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院“养心斋”：笔墨间的岁月与使命
回衡水老家，车子刚拐进村口那条铺着碎石的土路，我就会下意识地往村东头望——表舅家的院子很好认，不是因为院墙有多气派，而是那扇立在院门口的老式木门，在村里一排刷着银漆的新式铁门里，透着股不一样的古拙劲儿。每次去，我总愿意在那扇门前多站一会儿，指尖轻轻拂过门板上深褐色的木纹，像在与一段沉淀了六十年的旧时光打招呼。
那扇门是表舅年轻时盖门房时请邻村木匠打的，卯榫结构，没钉一根钉子，这么多年过去，开关时依旧“吱呀”作响，声音不刺耳，反倒像老人慢悠悠的絮语，裹着满院的烟火气。门楣两侧各有一道往里伸的弯钩，老家叫“门簪”，木质的弯钩被岁月磨得发亮，像两只温暖的手，轻轻护着这方小院。最打眼的是门外贴的春联，红纸衬着木门的枣红色，墨字透着亮——上联“福接喜气寿接福”，下联“春携暖阳岁携春”，横批“福满春浓”。表舅总说，写春联得有心意，所以联里的两个“福”字他特意用了不同笔体：前一个“福”是楷书，横平竖直，笔力沉稳得像地里扎根的玉米秆；后一个“福”是行书，笔画灵动婉转，带着过年时饺子出锅的热气儿。路过的邻居见了，总忍不住驻足夸赞：“老支书这字，把年味儿都写活了！”
推开木门，一股混合着草木香与墨香的气息扑面而来。院子不大，却收拾得井井有条：院角的老槐树树干粗壮，枝桠伸得老远，夏天能遮出满院阴凉，树下摆着张竹编躺椅，椅面上铺着块蓝布垫子，是表舅平时晒太阳的地方；墙根处码着的柴火垛，柴火都劈得大小均匀，码得像小山似的，一看就是下了功夫；院子中间铺着青石板路，石板缝里长着些细碎的狗尾草，踩上去软软的，带着泥土的潮气。表舅说，这些青石板是早年村里修路时他捡回来的，“扔了可惜，铺在院里，下雨天不沾泥，走起来也稳当”。
沿着青石板路往里走，就到了西厢房门口。这间屋子的墙是浅灰色的，墙面上爬着表舅种的牵牛花，夏天开得满墙都是，紫色的、粉色的花瓣裹着露珠，好看得很。门楣上挂着块木质匾额，是表舅十年前自己做的，上面“养心斋”三个大字，是他用毛笔描了又描，再用刻刀一点点刻出来的，匾额边缘有些磨损，他特意用砂纸轻轻打磨过，摸上去光滑得很。每次来，表舅总在门口笑着迎我：“来得正好，刚研好墨，陪我看看墙上的字。”
推开门走进“养心斋”，墨香瞬间裹住人——不是市面上廉价墨汁的刺鼻味，而是淡淡的松烟香，混着旧纸张的气息，一下子把人从喧闹的乡村拉进了安静的文化角落。屋里的光线很好，大窗户擦得干干净净，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光斑，落在四面墙上，照亮了满室的书法作品。表舅说，这屋子原本是储物间，他退休后腾出来当书房，四面墙有两面都挂满了他的字，像给屋子围了圈“墨色屏风”。
靠窗户的那面墙，最显眼的是幅四尺整张的楷书《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几个大字，笔锋凌厉得像寒冬里的北风，每个笔画都透着股硬气。表舅说，他最佩服岳飞的骨气，年轻时当村支书，遇到难办的事，就会默念“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给自己打气。旁边挨着幅行书《兰亭集序》节选，笔画牵连间满是流畅的韵味，“永和九年，岁在癸丑”的字迹，像院里老槐树的枝条，自然舒展，和楷书的刚劲形成鲜明对比。对面墙上则更丰富：隶书的“厚德载物”，蚕头燕尾的笔画透着古拙，像村口的老磨盘，沉稳得很；篆书的“紫气东来”，弯弯曲曲的线条里藏着巧思，每个字都像朵慢慢绽放的花；还有几幅小楷的唐诗，字迹工整得像打印出来的，连标点都标得一丝不苟，是表舅戴着老花镜，一笔一划写的。
“都是瞎琢磨的，想试试不同字体的味道。”表舅指着墙上的字，语气里带着点谦虚，却难掩眼里的光，“写楷书得沉住气，一笔都不能急，像当年在工地凿石头；写行书就得放得开，不然就僵了，像咱庄稼人割麦子，得顺着劲儿来；隶书篆书更得慢慢抠，得琢磨古人写字的劲儿，就像琢磨怎么把地里的活儿干好。”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每幅作品的落款都写着“农叟xx”，纸边偶尔沾着淡淡的墨渍，却更显真实——这哪是“瞎琢磨”，分明是把对书法的热爱，刻进了每一笔每一划里。
