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键按下的瞬间，最后一片野菊花瓣落在玻璃上，像是在轻轻点头。老李盯着那瓣花看了半晌，忽然想起二十年前拆包裹的情景。当时也是这样的秋夜，他刚到博物馆当保安，馆长把个沉甸甸的木箱交给他，说里面是“会喘气的老物件”。
开箱时飘出的就是这种野菊香。泡沫垫里裹着的青花盘用蓝印花布包了三层，布角绣着朵半开的菊花，针脚歪歪扭扭，像出自新手之手。现在想来，那大概是苏老太太绣的——相册里穿旗袍的她，指尖捏着绣花针，眉骨的痣在灯下亮得很。
储藏室的门没关严，晚风卷着什么东西滚过来，停在老李脚边。是枚铜制的顶针，边缘磨得发亮，内侧刻着个模糊的“苏”字。他弯腰捡起来，顶针上还留着体温，显然是刚才那姑娘落下的。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修复师回的消息：“照片放展柜里？不合规矩吧。”老李摩挲着顶针上的纹路，打字回复：“算辅助展品，备注‘捐赠人影像资料’。”
刚把手机揣回去，展厅深处突然传来“咔嗒”声。老李猛地转头，手电筒的光束扫过一排排展柜，最后落在明代青瓷瓶上——新插的野菊不知何时折了茎，花瓣落了满柜。
他走过去细看，发现玻璃柜内侧粘着张便签，是用铅笔写的：“老宅在东四胡同37号，梁上有个红漆木箱。”字迹和相册背面的如出一辙，想来是那姑娘趁他发消息时塞进来的。
夜风突然变急，穹顶的吊灯晃了晃，所有空置展柜的锁扣都在响，像是有双无形的手在挨个触摸。老李数过的十七个空位，此刻在月光里泛着冷光，倒像是十七双睁着的眼睛。
第二天一早，老李请了半天假。东四胡同离博物馆不远，37号院门口堆着拆迁的砖砾，门框上还贴着“危房改造”的封条。他绕到后院，翻墙进去时裤脚沾了不少野菊的绒毛——墙角的野菊长得比人高，花丛里藏着把锈迹斑斑的梯子。
老宅的梁上果然有个红漆木箱，锁早就锈透了。老李把箱子抱下来时，听见里面传来纸张摩擦的窸窣声，像有人在里面轻轻翻页。打开箱盖的瞬间，野菊香涌出来，混着陈年的樟木味，呛得他直咳嗽。
箱子里整整齐齐码着半箱信，信封上的邮票大多盖着台湾邮戳，最早的日期是1949年春。最上面那封信没封口，掉出来张黑白照片，穿中山装的男人抱着个襁褓，站在野菊丛前，眉眼间有颗和姑娘一样的痣。
“阿芸，盘已托人带回，待菊花开满院，我便归。”信里的字迹遒劲有力，末尾画着朵小小的菊花，“若见盘底‘苏’字，便知是我亲手刻的，那年你说要在盘沿种满菊花，我记着呢。”
老李的手指抚过信纸上的折痕，忽然明白为什么苏老太太能一眼认出青花盘。那些信里夹着的干枯花瓣，和展厅青瓷瓶里的野菊，竟是同个品种。
回到博物馆时，修复室的门开着。姑娘正蹲在修复台前，看修复师用特制胶水粘合瓷片。她校服口袋里露出半截红绳，拴着的正是那枚铜顶针。
“李爷爷！”见他进来，姑娘立刻站起来，手里捏着张照片，“这是太爷爷！修复师说，照片能和盘子一起展出！”
老李把红漆木箱放在桌上，信笺在风里微微颤动。修复师举着放大镜凑过来，忽然指着青花盘内侧：“这里有道暗纹！”众人凑近了看，只见盘底的缠枝莲纹里，藏着朵极小的野菊，花瓣的弧度和照片里男人胸前的徽章一模一样。
暮色降临时，十七个空置展柜里，已有一个挂上了苏老太太的照片。姑娘把那半箱信放进旁边的展柜，玻璃门关上的瞬间，晚风穿过展厅，吹动青瓷瓶里的野菊，所有花瓣同时轻触玻璃，像是无数声温柔的应答。
老李站在展柜前，看着照片里穿旗袍的苏老太太，忽然觉得那些空置的位置不再冷清。他数了数，还剩十六个空位。
手机又震了，是馆长发来的消息：“下周有批抗战时期的家书要展出，留三个空位。”老李笑着回复“好”，抬头时正看见姑娘把那枚铜顶针轻轻放在青花盘的展柜里。
顶针碰到玻璃的声响，混着野菊花瓣的轻响，在空荡的展厅里荡开。老李知道，这只是开始。晚风还会带来更多故事，那些等待了太久的思念，终将在这些空位里，找到安稳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