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的阳光从模具区的高窗斜切进来，把几块废弃玻璃边角料照得通亮。那些曾被随手堆在角落的模具残片，此刻安静地躺在拼起的工桌上，像一群等待点名的老兵。几张手绘草图还带着粉笔灰，被夹在文件夹边缘，一角微微卷起。
刘好仃站在桌前，手里捏着一支快没水的记号笔，轻轻点了点桌面：“咱们上回说的‘瓶子不该只听人说话’，这话不能说完就散。”他顿了顿，把笔帽咔哒一声扣上，夹进耳朵，“得让它真能说点什么，还得说得明白。”
小林正低头翻手机，闻言抬头：“刘工，你是说……咱们真要搞个‘社会责任部’？名字听着像跨国集团才配有的配置。”
“不搞部门。”刘好仃摇头，“搞个小组就行。三个人，两周，先弄明白一件事——别人眼里的‘责任’，到底是个啥标准。”
阿芳从资料堆里抬起头，手里捏着张冰岛寄来的明信片复印件，上面印着那棵插着玻璃瓶的小树。“你是说，咱们得按人家的规矩来？欧盟的、北美的、东南亚的？他们连玻璃瓶回收都有KpI？”
“不止。”刘好仃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上面是老张那天手写的能耗估算，“他们管你用多少电，管你工人几点下班，管你有没有给社区小孩办手工课。甚至——”他指了指复印件上那行泰文“??????”，“管你一个瓶子能不能变成灯。”
老张抱着工具箱走进来，听见最后一句，哼了一声：“那我还得考个国际认证？下次验厂不光看防火通道，还得背《全球可持续发展指南》？”
“不用背。”刘好仃把一张A4纸贴上白板，上面用红笔写着：“国际社会责任标准研究小组”。下面列着三行字：
欧盟：环保与劳工权益
北美：透明度与问责机制
东南亚：本地化参与与文化尊重
“咱们就当回学生。”他拿起笔，在每人名字后画了个圈，“小林啃外文，阿芳找案例，老张——”他顿了顿，“你最懂厂里规矩，看看咱们的‘土办法’，哪块能接上‘洋标准’。”
老张盯着白板看了半晌，忽然从工具箱里掏出一本泛黄的册子，拍在桌上。封皮上印着《出口企业社会责任指引》，右下角有他熟悉的签名。
“2019年的本子。”他翻到签收页，指了指那个名字，“你早签过到，咋现在才翻出来？”
刘好仃没接话。他走过去，从抽屉里取出那个旧笔记本，翻开背面，上面是那天午休后他补写的三行字：
听过了。
记下了。
该传了。
他在最后一行下面，用铅笔轻轻添了四个小字：“怎么传？”
阿芳看见了，没说话，只是默默拍了张照，存进资料文件夹，命名为：“RSc-001_萌芽记录”。
研究正式开始。
小林一头扎进文档海洋。SA8000、ISo、GRI准则……这些字母组合像玻璃熔炉里的气泡，一个接一个冒出来，又迅速消失在术语的高温里。他边读边记，把晦涩条款翻译成大白话：“禁止童工”——“小孩不能碰机器”；“碳足迹披露”——“你烧多少油，得写明白”。
“刘工，”他某天举着平板冲进办公室，“北美这边要求企业每年发布‘社会影响报告’，格式比财报还复杂。咱们要是真做，得请个专业写手。”
刘好仃正用剪刀裁t-7号磨砂玻璃片，闻言头也不抬：“咱们不写报告，咱们先搞明白——他们为啥要这份报告？”
“为啥？”
“因为有人不信。”刘好仃把裁好的小方片排在桌上，像一排待刻的瓶身，“他们不信你说的‘环保’是真的，‘善意’是自发的。所以要标准，要证据，要可查。”
小林愣了愣，忽然笑了：“所以咱们现在不是在搞慈善，是在……考信用？”