书桌上的陈设也简单却整齐：青花笔洗里泡着几支毛笔，笔毛散开，像一朵朵黑色的花；竹制的笔架上，粗、中、细三种型号的毛笔排得齐整，粗的用来写对联，中的用来练字，细的用来画画，笔杆上的漆虽有些脱落，却被表舅擦拭得干干净净；砚台是常见的端砚，砚池里还留着昨晚研墨的痕迹，黑亮的墨汁像一汪深潭，旁边放着块墨锭，是表舅托人从安徽带来的，上面刻着“徽州松烟”四个字，他平时舍不得用，只有写重要的字时才拿出来研墨；宣纸叠得方方正正，放在书桌右侧的竹篮里，有生宣也有熟宣，生宣用来写字，熟宣用来画画，纸角偶尔沾着几点墨渍，表舅舍不得扔，说“有点墨渍才好看，像画里的留白”。
书桌一角，还放着个老算盘，红木框子，算珠是深色的，边缘被反复拨动得光滑圆润，连算珠间的木杆都泛着包浆。算盘的底框上刻着表舅的名字和“1965”的年份，他说这是十八岁那年父亲送他的成年礼：“那会儿我刚不上学，要去副业队当会计，我爹说‘当会计要心细，算珠一响，就不能有错账’，就给我买了这把算盘。”我好奇地拨了拨算珠，“噼里啪啦”的声音清脆响亮，像极了当年副业队记账时的热闹。表舅笑着说：“这算盘跟着我快六十年了，当年算副业队的账，后来算村里的账，没出过一次错。现在老了，不用算账了，也舍不得扔，放在书桌上，看着就踏实。”
每次在“养心斋”里坐定，表舅总会泡上一壶茉莉花茶，茶是他自己种的，晒干后装在铁皮罐里，泡在玻璃杯里，花瓣慢慢舒展，茶香混着墨香，格外舒服。他不只是陪我赏字，更爱讲过去的故事——那些关于五八水库、关于人民公社、关于村里建设的往事，他讲得细致，像在翻一本写满岁月的旧账本，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有次聊到家乡的变化，我忍不住问他：“表舅，当年五八水库那么多人建设，大家怎么吃饭啊？”表舅闻言，从竹椅上坐直了些，手指轻轻敲着书桌边缘，指节处的薄茧蹭过桌面，眼神慢慢飘远，像是回到了几十年前的水库工地。
“那时候正赶上人民公社建设，57年底到58年嘛，政策和现在大不一样。”他声音慢了些，带着对旧时光的真切回忆，“普通人家的铁锅、铜勺都收归公社了，家家户户不自己开火，全去公社的大食堂吃饭，去水库工地的人也一样——工地上搭了好几口大灶台，灶台是用土坯砌的，烧的是地里收完庄稼剩下的秸秆，做的是‘大伙饭’。”
我追问“大伙饭”具体是怎么吃的，表舅笑了，伸手比划着粗瓷碗的大小，像在比量当年的馒头：“可不是现在这样能随便添饭，是按量来的。一个人就是一个主食，不管是玉米面窝窝头，还是偶尔能吃上的白面馒头，一人一个，多了没有；汤也是，大铁桶熬的萝卜汤、白菜汤，汤里飘着点油花，就算是好的了，一人一碗，舀完就没了。”说到这儿，他顿了顿，拿起桌上的茶杯抿了一口，眼神里多了几分感慨，“这既有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毕竟那时候粮食金贵，地里的收成少，得省着吃；但也有当时的考虑——那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大家都在摸索，怎么让集体生活更有序，怎么把人组织起来干大事，都是在尝试。就像咱种庄稼，得先试种，才知道哪种种子长得好。”
话音刚落，表舅忽然抬起头，目光从墙上的《满江红》移到我身上，语气里多了几分郑重，连握着茶杯的手都微微收紧，指节有些发白：“就像现在咱们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也是在一步步探索嘛？还有咱们正在做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事儿啊，既有历史的厚重感——是踩着老辈人的脚印走过来的，从建水库到修公路，从解决温饱到奔小康，哪一步不是大伙一起干出来的；又有时代的紧迫感——得跟上现代化的步伐，人家有高铁，咱得有；人家有5G，咱也得有，不能落在后面；更有使命的分量感——这是从来没人干过的大工程，像当年建水库时没人知道能不能成，但咱得敢试、敢干！”
