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乙丑年）
正月，壬辰初一，隋炀帝大赦天下，更改年号为大业。
册立王妃萧氏为皇后。
撤销各个州的总管府。
丙辰日，立晋王杨昭为皇太子。
隋文帝末年的时候，有大臣说林邑这个地方有很多奇珍异宝。当时天下太平，刘方刚刚平定交州，于是朝廷任命刘方为驩州道行军总管，去谋划夺取林邑。刘方派遣钦州刺史宁长真等人率领一万多步兵和骑兵从越裳出发，自己亲自率领大将军张愻等人带领水师从比景出发。就在这个月，大军抵达林邑海口。
二月，戊辰日，隋炀帝命令有关部门把金银财宝、各种器物、彩色丝绸、车马等大量陈列出来，让杨素以及各位讨伐汉王杨谅有功的将领站在前面，派奇章公牛弘宣读诏书，称赞他们的功劳，按照功劳大小分别给予赏赐。杨素等人两次跪拜，欢呼舞蹈后退出。己卯日，任命杨素为尚书令。
下诏天下官员在守丧期满后，除去丧服，只有皇帝穿浅色黄衫、系铁装饰的腰带。
三月，丁未日，隋炀帝下诏让杨素和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负责营建东京洛阳，每个月要征调民夫二百万人，还把洛州城郭内的居民以及各个州的富商大贾几万户迁移过去，让那里变得繁荣起来。同时废弃二崤道，开辟菱册道。
戊申日，隋炀帝下诏说：“听取百姓的意见，和普通民众商议，这样才能清楚地知道刑政的得失。现在我要去巡视淮河、淮海一带，观察各地风俗。”
命令宇文恺和内史舍人封德彝等人营建显仁宫。显仁宫南边连接皁涧，北边跨越洛水之滨。从长江以南、五岭以北采集奇材异石，运到洛阳；还在全国寻求优良的树木、奇异的花草、珍稀的飞禽走兽，用来充实园林。辛亥日，命令尚书右丞皇甫议征调河南、淮北各个郡的百姓，前后一共一百多万人，开通济渠。从西苑引谷水、洛水到黄河；再从板渚引黄河水经过荥泽流入汴水；又从大梁东边引汴水进入泗水，到达淮河；还征调淮南百姓十多万人开凿邗沟，从山阳到杨子进入长江。通济渠宽四十步，渠的两边都修筑御道，种上柳树。从长安到江都，修建了四十多座离宫。庚申日，派黄门侍郎王弘等人到江南去建造龙舟以及其他各种船只几万艘。东京的官吏监督工程非常严苛急切，民夫累死的有十分之四五，主管部门用车装载死去的民夫，向东到城皋，向北到河阳，一路上接连不断。又在东京修建天经宫，按照四季祭祀隋文帝。
林邑王梵志派兵据守险要之地，刘方进攻并把他们击退。大军渡过阇黎江时，林邑的士兵骑着巨大的大象，从四面赶来。刘方作战不利，于是就挖了很多小坑，用草盖上，然后派兵去挑战，交战之后假装战败后退；林邑士兵追赶，大象很多陷入坑中摔倒，互相惊恐，军队大乱。刘方用弩箭射大象，大象往后跑，践踏了自己的阵营，刘方趁机率领精锐部队继续进攻。林邑军队大败，被俘虏和杀死的数以万计。刘方带兵追击，多次作战都取得胜利，越过马援所立的铜柱向南，八天后到达林邑国都。夏季，四月，梵志放弃城池逃到海上。刘方进入城中，缴获他们的十八尊庙主像，都是用黄金铸造的；刻石记录功绩后返回。士兵们很多脚都肿了，死去的有十分之四五。刘方自己也生病了，死在回朝的路上。
当初，尚书右丞李纲因为多次提出不同意见，得罪了杨素和苏威，杨素就向隋文帝推荐李纲，让他担任刘方的行军司马。刘方迎合杨素的意思，故意刁难李纲，差点把他折磨死。军队返回后，李纲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调任，苏威又派李纲到南海接应林邑事务，过了很久也不召他回来。李纲自己回来汇报事情，苏威就弹劾他擅自离开岗位，交给司法官吏审问；正好赶上大赦，李纲被免去官职，隐居在鄠县。
五月，开始修建西苑，周长二百里。西苑里面有个大湖，周长十多里。在湖中堆起方丈、蓬莱、瀛洲等几座假山，高出水面一百多尺，亭台楼阁、宫殿建筑，遍布在山上，高低错落，就像仙境一样。北面有龙鳞渠，弯弯曲曲地注入湖中。沿着龙鳞渠建造了十六座院子，每个院子的门都对着水渠，每个院子都由一位四品夫人管理，里面的堂殿楼观，极其华丽。宫里的树木到了秋冬季节凋零，就剪彩绸做成花叶，绑在树枝上，颜色旧了就换新的，始终像春天一样。池塘里也用彩绸剪成荷花、菱角等，皇帝来游玩时，就把冰去掉，布置好这些彩绸做的水生植物。十六院的夫人竞相用精美的食物来攀比，以求得到皇帝的恩宠。皇帝喜欢在月夜带着几千名宫女骑着马在西苑游玩，还创作了《清夜游曲》，让人在马上演奏。
