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国二七九年四月，大明皇家报社刊登了头版特讯。
内阁奉旨颁行《兴学育才令》
教化兴邦，育才固本——皇明中兴之基业！
皇明内阁令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朕承太祖高皇帝开国之宏基，继列祖列宗守成之伟业，临御天下二十载，夙夜惕厉，惟念教化不行则国脉不昌，人材不兴则社稷难固。
今察四海升平，兵戈渐息，正当大兴文教，以培国本。兹依内阁首辅、忠勇王李默所奏，特颁《兴学育才令》，布告中外，咸使知悉。
一、广设庠序，教化万民
自明国二七九年始，以十年为期，于天下各州县所辖之乡镇，遍设‘初级学堂’。
凡我大明子民，无论男女，年及七岁者，皆需强制入学，受业五载。学堂之兴建、膏火之资，由内帑与地方官帑统筹支给，免收束修，务使平民子弟，皆得沐教化之恩。
二、延揽贤才，厚待师儒
学堂之兴，师者为先。内阁决议：
1. 特开师路：征辟国内所有秀才、举人功名者，赴各州县听候委用，经州县学官考选，派赴乡镇初级学堂，充任教习。
2. 优给廪饩：所有赴任之教习，由朝廷按月颁给优厚俸廪，其额远超寻常塾师，另赐“皇家认证教习”衔，以示荣宠。
3. 定为资历：凡秀才、举人，在乡镇初级学堂尽心教习，任职满三年，且经考成，评为‘卓异’或‘称职’者，视为已历“亲民实务”。
届时，方取得参加铨选、入朝或在地方为官之资格。未履此任或考成不合格者，暂停其铨选。
三、严明考成，务求实效
1. 各地学官须定期巡查所属学堂，考核教习之勤惰、学生之进益。
2. 教习任职期间，需恪尽职守，教导蒙童识文断字、明算知理，尤须宣讲《圣谕广训》，砥砺忠君爱国之节。
3. 三年期满，由内阁吏部、礼部会同督察院，核查其功绩。教泽广被、成绩卓着者，不仅优先擢用，更予以额外嘉奖。怠惰职守、敷衍塞责者，严惩不贷。
四、昭告天下，共襄盛举
此举乃为国家储才之远谟，为万世开太平之基业。尔等秀才、举人，皆读圣贤书，当明忠君爱国之大义。
今朝廷以此重任相托，正尔等报效君父、施展抱负之良机。深入乡梓，化民成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其所获之历练，于日后为官理政，大有裨益，远胜于闭门空谈。
望天下士人，体朝廷求才之苦心，明教化新民之至要，踊跃应命，共襄盛举。俾使弦歌遍于乡野，文教光于寰宇，则我大明中兴之业，可计日而待矣！
钦此
大明内阁首辅 忠勇王 李默 领衔奉诏
明国二七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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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附议
此令之颁行，实开千古未有之新局面。昔日“皇权不下县”之旧规，今以教化之道贯通；往昔士人空谈之弊，今以实务之任矫正。
此举非惟育才，实乃固国之根本，铸中兴之基石。天下读书人，当把握此良机，投身伟业，名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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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国二七八年，四月末至五月初，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等地。
《大明皇家报社》刊发的《兴学育才令》，如同在平静（至少表面平静）的江南水乡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演变为席卷整个南方精英阶层的滔天巨浪。
对于各州县的父母官们而言，这道政令让他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纠结与撕裂之中。
“幸进”之喜与实务之忧：
一部分较为年轻或出身寒微、苦于无背景攀附的官员，内心是暗自兴奋的。他们看到了一个绕过传统盘根错节的关系网，通过扎实执行中央政令而获得擢升的绝佳机会。
