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峡口的凯歌响彻云霄，日军第一一〇师团那枚象征荣誉的菊花纹章，被中美联军的重炮与刺刀碾碎在中原泥土里。
这场酣畅淋漓的大捷像一剂强心针，瞬间注入第一战区的血管——此时豫西战场隶属第一战区，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本就是胡宗南麾下的作战力量，而非跨战区的“友军”。
战线之上，士气空前高涨，所有中国军队顺势转入全面反攻。
但就在这场中原雪耻之战最关键的阶段，有一支部队始终显得格格不入：装备最精良、兵力最雄厚的第一军，这支号称“天下第一军”的中央军嫡系，本该是会战的核心主力，却全程未踏足主战场。
我们把镜头转向一九四五年四月的西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里，“西北王”胡宗南正对着地图沉思。这里是他的核心防区，麾下十余万美械精锐驻守陕豫边境，与豫西战场仅隔一道秦岭，距离西峡口不足三百里。
整个豫西会战前一个多月的攻坚阶段，胡宗南确实未派遣第一军参战，但这并非全然出于派系算计。彼时潼关一线需防范华北日军第一一五师团从晋南西渡黄河，一旦陕西门户洞开，后果不堪设想；同时，美械部队的战术磨合远非拿到装备就能完成，仅m2榴弹炮的射击诸元校准、坦克与步兵的协同战术，就需反复演练。只是在这些军事考量之外，国民党军根深蒂固的派系思维确实存在：在胡宗南的认知里，汤恩伯部虽同属第一战区，却因过往战场摩擦存有心结，让其先与日军消耗，自己再投入主力，既能减少损失，又能抢占战果。
重庆的增援电令一封接一封，措辞从“恳请”渐变为“严令”，胡宗南都看在眼里，却始终按兵不动。对他而言，账本上的利弊分得格外清晰：与日军死拼是苦差事，赢了功劳归战区，输了损耗的是自己安身立命的资本；而守住陕西防区、紧盯陕北方向，才是向委员长表忠心的关键。即便在民族存亡的关头，“安内”的权重在部分国民党将领心中，仍未彻底让位于“攘外”。
这种僵局直到四月下旬才被打破：西峡口反攻大捷的消息传来，日军第一一〇师团已溃不成军，重庆的电令也严厉到“再不动则以抗命论处”。胡宗南知道，再不表态就要在政治上失分，一场充满作秀意味的“增援”随即展开。他并未调动驻守关中的第一军，而是命令此前已在豫西边缘参与策应的第九十军一部，联合刚完成整训的第五十七军某师，大张旗鼓地从商洛开赴西峡口——此时主战场的核心战斗早已结束，日军正沿豫西山地向北溃退。
我们把镜头对准第五十七军的年轻士兵狗剩，这个与冀中同名的农村青年，和战友们坐在崭新的美式道奇卡车上，笔挺的卡其布军装、手中的m1加兰德步枪，让他们浑身透着天之骄子的傲气。车队抵达西峡口时，映入眼帘的是狼藉的战场：炸断的坦克履带、布满弹孔的工事，还有一群穿着混杂军装的士兵。那是汤恩伯部的幸存者，第八十五军的一个小兵正坐在日军坦克残骸上，默默擦拭着老旧的中正式步枪。
那小兵比狗剩还小两岁，脸上沾着硝烟与尘土，嘴角却挂着胜利的笑意，只是眼神深处藏着血战过后的疲惫与创伤。狗剩凑过去递了罐牛肉罐头，小兵愣了愣才接过，含糊地说了声“谢了”。狗剩不懂什么战区划分，也不知道派系纠葛，只看着对方步枪上卷了边的刺刀、磨破的绑腿，心里隐隐觉得：同样是打鬼子，眼前这些人的“胜利”，似乎比自己即将参加的“追击”沉重得多。
胡宗南的部队确实没辜负精良装备。在随后的追击战中，他们凭借美式卡车的机动性，追上了仓皇逃窜的日军后卫部队，在西坪镇、米坪镇打了几场漂亮的歼灭战，缴获了不少武器辎重。消息传到重庆，报纸上满是“胡部奋勇追击、斩获颇丰”的报道，胡宗南的“救驾之功”被大肆宣扬。
但所有亲历血战的人都清楚这场胜利的真正分量：是老河口城里孙震的川军用血肉堵住城墙缺口，为反攻争取了时间；是汤恩伯部的美械新兵用巴祖卡硬撼坦克，把日军拖入拉锯；是中美空军的野马战机日夜轰炸，炸断了日军的补给线。至于胡宗南那支姗姗来迟的“王牌”，更像盛宴散场后赶来收拾残局的人——虽然也分到了胜利的果实，却永远错过了那场最惊心动魄的血战。而这种“派系优先、战功其次”的痼疾，也为日后国民党军的溃败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