隋炀帝对待各位亲王的恩情很淡薄，还对他们有很多猜忌。滕王杨纶、卫王杨集心里很担忧害怕，就叫来术士询问吉凶，还举行道教的斋醮仪式祈求赐福。有人告发他们心怀怨恨、诅咒皇帝，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处死他们；秋季，七月，丙午日，隋炀帝下诏把他们开除官籍，贬为平民，流放到边远郡县。杨纶是杨瓒的儿子；杨集是杨爽的儿子。
八月，壬寅日，隋炀帝前往江都，从显仁宫出发，王弘派龙舟前来迎接。乙巳日，隋炀帝乘坐小朱航，从漕渠驶出洛口，登上龙舟。龙舟有四层，高四十五六尺，长二百丈。最上面一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一百二十个房间，都用金玉装饰；最下面一层是内侍居住的地方。皇后乘坐翔螭舟，规模比龙舟稍小，但装饰没什么差别。另外还有浮景船九艘，有三层，都是水上宫殿。还有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陵波、五楼、道场、玄坛、板翕、黄篾等几千艘船，供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和尚、尼姑、道士、外国宾客乘坐，以及装载朝廷内外各部门供奉的物品，一共用了八万多名拉船的民夫，其中拉漾彩以上船只的有九千多人，这些人被称为殿脚，都穿着彩色丝绸做的衣服。又有平乘、青龙、艨艟、艚艟、八棹、艇舸等几千艘船，由十二卫的士兵乘坐，船上装载着兵器和帐幕，由士兵自己划船，不用民夫。船只首尾相连二百多里，光彩照耀着水陆，骑兵在两岸护卫前行，旌旗遮蔽了原野。所经过的州县，五百里内都命令进献食物，多的一个州要送一百车，都是水陆各种珍奇食物；后宫的人都吃腻了，出发的时候，很多食物都被扔掉或埋掉。
契丹侵犯营州，隋炀帝下诏让通事谒者韦云起带领突厥兵去讨伐，启民可汗派出两万骑兵，听从韦云起的指挥。韦云起把军队分成二十个营，分四路一起进发，每个营相隔一里，不能相互混杂，听到鼓声就前进，听到号角声就停止，除非是有公事，否则不许骑马快跑，反复强调这些命令后，击鼓出发。有个叫纥干的人违反了约定，韦云起把他斩首，拿着他的首级巡行示众。于是突厥的将帅来拜见韦云起时，都跪着用膝盖行走，大腿发抖，不敢抬头看。契丹本来是依附突厥的，对突厥没有猜忌之心。韦云起进入契丹境内后，让突厥人假装说是去柳城和高丽做交易，谁敢泄露真实情况就斩首。契丹没有防备，韦云起在距离他们营地五十里的地方，快速前进发起袭击，把契丹的男女四万口全部俘获，杀掉其中的男子，把女子和一半的牲畜赏赐给突厥，其余的都带回去了。隋炀帝非常高兴，召集百官说：“韦云起利用突厥平定契丹，才能兼备文武，现在我要亲自举荐他。”于是提拔韦云起为治书侍御史。
当初，西突厥的阿波可汗被叶护可汗俘虏，西突厥国人拥立鞅素特勒的儿子，就是泥利可汗。泥利可汗去世后，他的儿子达漫继位，号称处罗可汗。达漫的母亲向氏，本来是中原人，后来改嫁泥利可汗的弟弟婆实特勒。开皇末年，婆实和向氏入朝，正赶上达头可汗叛乱，就留在了长安，住在鸿胪寺。处罗可汗大多居住在乌孙原来的地方，治理方法不当，国内很多人都反叛了，又被铁勒围困。铁勒是匈奴的后裔，族类繁多，有仆骨、同罗、契苾、薛延陀等部落，他们的酋长都称为俟斤。虽然姓氏不同，但一般都统称铁勒，大体上和突厥风俗相同，以抢劫为生，没有大的君主，分别隶属于东、西两突厥。这一年，处罗可汗带兵攻打铁勒各个部落，对他们征收很重的赋税，又猜忌薛延陀，担心他们叛乱，就召集他们的酋长几百人，全部杀掉。于是铁勒各部落都反叛了，拥立俟利发俟斤契苾歌楞为莫何可汗，又拥立薛延陀俟斤字也咥为小可汗，和处罗可汗作战，多次打败他。莫何可汗勇猛无比，非常得人心，邻国都很惧怕他，伊吾、高昌、焉耆都归附了他。
