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里火龙,烧毁了竹篱笆,也烧掉了日伪 “军事清乡” 的痴心妄想。然而对于苏中的抗日军民来说,这仅仅只是赢得了第一个回合。
更阴险、更持久、也更考验智慧与意志的第二个回合 “政治清乡”,已接踵而至。
日伪在 “军事清乡” 失败后,很快改变策略:不再执着于用篱笆分割 “土地”,而是妄图用更古老也更恶毒的 “保甲制” 分割 “人心”。
这一制度本是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付民众的手段,核心是 “连坐”: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一家 “犯法” 则十户同罪;日伪还在此基础上加码,强收 “保甲捐”(每户缴 1 块银元,无力缴纳者被强征为劳工),更要登记 18 至 45 岁男性为 “保丁”,随时供其差遣修碉堡、运物资。正因如此,老百姓才会说 “保甲编成功,壮丁抽个空”。他们清楚,这不是帮 “皇军” 维持治安,而是给自己和子孙后代套枷锁。
伪苏北 “清乡” 主任公署主任张北生(该公署专司统筹苏北 “政治清乡”,与日军第六十师团建立联席办公机制,日军负责军事威慑,伪公署负责行政执行)直言不讳地说:“清乡工作之推进,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所谓政治,保甲却占很大的作用。” 这场 “政治清乡”,本质是一场发生在户口本上、门牌号上,发生在每个老百姓家门口的看不见的战争。
苏中四地委(书记吉洛,原名姬鹏飞,是四分区反 “政治清乡” 的核心指挥者)立刻统筹反保甲斗争,各级区委在群众中开展广泛深入的动员,贴出 “保甲册,是阎王簿!”“册上录了名,将来跑不成!” 等通俗有力的口号。起初,日伪想推行 “和平编查”,让伪政工团员和汉奸挨家挨户登记户口,可迎接他们的往往是紧闭的大门,以及老百姓冷漠又充满敌意的眼神。
1943 年 7 月 16 日,伪苏北清乡公署与日军第六十师团召开联席会,因 “和平编查” 仅完成 30%,决定全面转为 “武装编查”。我们把镜头切换到南通县十总店小镇。
七月二十四日,一支由日军第六十师团步兵第 118 联队一部、伪南通县警察大队组成的 “武装编查队” 开进这里。他们将全镇百姓赶到镇中心的晒谷场,架起机枪强制登记户口。
这时,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秀才(原型为当地爱国塾师,史料未记载其姓名)站了出来,指着伪区长的鼻子大骂:“我等世受国恩,岂能为尔等汉奸登记造册,供贼驱使!” 伪区长恼羞成怒,当场下令将老秀才拖出去。紧接着,晒谷场上传来一阵令人牙酸的惨叫声。日伪以为血腥镇压能吓住老百姓,可他们错了。
人群中不知是谁先喊出 “不当亡国奴!”,紧接着整个晒谷场都响起此起彼伏的愤怒吼声。日军当场开枪,还在小镇里活埋了五十三名手无寸铁的百姓,制造了骇人听闻的 “十总店惨案”。
可血腥屠杀非但没扑灭反抗火焰,反而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更团结、更有智慧。
当日伪集中兵力对某地区 “强化编查” 时,当地党组织会立刻动员身份公开的党员、干部和青壮年临时转移,只留老弱妇孺在家敷衍搪塞;同时,区队、基干民兵和短枪队会在封锁圈边沿开展 “麻雀战”“狙击战”,不断袭扰日伪。
日伪军一撤离,干部们就立刻返回原地,慰问群众、抚恤救济受难者,还会公祭坚贞不屈的牺牲者。
在靠近据点的地方,军民们更开展了 “两面派” 斗争:先控制 “两面派” 乡保长,让他们对日本人 “慢编、乱编、假编”;等 “编好” 的门户牌贴上去,夜里就动员群众全部烧掉。
第二天,“两面派” 乡长再跑到据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报告:“太君!不得了了!昨晚新四军主力来了,把门户牌全烧了!” 搞得日伪军真假难辨,有苦难言。
八月十七日夜,在四地委统筹下,海启地区启西区委联合周边 22 个乡党组织,发动 3 万余名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 “烧门牌” 统一行动!全区锣鼓齐鸣、人声鼎沸,群众不仅亲手烧掉 1.2 万余张 “门户牌”,还冲进伪乡公所,将日伪辛苦整理的保甲册付之一炬。
合丰镇据点里的日伪军以为是新四军主力来攻,吓得连夜备好船只,差点下海逃跑。
你看,这早已不是单纯的军事斗争,而是一场充满智慧与幽默的全民 “人民战争”。
日伪那套看似严密的 “保甲制度”,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面前彻底成了笑话。
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推行保甲工作,颇为不易。目前所办到者,仅属保甲之躯壳。”
这场 “阎王簿” 上的战争,最终以人民的胜利告终。
但更隐蔽、更致命的 “锄奸” 暗战,已在黑暗中悄然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