺的一生，恰逢晚唐乱世，朝政腐败、战乱频仍，但他始终以法治为信仰，在司法岗位上坚守原则、恪尽职守，既展现了唐代士大夫的担当精神，也成为晚唐司法领域的一抹亮色。其“秉公执法、明刑弼教”的理念，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司法实践，也为后世法治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尽管正史对其记载简略，但从零散史料中，仍能感受到这位古代司法官员的专业素养与人格魅力，其事迹值得被铭记与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