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不征赋”的仁政，如同春风化雨，滋养了饱经战乱的北方大地，使得民心归附，社会秩序迅速恢复。
然而，大陈王陈远和他的核心智囊团，尤其是贤妃柳如是，深知“国之大计，在于教化；百年基业，源于育才”。
武功可以平定天下，但唯有文治，方能稳固江山，开启盛世。
在民生初步安定、财政稍有余力之后，一项着眼于未来、功在千秋的宏伟计划——“兴学育才” 被提上了日程，并以惊人的速度和力度，在大陈治下全面铺开。
这一日，太原晋王府内，柳如是手持一份厚厚的《劝学兴教疏》，向陈远及内阁重臣阐述她的全盘计划。
她的目光清澈而坚定，声音中充满了使命感：
“王上，诸位大人。
如今我大陈疆域日扩，百业待兴。
然治国经邦，非仅恃刀兵，更需人才。
前明之亡，弊政固多，然教化不兴，人才凋敝，亦是其因。
士子或空谈性理，或钻营科举，于国计民生实学，所知甚少。
欲建万世不拔之基，必从兴办学堂，普及教化始。
此非一朝一夕之功，然今日不做，则明日无才可用！”
陈远深以为然，当即拍板：“如是所言，深合孤心！乱世用武，治世需文。
纵有良法美政，无得力之人推行，亦是空谈。
这兴学育才，便是固本培元之策！
此事，由你全权统筹，吏、户、工各部，需全力配合，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在陈远的鼎力支持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革新运动，如同星火燎原，在大陈境内迅猛展开。
其规模之大、体系之新、投入之巨，前所未有。
一、 官学体系：建立三级学堂制
柳如是借鉴古制，结合现状，创立了覆盖各层次的官办教育体系：
蒙学（小学）：“遍设乡塾，蒙以养正”。
下令各州、县、乃至大型村镇，必须设立“蒙学堂”，招收8至12岁幼童入学。
由官府提供基本经费，选拔或培训“塾师”，教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物，兼习简单算学、书写。
目标在于扫除文盲，普及基础教育，使百姓子弟皆有书可读。此为根基。
郡学（中学）：“郡县立学，研读经史”。
在各府、州治所设立“郡学堂”，招收蒙学优秀者或有一定基础的青少年。
课程以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为主，但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如地理、历史、律法、公文写作。
柳如是亲自参与编纂新教材，剔除空疏内容，增加国计民生实例。
旨在培养基层官吏和地方管理人才。
太学（大学）：“太学重开，汇聚英才”。
在太原重建“大陈太学”，作为最高学府。
从各郡学择优选拔生员，并允许有真才实学者经推荐考核入学。
太学分设经义、史政、算学、格物（物理、工科）、医科、兵法学六科！
聘请名儒大家、技艺高超的工匠、甚至投诚的西洋传教士担任教授。
柳如是亲任太学祭酒。
目标是为王国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精英。
二、 专科教育：开设实用技术学堂
针对国家建设的急需，柳如是大力推动专科教育，打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旧观念：
在太原、大同、洛阳等工业重镇设立，招收工匠子弟或有志青年，学习冶金、锻造、造船、建筑、火器制造等实用技艺，由经验丰富的大匠授课，理论与实践结合，旨在培养新一代技术工人和工程师。
由兵部牵头，在讲武堂基础上，设立系统的军事院校，培养职业军官。
课程包括兵法谋略、骑射火器、工程测绘、后勤管理等。
赵胜、赵勇等名将常去授课。
设立医学院，培养军医和民间医生，系统学习医术，研究防治瘟疫，提升医疗水平。
三、 鼓励私学，开放女学
鼓励民间士绅、致仕官员兴办“书院”、“义学”，作为官学补充。
柳如是顶住压力，在太原试点开设“女塾”，允许官宦、士绅家女子入学，学习文化、女红、算学、医药等。
虽规模有限，却开一时风气之先。
政策扶持与巨大投入：
陈远下令，从有限的财政收入中划拨专款用于教育，并允许用抄没的逆产、部分官营工场利润补充学资。
“再穷不能穷教育”。
开设“师范速成班”，培训塾师。
提高教师待遇，优秀塾师可授予“教育郎”等荣誉衔。
规定郡学、太学优秀毕业生，可直接授官或优先录用。
匠作学堂、武备学堂毕业生，直接进入工部、兵部系统，待遇从优。
极大地激发了求学热情。
成效卓着，文风蔚起：
数年之间，大陈治下，尤其是山西、河南核心区域，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乡间孩童的朗朗读书声，与市井作坊的叮当声、田间农人的劳作声，交织成一曲生机勃勃的盛世序曲。
大量寒门子弟得以入学，社会活力被激发。
太学及各专科学校，更是汇聚了来自各地的人才，思想活跃，学术争鸣，为大陈的持续发展储备了雄厚的人力资本。
学校遍地开，文脉自此兴。
陈远和柳如是大力推行的教育新政，不仅在于培养眼前所需的人才，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正在系统地塑造一个新兴王朝的意识形态、文化认同和官僚体系，从根本上与腐朽的明末学风和野蛮的清初统治划清界限，为即将到来的大一统时代，奠定了最坚实的文化和人才基石。
这是比任何军事胜利都更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