他说着，手指轻轻点了点桌面，像是在强调这份使命的重量，每点一下，都透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我们这代人老了，肩膀扛不动活儿了。当年建水库、搞公社，是想让乡亲们能吃饱饭、不受涝，不用再怕天旱；现在你们后辈，得接住这个使命。不只是你们，还要传给你们的后代，一代代传下去，不能断了茬。”说到“社会主义建设”，表舅的眼神亮了些，像是有光在里面闪，那光里，有当年工地的灯火，也有现在村里的路灯：“我理解的社会主义，不用讲多深奥的道理——就是让人民满意，让老百姓能安居乐业。地里的庄稼有好收成，不用再怕旱涝；家里的孩子能念好书，不用再像我当年那样没学上；老人看病不用愁，不用再怕看不起病；街坊邻里相处得和和气气，不用再为一点小事红脸。这就是好日子，就是咱要建的社会主义。”
他忽然停了停，像是想起了什么，起身从书架最底层翻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笔记本的封皮都快掉了，里面的纸页也发脆了。他小心翼翼地翻开，指着上面的字迹说：“这是我当年当村支书时记的，你看，这里写着‘1978年，村里通了电，晚上能亮灯了’，这里写着‘1985年，村里修了第一条水泥路’。那时候没别的想法，就想让村里好起来。现在村里有了文化广场，有了养老院，比当年好多了，但还不够，还得更好。”
接着，他又聊回五八水库的建设，语气里满是对那代人的敬佩，眼神也变得柔和起来：“那时候没机械，全靠人力。男人们光着膀子，穿着打补丁的褂子，手里握着铁凿、铁锨，一凿一凿地凿硬土，虎口震得发麻也不停，手上的血泡破了，裹块布条接着干；女人们也不闲着，挎着竹篮，把碎石、泥土一点点捡出来，手指磨出了茧子，也不喊累，还互相鼓劲；运土全靠扁担挑，有的坡陡，走一步滑半步，不少人肩膀磨破了皮，挑筐的绳子换了一根又一根，却没人说要走。”
但表舅没只说苦，更讲了乡亲们的巧思，说起这个，他的语速都快了些，眼里闪着光：“后来有人琢磨出‘半机械化’的法子！你猜是啥？就是用汽油桶！把汽油桶两边拴上粗绳，一头固定在坡顶的老槐树上，一头让下面的人拉着。装满泥土的桶顺着绳子往上滑，比人单挑快了一倍还多！往下运空桶时更省劲，顺着坡轻轻一放，桶就‘咕噜咕噜’滑下去，不用再费力气往回扛。”他边说边比划，像在重现当年的场景，“一开始还有人担心桶会翻，后来有人在桶底垫了块木板，稳当得很！连外地来的技术员都夸咱劳动人民脑子活，说‘这法子虽简单，却顶用’！”
他讲得细致，连当时怎么调整绳子的松紧、怎么分工拉绳、一天能多运多少土都一一说明，仿佛那些事就发生在昨天：“那时候苦归苦，但大家都觉得有奔头——建好了水库，子孙后代都能受益，地里的庄稼能浇上水，不用再靠天吃饭。每天早上天不亮就上工，到了饭点，大伙拿着粗瓷碗，蹲在工地上呼噜呼噜吃饭，窝头就着萝卜汤，也觉得香。为啥？因为心里有劲儿，知道自己在干正事，在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说到这儿，表舅忽然加重了语气，眼神里满是坚定：“其实啊，社会主义建设，从来不是哪个人的事，是咱每个中国人的事，是‘匹夫有责’！当年建水库，不管是衡水镇的、门窑镇的，还是黄河边的乡亲，没人说‘这事儿跟我没关系’，都主动来帮忙；当年办人民公社，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都想着‘怎么能让集体好起来’。现在也一样，复兴中华民族，建设社会主义，不是光靠干部，得靠咱们每一个人——工人好好做工，农民好好种地，学生好好读书，大家都把自己的活儿干好，把自己的责任扛起来，这事儿才能成！”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向墙上的书法，忽然觉得，表舅写的每一个字，都藏着这样的“匹夫有责”：楷书的沉稳，是对责任的敬畏，像当年工人们一凿一担的踏实；行书的灵动，是对创新的追求，像乡亲们琢磨出的汽油桶运土法；隶书的厚重，是对使命的坚守，像那代人建设家园的坚定。而他讲的那些故事，比墙上的字更动人——那是藏在笔墨之外的岁月，是老一代人用双手、汗水与担当写就的“生活篇章”，是“匹夫有责”最朴实的诠释。
