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云昭训的父亲云定兴，进出东宫毫无节制，还经常进献奇装异服和新奇器物，就为了讨太子杨勇欢心。左庶子裴政多次劝谏，杨勇根本不听。裴政对云定兴说：“您的所作所为不符合规矩。而且元妃突然去世，外面传得沸沸扬扬，这对太子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名声。您应该主动引退，不然，大祸就要临头了。”云定兴把这话告诉了杨勇，杨勇就更加疏远裴政，还把他调出东宫，去做襄州总管。唐令则和杨勇关系很亲近，杨勇经常让他用唱歌弹琴的方式教宫女们。右庶子刘行本责备唐令则说：“身为庶子，应当用正道辅佐太子，怎么能在太子的内室中讨好取乐呢！”唐令则虽然很羞愧，但就是不改。当时，沛国的刘臻、平原的明克让、魏郡的陆爽，都因为文学才华受到杨勇亲近。刘行本气他们不能好好教导保护太子，常常对这三个人说：“你们也就只会读书罢了！”夏侯福曾经在宫殿内和杨勇嬉戏打闹，笑得声音都传到外面去了。刘行本听到后，等夏侯福出来，就数落他说：“殿下宽容，给你好脸色。你是什么身份的小人，竟敢如此轻慢！”说完就把他交给执法的人处置。过了几天，杨勇为夏侯福求情，刘行本才把他放了。杨勇曾经得到一匹好马，想让刘行本骑上去给他看看，刘行本一脸严肃地说：“皇上安排我做庶子，是让我辅佐教导殿下，可不是给殿下当逗乐的臣子。”杨勇听了很惭愧，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等到杨勇被废，裴政和刘行本都已经去世，皇上感叹说：“要是裴政、刘行本还在，杨勇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
杨勇曾经宴请东宫的臣子，唐令则亲自弹琵琶，唱《娬媚娘》这样的艳曲。洗马李纲站起来对杨勇说：“唐令则身为东宫的官员，职责是辅佐教导殿下；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自己当成歌女伶人，演奏低俗的音乐，污染大家的耳目。要是这事让皇上知道了，唐令则的罪过可就大了，这难道不会连累殿下您吗！我请求立刻治他的罪！”杨勇说：“我就是想找点乐子，你别多管闲事！”李纲只好快步走出去。等到杨勇被废，皇上把东宫的官员们召集起来，严厉责备，大家都吓得不行，没人敢说话。只有李纲说：“废立太子这样的大事，现在文武大臣心里都知道不应该这么做，但都不敢出声，我怎么敢怕死，不站出来为陛下说清楚呢！太子本性一般，跟着好人就能学好，跟着坏人就会学坏。要是陛下当初挑选正直的人辅佐他，他足以继承皇位。可现在却让唐令则做左庶子，邹文腾作家令，这两个人只知道用音乐、打猎这些事讨太子欢心，太子怎么能不走到这一步呢！这其实是陛下您的过错，不是太子的罪过。”说着就趴在地上，哭得抽抽搭搭。皇上沉默了很久，神情凄惨地说：“李纲责备我，不是没有道理，只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选你做东宫的臣子，可杨勇不亲近信任你，就算再选正直的人，又有什么用呢！”李纲回答说：“我之所以不被太子亲近信任，就是因为奸臣在他身边啊。陛下只要杀了唐令则、邹文腾，再挑选贤能的人辅佐太子，怎么就知道我会一直被疏远呢！自古以来，废立嫡长子，很少有不引发危险动乱的，希望陛下深思熟虑，别留下后悔的事。”皇上听了不太高兴，就散朝了，周围的人都吓得两腿发抖。正好尚书右丞的位置空缺，有关部门请示人选，皇上指着李纲说：“这人就很适合当右丞！”于是就任命了李纲。
太平公史万岁从大斤山回来，杨素嫉妒他的功劳，就对皇上说：“突厥本来就已经投降了，一开始就没打算侵犯边境，只是到边塞来放牧罢了。”皇上就没再提史万岁的功劳。史万岁多次上表陈述情况，皇上还是没明白。皇上废掉太子后，正在追查东宫的党羽。皇上问史万岁在哪儿，其实史万岁就在朝堂上，杨素却故意说：“史万岁去拜见东宫太子了！”想以此激怒皇上。皇上信以为真，就下令召见史万岁。当时，史万岁的部下在朝堂上喊冤的有好几百人，史万岁对他们说：“我今天一定在皇上面前为你们把话说清楚，事情总会有个决断。”见到皇上后，史万岁就说“将士们立了功，却被朝廷压制！”言辞激烈，情绪很气愤。皇上听了大怒，让身边的人把史万岁打死了。过后皇上又派人去追，可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下诏公布史万岁的所谓罪状，天下人都觉得他冤枉，为他惋惜。