督办学堂建设、管理教习考核，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一旦办好了，便是直达天听的功劳。他们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维稳”之惧与关系之困：
但更多，尤其是与地方士绅关系密切的官员，则感到如坐针毡。他们太清楚这道政令的实质了——这不仅是办学，更是要瓦解乡绅对基层知识和权力的垄断。
他们夹在中间：一边是皇命难违，且背后是忠勇军那黑洞洞的枪口和令人胆寒的迫击炮；另一边则是盘根错节的宗族、姻亲、乡党关系，这些士绅是他们在地方施政的根基，也是私下利益的来源。得罪了任何一方，都可能万劫不复。
普遍的观望与试探：
大多数官员选择了“等”和“看”。他们严格按照程序将政令张贴公布，却并不急于强力推进。
他们在观望：朝廷的决心到底有多大？会不会像以前某些政策一样雷声大雨点小？他们在观察：其他地方的同僚是怎么做的？本地的士绅大族，尤其是那些致仕还乡的“老大人”们，会作何反应？
士绅地主集团的内心风暴与无奈抉择
与那些因入仕有望而兴奋的底层秀才举人不同，已经掌握了土地、财富和基层话语权的士绅地主们，内心充满了巨大的矛盾、愤懑，以及……恐惧。
1. 利益的切肤之痛：
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道政令是冲着他来的。
文化特权被剥夺：一旦朝廷免费、强制办学，他们开设的私塾将难以为继，他们通过知识垄断获得的社会威望和“教化”领袖地位将荡然无存。
政治影响力被削弱：朝廷的权力通过学堂直接下乡，他们这些“乡贤”对基层事务的话语权将被大幅压缩。那些由朝廷“认证”和支付薪俸的教习，还会听命于他们吗？
潜在的经济损失：强制入学意味着家里的童工（尤其是贫寒之家）减少，可能会影响到依附于他们的佃户和雇农的劳动能力。
2. 对武力的恐怖记忆：
所有的愤懑和算计，最终都指向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忠勇军。
这些南方的士绅，或许没有亲身经历过北方的战火，但他们清晰地记得：
三年前，李默如何护着崇祯皇帝，如同锋利的刀刃切开黄油般，从一片混乱的北方杀到扬州，沿途那些桀骜不驯的军阀是如何被轻易碾碎。
“闯王”、“八大王”那令人闻风丧胆的百万流寇，是如何在忠勇军的新式火器面前灰飞烟灭。
更不用说，那曾经不可一世、被视为大明心腹大患的满洲铁骑，如今正在关外被忠勇军三路并进，打得节节败退，覆灭在即。
“李逆……不，李首辅的兵，那是真的会杀人，也真的敢杀人的。”
许多士绅在私密的聚会中，最终都会化作这样一声无力的叹息。他们见识过忠勇军镇压当地敢于反抗的豪强时，那种毫不留情、效率极高的冷酷。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民意”和“乡议”都显得如此苍白。
3. 分裂与最终的妥协：
面对这无法抗拒的洪流，南方士绅集团开始出现分化：
少数最顽固者：暗中串联，试图用“软钉子”拖延，比如声称找不到合适场地、筹集不到足够资金，或鼓动一些愚昧乡民散播“上学堂会被勾走魂魄”的谣言。
大多数务实派：在经过痛苦的权衡后，选择了 “打不过就加入” 。他们开始主动将族中子弟（尤其是科举无望的旁支）推荐去应聘“皇家认证教习”，试图在新的权力体系中提前布局。
他们甚至会“慷慨”捐出一些族产作为校舍，以换取官府的赏识和未来的便利。
最具远见者（或曰最投机者）：则看到了其中蕴含的新机遇。他们开始研究能否承包学堂的建材供应，能否通过支持新政与李默系统的新贵官员搭上关系。
他们将此视为一场洗牌，危机中亦存有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契机。
最终，在《兴学育才令》颁布后的这个春天，南方大地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景象：表面上，所有州县都在热火朝天地筹备办学，士绅们纷纷表示“谨遵皇命”、“为国育才”；暗地里，则是无数的算计、妥协和利益的重新分配。
但无论如何，没有人敢公开站出来说一个“不”字。
因为所有人都明白，那位在紫禁城里的皇帝，和他身边那位忠勇王，他们的意志，由忠勇军的枪炮与战舰保驾护航，已不容置疑。
旧时代的秩序，正在以一种无可阻挡的方式，被一寸寸地撬动、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