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寿三年(公元603年,癸亥年)
秋天,八月壬申日,赐死幽州总管燕荣。燕荣这人性格极其严厉,动不动就鞭打身边的人,一打就是上千下。有一次,他看到路边一丛荆棘,觉得可以做成刑杖,就命人取来,随即拿来在人身上试打。有人辩解说自己没罪,燕荣说:“以后你有罪,就免你一次。”不久这人犯了错,燕荣要杖打他,这人说:“前几天被打时,大人您答应过要是我有罪就饶恕我。”燕荣说:“你没罪时都这样,何况现在有罪呢!”照旧把人杖打了一顿。
观州长史元弘嗣调任幽州长史,他害怕受到燕荣的羞辱,坚决推辞。皇上就命令燕荣说:“元弘嗣要是犯了要打十板子以上的罪,都必须上奏让我知道。”燕荣生气地说:“这小子竟敢戏弄我!”于是派元弘嗣去监管粮仓收粮,只要发现一粒糠、一颗秕谷,就处罚他。每次鞭打虽然不满十下,但一天之内,有时能打好几次。就这样过了好几年,两人的仇怨越来越深。燕荣于是把元弘嗣抓进监狱,断绝他的粮食,元弘嗣只能扯破衣服掏出棉絮,和着水吞咽。他的妻子赶到京城喊冤,皇上派使者去调查,回报说燕荣残暴无度,贪污受贿,声名狼藉。皇上把燕荣召回,赐他自尽,让元弘嗣接替他管理幽州事务。没想到元弘嗣比燕荣还残暴。
九月壬戌日,设置常平官。
这一年,龙门的王通到京城进献《太平十二策》,皇上没采用,王通只好作罢回家。之后王通就在黄河、汾水一带讲学授徒,从远方慕名而来的弟子很多。朝廷多次征召他,他都没有去。杨素很看重他,劝他出来做官,王通说:“我有祖先留下的旧房子,足以遮风挡雨,还有几亩薄田,能勉强维持生计,读书谈论道理,我就能自得其乐。希望大人您能以身作则治理天下,让世道和谐,年成丰收,这样我得到的恩赐就很多了,我不想做官。”有人在杨素面前诋毁王通说:“他其实很傲慢,不把您放在眼里,您干嘛敬重他呢?”杨素拿这话去问王通,王通说:“要是您能被怠慢,那我就做对了;要是您不能被怠慢,那就是我做错了:对错在我,跟您有什么关系呢!”杨素听了,还是像以前一样对待他。王通的弟子贾琼问怎么平息别人的诋毁,王通说:“不用辩解。”又问怎么消除别人的怨恨,王通说:“不要争斗。”王通还曾说:“没有赦免制度的国家,它的刑罚一定公平;横征暴敛的国家,它的财富一定会减少。”还说:“听到诋毁就发怒,这是给进谗言的人当诱饵;听到称赞就高兴,这是给阿谀奉承的人当媒介;杜绝诱饵,远离媒介,谗言和谄媚就会离得远远的。”大业末年,王通在家中去世,他的弟子们给他谥号为文中子。
突厥步迦可汗的部落大乱,铁勒族的仆骨等十多个部落,都背叛步迦可汗,投降了启民可汗。步迦可汗的部众溃败,向西逃到吐谷浑。长孙晟把启民可汗安置在沙漠入口,启民可汗从此拥有了步迦可汗的全部部众。
【内核解读】
仁寿三年的这几件史事,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隋代社会的复杂面相,其中的人性百态与制度困境,即便放在今天仍有值得深思之处。
燕荣的酷政与覆灭,是权力失控的典型样本。他将施虐当作权力的炫耀,用荆棘试人、构陷元弘嗣的手段,暴露了古代专制体系下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的铁律。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元弘嗣从受害者转变为更严酷的施暴者,这恰似一场残酷的权力模仿游戏 —— 当制度未能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暴行便会像病毒般传染,最终形成 “以暴易暴” 的恶性循环。隋文帝的赐死令看似伸张正义,实则仍是人治模式下的偶然纠错,无法从根本上杜绝酷吏滋生。
王通的选择则提供了另一种生存范式。面对政治失意,他拒绝杨素的仕宦邀请,以 “弊庐蔽风雨、薄田具饘粥” 的姿态坚守学术阵地,其 “无辩止谤、不争息怨” 的处世哲学,既是对乱世中人性幽暗的洞察,也暗含着士人的精神自救。他提出的 “无赦之国刑必平”“重敛之国财必削” 等观点,直指专制统治的两大病灶 —— 司法不公与横征暴敛,即便在今天,这些思想仍闪烁着民本主义的光芒。而他与杨素关于 “慢公与否” 的对话,更展现了独立知识分子在强权面前的人格坚守。
突厥的部族更迭,揭示了古代边疆政治的丛林法则。步迦可汗的溃败与启民可汗的崛起,本质上是游牧部族势力均衡被打破的结果。长孙晟护送启民可汗的举动,体现了中原王朝 “以夷制夷” 的边疆策略,这种利用部族矛盾维护边疆稳定的手段,虽在短期内有效,却也埋下了部族间长期纷争的隐患。
纵观这一年的史事,权力与人性的博弈始终是核心主题:燕荣的覆灭警示权力失控的危险,王通的坚守彰显人性在困境中的光辉,突厥的变故则展现了权力更迭中的丛林逻辑。这些跨越千年的历史镜像,至今仍能为我们提供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