表舅说，他没念过几年书，只上到小学毕业，就因为家里穷，不得不辍学回家帮着种地。但他打小就爱琢磨文字，辍学后，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就借着煤油灯的光，看父亲留下的旧书——大多是些《论语》《三字经》之类的，还有几本破旧的字帖。后来去副业队当会计，他更是把识字当成了大事，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记在小本子上，问村里的老师，问镇上的干部，慢慢的，认识的字越来越多，写的字也越来越好看。
再后来，村里选干部，大伙瞧他实在、识字、会算账，便选他当村委员。那时候村里条件差，没有办公室，表舅就把自己家的西厢房腾出来，当成临时办公室，白天在这里处理村里的事，晚上就接着在书桌上看书、练字。丈母娘说，有一次她去表舅家，看到他趴在书桌上写报告，油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桌上放着一本《新华字典》，遇到不会写的字，就随时查，“那认真劲儿，比上学的孩子还用心”。就这样，表舅一步步从村委员做到连队负责人，最后成了这个万人村的村支书。那些年，他忙得脚不沾地，白天要去地里看庄稼，要帮村民解决矛盾，要去镇上开会，晚上回来还要写材料、记台账，可再忙，他也没放下书桌上的笔墨——哪怕只写半张纸、读几页书，也觉得心里踏实。
“当村支书那几年，最难忘的是1983年村里修水渠。”表舅忽然说，眼神又飘远了，“那时候天旱，地里的玉米都快蔫了，村民们急得团团转。我召集大伙开会，说要修条水渠，从五八水库引水过来。没人说不愿意，男人们去挖渠，女人们去送水，连老人都来帮忙捡石头。修了一个月，水渠通了，水顺着渠流进地里，玉米一下子就精神了。那天晚上，村民们在打谷场上摆了几桌饭，炒了鸡蛋，炖了鸡肉，非要拉着我喝几杯。那酒喝着，比啥都香。”他笑着说，眼里满是怀念，“你看，这就是‘匹夫有责’，村里的事，就是大伙的事，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没有干不成的事。”
不知不觉，夕阳透过窗户照进“养心斋”，把墙上的书法染成了暖黄色。表舅起身，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张刚写好的小楷，递到我手里：“这个给你，算是个念想。”我接过一看，上面写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复兴中华，我辈担当”，字迹工整，墨色均匀，落款处写着“农叟寄后辈”。指尖触到纸页上未干的墨痕，暖暖的，像表舅的目光。
临走时，表舅送我到院门口，站在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前，他又叮嘱我：“记住，不管啥时候，都要把自己的责任扛起来。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一句空话，得靠实实在在的活儿，靠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你们年轻人，脑子活，有文化，更得好好干，别辜负了这个时代。”
车子开出村口，我回头望，表舅还站在木门前，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像院里的老槐树，坚定地守着那方小院，守着“养心斋”里的笔墨与初心。手里的小楷还带着墨香，我忽然懂了为什么总想来“养心斋”：这里不只有文化的韵味，更有表舅这位老支书用半生岁月沉淀的道理——他把对“社会主义建设，匹夫有责”的理解，藏在水库的故事里，写在书法的笔墨中，更托付给了我们后辈。
这份托付，比墙上的字更重，比满室的墨更香，是农家院里最珍贵的“精神传家宝”。它提醒着我们，不管走多远，都别忘了来时的路，别忘了肩上的责任，别忘了一代代中国人的坚守与担当——因为社会主义建设，从来都是“匹夫有责”，从来都需要我们每个人，用双手、用汗水、用初心，一点点去实现，去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