【内核解读】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作为隋炀帝杨广登基后的首个完整纪年，其记载的史事集中展现了这位帝王的统治风格与时代特征。透过这段史料，既能看到隋代国力的巅峰投射，也能窥见王朝由盛转衰的隐患伏笔。
权力巩固与制度调整：新朝气象的双重性
隋炀帝在元年正月便完成了一系列权力布局：改元“大业”彰显雄心，立萧氏为皇后、晋王昭为皇太子稳定宗法秩序，废除诸州总管府则直指地方兵权，强化中央集权。这些举措效率极高，体现了新君对权力结构的精准把控。但“废总管府”的背后，也暗含着对地方势力的深度猜忌，为后来的统治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
对杨素等功臣的高调封赏（“大陈金宝器物”“称扬功伐”），既是对开国功勋的安抚，也是皇权对功臣集团的强势掌控。以杨素为尚书令的人事安排，看似尊崇，实则将核心权力牢牢绑定在帝王意志之下，这种“恩威并施”的驭下之术，暴露了隋炀帝对权力的极度掌控欲。
工程建设与民生代价：盛世幻象下的危机
隋炀帝在大业元年启动的一系列大型工程，堪称古代基建史上的“狂飙突进”：营建东京每月役使二百万人，开通济渠征发河南淮北百万民夫，开邗沟动用淮南十馀万劳力，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这些工程的规模与效率令人震撼，大运河的开凿更对后世南北经济交流意义深远。
但史料中“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的记载，撕开了盛世工程的残酷底色。运河“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的奢华标准，与“死者什四五”的民生代价形成尖锐对比。显仁宫、西苑的营建更是极尽奢靡——“剪彩为华叶，色渝则易以新者”“十六院竞以淆羞精丽相高”，这种以民脂民膏堆砌的“阳春永驻”，本质上是对民力的过度透支。
军事扩张与统治术：辉煌战功下的隐忧
刘方经略林邑的战事，展现了隋军的战术智慧（“掘小坑诱象陷没”“弩射象乱阵”），最终“俘馘万计”“刻石纪功而还”，扩大了隋朝的南方影响力。但“士卒肿足，死者什四五，方亦得疾卒于道”的结局，同样暴露了远程征战的沉重代价。
韦云起借突厥兵讨契丹的“不战而胜”，则体现了隋炀帝的外交手腕——“诈云向柳城交易”“驰进袭之，尽获其男女四万口”。这种“以夷制夷”的策略虽获帝王盛赞（“才兼文武，朕今自举之”），但将契丹男子尽杀、女子与畜产分赐突厥的残酷手段，既埋下了边疆民族矛盾的隐患，也暴露了隋代对外扩张的掠夺本质。
帝王私欲与政治生态：衰败的前兆
隋炀帝的个人享乐需求在史料中占据显着篇幅：八月巡幸江都的龙舟船队“舳舻相接二百馀里，照耀川陆”，挽船士八万馀人，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多者一州至百轝”，后宫“厌饫”则“弃埋之”。这种极致奢华的巡游，完全以满足帝王私欲为核心，将专制皇权的挥霍性暴露无遗。
对宗室的猜忌（“待诸王恩薄，多所猜忌”）与对直臣的打压（李纲因忤逆权贵“免官屏居”），则反映了朝堂政治生态的恶化。滕王纶、卫王集因“呼术者问吉凶”便被“除名为民，徙边郡”，这种严苛的猜忌氛围，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离心离德，为后来的天下大乱埋下伏笔。
结语：短暂辉煌下的历史镜鉴
大业元年的隋朝，如同一个正在高速行驶却刹车片失灵的战车：帝王的雄心壮志转化为无休止的工程与征战，国家的强大国力被挥霍于奢靡享乐与疆域扩张，民生的持续凋敝则在盛世表象下积蓄着反抗的能量。这段史料记录的不仅是一年的史事，更是一个王朝由巅峰急速滑向深渊的起点。其警示意义穿越千年依然清晰——任何忽视民生、透支民力的“大业”，终将被历史所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