“对。”刘好仃点头，“信用分不够，瓶子再有故事，也进不了人家的市场。”
阿芳则联系了清迈的手工艺合作社和冰岛的植树项目，收集他们合作时遇到的合规要求。她发现，冰岛那边虽然没强制标准，但社区项目必须通过“环境影响预评估”，连一棵树种在哪，都要说明是否影响本地生态。
“他们连风向都测了。”她把资料投影在墙上，“说是为了避免新树挡住候鸟路线。”
老张听着听着，眉头越皱越紧。他翻出厂里近三年的能耗表、排班记录、废料处理单，一条条对照欧盟的“绿色供应链”要求，越对越心惊。
“咱们这模具回收，以前都当废铁卖。”他指着一条数据，“人家要求溯源——谁回收、怎么运、再造成啥，全得留记录。咱们连收废品的老王姓啥全名都不知道。”
“那就从现在开始知道。”刘好仃说。
研究进入第三周，团队在会议室白板上贴出一张巨大的“标准热力图”。三大区域用不同颜色标注，红线代表强制条款，黄线是推荐实践，绿线是加分项。
欧盟区一片深红：禁用童工、零碳排、供应链追溯；
北美区密密麻麻全是透明度要求：数据公开、第三方审计、年度报告；
东南亚区则集中在社区互动：本地雇佣率、文化尊重、公益投入。
“太难统一了。”小林扶着额头，“咱们总不能一个瓶子三种活法吧？”
刘好仃站在图前，沉默良久。忽然，他拿起红笔，在三个区域交叠的中心画了个圈。
“找最小公倍数。”他说，“不管哪边，都认三件事：对环境好一点，对社区实诚一点，对信息透明一点。咱们就从这三样做起。”
阿芳眼睛一亮，迅速在图谱边缘补了一行小字：
“冰岛植树项目是否符合GRI12标准？”
第二天清晨，刘好仃第一个到会议室。他站在热力图前，目光落在那行小字上，久久不动。阳光慢慢爬上白板，照在“GRI12”三个字母上，像一道无声的提示。
他拿起笔，在下面写下两个字：
“从它开始。”
老张进来时，正好看见这一幕。他放下保温杯，盯着那两个字看了许久，忽然说：“咱们研究了三周标准，可标准之外呢？”
刘好仃转过身：“你说啥？”
“我说——”老张指着图上那片深红的欧盟区，“人家要追溯供应链，要碳足迹，要报告。可咱们最开始做这些事，是因为标准吗？”
会议室一时安静。
刘好仃没答。他走回座位，打开笔记本，翻到“听过了。记下了。该传了。”那一页。指尖轻轻划过“怎么传？”那四个铅笔字。
片刻后，他合上本子，声音很轻：
“标准是路，不是起点。咱们的起点，是那个在纸箱上写‘妈，我在深圳’的女孩，是冰岛风里的那棵树，是清迈想用模具照亮巷子的人。”
他抬起头，看着三人：“现在，咱们只是要把这条路，走得更清楚一点。”
研究结束当天，团队提交了《国际社会责任标准初步梳理报告》。没有华丽排版，只有三部分：
一、主要市场标准对比表
二、合规难点清单
三、可对接的现有实践（附案例）
阿芳在附录里加了一句：
“所有案例均源于用户自发行动，企业未主动发起。”
刘好仃在报告封面写下一句话：
“责任不是别人要求你做的事，而是你知道该做的事，终于有了名字。”
他把报告打印出来，放进文件夹，准备归档。
就在他合上夹子的瞬间，小林冲进来，手里举着手机：
“刘工！冰岛那边更新了！他们用‘??????’那棵树的年轮做了个音纹装置，风吹过瓶子，会播放一段语音——是那个泰国女孩当年录的‘妈妈，我很好’。”
刘好仃的手停在文件夹上。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封面上那行字上，
“责任”两个字，
正泛着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