十一月戊子日，立晋王杨广为皇太子。这时候天下发生地震，太子杨广请求降低自己的礼服等级，东宫的官员对他也不用称臣。十二月戊午日，皇上下诏同意了他的请求。任命宇文述为左卫率。当初，太子杨广谋划夺取太子之位的时候，洪州总管郭衍就参与其中，因此把郭衍征召来做左监门率。
皇上把前太子杨勇囚禁在东宫，交给太子杨广看管。杨勇觉得自己被废很冤枉，多次请求面见皇上申诉冤屈，但杨广阻拦他，不让皇上知道。杨勇没办法，就爬上树大声喊叫，希望皇上能听到声音召见他。杨素趁机说杨勇精神错乱，被恶鬼附身了，已经无可救药。皇上信了杨素的话，杨勇最终没能见到皇上。
当初，皇上灭掉陈国后，天下人都以为太平日子要来了，可监察御史房彦谦却私下里对亲近的人说：“皇上猜忌刻薄又严酷，太子软弱，诸王又专权，天下虽然现在安定，但我却担心以后会有危险动乱。”他的儿子房玄龄也悄悄对房彦谦说：“皇上本来没什么功德，靠欺诈手段夺取天下，他的几个儿子都骄横奢侈，没有仁爱之心，以后肯定会自相残杀。现在虽然太平，但隋朝的灭亡很快就会到来。”房彦谦是房法寿的玄孙。
房玄龄和杜果哥哥的孙子杜如晦都参加了官员选拔。吏部侍郎高孝基以善于识别人才着称，见到房玄龄，赞叹说：“我见过的人多了，可没见过像这位公子这样的，将来一定能成大器，只可惜我可能看不到他功成名就那一天了！”见到杜如晦，又对他说：“你有随机应变的才能，将来必定能担当栋梁之重任。”还把自己的子孙都托付给他们。
皇上晚年特别相信佛道鬼神，辛巳日，开始下诏：“有人盗窃毁坏佛像、天尊像，以及五岳、四镇、四海、四渎的神像，按大逆不道论处；和尚毁坏佛像，道士毁坏天尊像，按恶逆之罪论处。”
这一年，征召同州刺史蔡王杨智积入朝。杨智积是皇上的侄子，生性修养良好，为人谨慎，从不在私下里结交拜访他人，生活简朴，皇上很怜惜他。杨智积有五个儿子，他只教他们读《论语》《孝经》，不让他们和宾客交往。有人问他为什么，杨智积说：“你们不懂我的心思！”他大概是担心儿子们有才能会招来灾祸。
齐州行参军章武人王伽押送七十多个流放的犯人去京城，走到荥阳的时候，他心疼这些犯人一路辛苦，就把他们都叫过来说：“你们自己触犯了国家法律，被关起来受罚，这是你们应得的；可现在还让押送的士兵跟着受累，你们难道不觉得惭愧吗！”李参等人都表示了歉意。王伽于是把他们的枷锁都解开，让押送的士兵回去，和犯人们约定说：“哪天你们要到京城，如果来早了或者来晚了，我就为你们承担死罪。”说完就离开了。这些流放的犯人很感动，都按时到达京城，没有一个逃跑的。皇上听说后，又惊讶又赞赏，召见王伽和他交谈，夸了他好一会儿。接着把所有流放的犯人都召集起来，让他们带着妻子儿女一起进宫，在宫殿里设宴款待，还赦免了他们。皇上还因此下诏说：“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有自己的本性，都知道善恶，能分辨是非。如果用真诚的心对待他们，明白地加以劝导，那么风俗必定会改变，人们都会向善。以前天下大乱，道德教化荒废，官吏没有慈爱之心，百姓怀着奸诈之意。朕想要遵循圣人的法则，用道德来感化百姓，而王伽深知朕的心意，诚心引导，李参等人受到感动，主动到官府报到：这说明天下百姓，并不是难以教化。要是官员都像王伽这样，百姓都像李参这样，那么刑罚搁置不用，也就不远了！”于是提拔王伽做雍县县令。
太史令袁充上表说：“隋朝建立以后，白天逐渐变长。开皇元年，冬至那天的日影长一丈二尺七寸二分；从那以后逐渐变短，到开皇十七年，比以前短了三寸七分。太阳离北极近，日影就短，白天就长；离北极远，日影就长，白天就短。太阳在黄道内运行就离北极近，在黄道外运行就离北极远。据《元命包》说：‘日月在黄道内运行，天体运行就正常。’《京房别对》说：‘太平盛世，太阳在最上面的轨道运行；升平之世，在中间的轨道运行；霸道之世，在最下面的轨道运行。’大隋开国，上应天命，日影变短，白昼变长，这是自古以来都很少见的。”皇上上朝的时候，对百官说：“日影变长是吉祥的征兆，是上天的保佑。现在太子刚立，应该改年号，就取日长的意思作为年号吧。”从这以后，各种工匠劳作，都增加了工作量，就因为白天变长了。工匠们可苦不堪言。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隋文帝晚年权力结构的裂痕、人性的复杂与时代的隐忧，其中诸多细节至今仍引人深思。
太子废立：一场被“身边人”改写的命运
杨勇的垮台，本质上是一场“环境溃败”。他身边围绕的云定兴是“献奇服异器求媚”的投机者，唐令则是“以弦歌媚房帷”的佞臣，而真正想以正道辅佐他的裴政、刘行本却被疏远、排挤。这像极了一个隐喻：当权力核心被“讨好者”包围，“纠错者”被边缘化，即便是资质中等的人（李纲语“太子性本中人”），也会在放纵中滑向深渊。
隋文帝后来感叹“若裴政、刘行本在，勇不至此”，却没意识到：太子身边人的筛选，本就是皇权的责任。他既未能为太子筑牢“防火墙”，又在杨素的构陷中失去判断力，最终亲手将儿子推向绝境。这揭示了一个亘古难题：权力传承中，“选辅”比“选储”更考验智慧——没有合格的“纠错系统”，再稳妥的继承人也可能跑偏。
谏臣的困境：忠诚者的孤独与微光
李纲的三次发声，堪称传统士大夫的“勇气标本”。在杨勇宴会上，他怒斥唐令则“自比倡优”，直指其“为殿下之累”；在杨勇被废后，百官噤声时，他独言“此乃陛下之过”，敢将矛头指向皇帝；面对隋文帝的反驳，他仍坚持“斩奸臣、选贤才，未可知臣终见疏弃”。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担当，在专制皇权下尤为珍贵。
但李纲的遭遇也透着无奈：他的忠诚不被太子接纳，直言虽让皇帝“惨然”，却未能改变废立结局。最终他被提拔为尚书右丞，更像一种“补偿式认可”——皇权需要这样的“直臣”装点门面，却未必真愿听其言。这恰是传统政治的悖论：谏臣是纠错的刚需，却往往是权力的“异数”。
权力阴影里的牺牲者与投机者
杨素的角色，是权力斗争中“恶”的化身。他嫉史万岁之功而构陷其“谒东宫”，借隋文帝对东宫党的猜忌，直接导致一代名将被“Ξ杀”；他称杨勇“情志昏乱为癫鬼所着”，阻断其申冤之路，将权谋术用到极致。史万岁的冤死最令人扼腕——数百将士在朝堂喊冤，他一句“吾为汝极言”，换来的却是皇帝盛怒下的暴杀。这暴露了专制皇权的致命缺陷：最高权力的“情绪化决策”，可以轻易碾压功勋与公道。
与杨素形成对比的是王伽。这个齐州小官，用“脱枷锁、约期而至”的信任，让七十余流囚“如期而至，一无离叛”。他的成功，与整个官场的严苛、猜忌形成强烈反差。隋文帝因此感慨“官尽王伽之俦，民皆李参之辈，刑厝不用”，却没明白：王伽的“德化”能成，恰恰因为它突破了当时“吏无慈爱之心，民怀奸诈之意”的恶性循环。可惜这种微光，终究敌不过体制性的幽暗。
时代的预警：盛世下的崩塌伏笔
房彦谦与房玄龄的对话，像一记精准的预言。“主上忌刻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诸子骄奢不仁，必自相诛夷”，点出了隋朝的致命伤：皇权缺乏约束（忌刻）、继承制度脆弱（废长立幼）、统治集团失德（骄奢）。这些问题，在杨勇被废、杨广上位后愈发明显——杨广阻止杨勇申冤、杨素专权，都在印证“自相诛夷”的预感。
而袁充借“昼日渐长”附会“太平之兆”，更是荒诞的注脚。为了迎合“日长”的祥瑞，百工劳役“加程课”，丁匠苦不堪言。这种用迷信粉饰太平、以“祥瑞”压榨民生的操作，暴露了统治阶层的虚伪：当权力需要用谎言自我麻醉时，离崩塌就不远了。
结语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或许是“权力生态”的重要性：太子的堕落、谏臣的困境、忠臣的冤死、预言的应验，本质上都是同一套权力逻辑的产物——缺乏制衡的皇权、媚上欺下的官场、被边缘化的正义，最终会让“盛世”成为流沙上的建筑。房玄龄说“其亡可翘足待”，不是预言家的神通，而是看透了“恶的制度会放大所有人的恶”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