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六韩拔陵在五原把北魏广阳王深给包围了，军主贺拔胜招募了二百人打开东门出去迎战，斩杀了一百多个敌人，贼兵这才稍微往后退了退。广阳王深带着军队往明州转移，贺拔胜经常负责断后。云州刺史费穆呢，安抚那些离散的士兵，从四面抵抗敌人。当时北方边境的州镇都沦陷了，只有云中城还孤零零地坚守着。过了好长时间，道路被阻断，援军也来不了，粮食和兵器都用光了，费穆只好放弃城池，往南跑到秀容投奔尔朱荣；之后他又到朝廷去请罪，皇帝下诏原谅了他。
长流参军于谨对广阳王深说：“现在到处都是贼寇造反，光靠武力可不太容易取胜。我请求凭借大王您的威望和命令，去给他们讲讲祸福的道理，说不定能让他们稍微分化一些。”广阳王深答应了他。于谨精通好几种民族的语言，于是他一个人骑着马到反叛胡人的营地，见到他们的酋长，向他们表明朝廷的恩德和诚信，就这样，西部铁勒酋长乜列河等带着三万多户人向南来向广阳王深投降。广阳王深想带兵到折敷岭去迎接他们，于谨说：“破六韩拔陵的兵势特别强盛，他要是听说乜列河等人来投降，肯定会带兵来拦截。如果他先占据险要的地方，咱们可不好对付。不如把乜列河当作诱饵，咱们设下伏兵等着，肯定能打败破六韩拔陵。”广阳王深听从了这个建议，破六韩拔陵果然带兵来拦截乜列河，把他的部众都俘虏了；这时候伏兵突然杀出，破六韩拔陵被打得大败，广阳王深又把乜列河的部众给夺回来了。
柔然的头兵可汗把破六韩拔陵打得大败，斩杀了他的将领孔雀等人。破六韩拔陵为了躲避柔然，往南迁移渡过了黄河。将军李叔仁因为破六韩拔陵逐渐逼近，向广阳王深请求支援，广阳王深就带着军队赶过去了。前后投降归附的贼兵有二十万人，广阳王深和行台元纂上表给朝廷说：“恳请在恒州北边另外设立郡县，安置这些投降的人，根据情况赈济赏赐，让他们不再有叛乱的心思。”但北魏朝廷没答应，下诏让黄门侍郎杨昱把这些人分别安置在冀、定、瀛三州去就食。广阳王深对元纂说：“这些人又要成为四处求活路的流民了。”
秋天，七月壬戌日，梁朝大赦天下。
八月，北魏柔玄镇的百姓杜洛周在上谷聚众造反，改年号为真王，攻占了不少郡县，高欢、蔡俊、尉景以及段荣、安定的彭乐都跟着他。杜洛周包围了北魏燕州刺史博陵人崔秉，九月丙辰日，北魏让幽州刺史常景兼任尚书，担任行台，和幽州都督元谭去讨伐杜洛周。常景是常爽的孙子。从卢龙塞到军都关，都派兵据守险要之处，元谭把军队驻扎在居庸关。
冬天，十月，吐谷浑派兵攻打赵天安，赵天安投降，凉州又重新归北魏所有。
平西将军高徽奉命出使嚈哒，回来的时候，到了枹罕。正好河州刺史元祚去世，前刺史梁钊的儿子梁景进带着莫折念生的兵包围了枹罕城。长史元永等人推举高徽暂代州事，指挥士兵坚守；梁景进也自称代理州事。高徽向吐谷浑请求援兵，吐谷浑派兵救援，梁景进战败逃走。高徽是高湖的孙子。
北魏正忙着应对西北的战事，二荆、西郢的各路蛮人也都造反了，他们截断了三鸦路，杀了都督，到处抢掠，往北一直到了襄城。汝水一带有冉氏、向氏、田氏，部落最为强盛，其他大的有上万户，小的也有上千户，各自称王称侯，占据着险要之地，道路都不通了。十二月壬午日，北魏皇帝下诏说：“朕要亲自统领六军，扫荡这些逃寇，现在先去讨伐荆蛮，治理好南方。”当时各路蛮人带着梁朝将领曹义宗等人包围了北魏的荆州，北魏都督崔暹带着几万士兵去救援，到了鲁阳，却不敢前进。北魏又任命临淮王元彧为征南大将军，带兵去讨伐鲁阳的蛮人，司空长史辛雄担任行台左丞，往东前往叶城。另外派遣征虏将军裴衍、恒农太守京兆王元罴带着一万士兵，从武关出发打通三鸦路，去救援荆州。
裴衍等人还没到，元彧的军队已经驻扎在汝水边上了，那些被蛮人侵扰的州郡都争着来请求救援，元彧因为出兵的安排不同，不想答应他们。辛雄说：“现在裴衍还没到，大王您的部队已经集结好了，蛮人突然侵扰，扰乱了京城附近地区，大王您在外指挥军队，看到有机会就应该进攻，还管什么出兵安排！”元彧怕之后担责任，就要求辛雄发公文下令。辛雄觉得这些蛮人听说北魏皇帝要亲自出征，心里肯定会震动，可以趁这个势头打败他们，于是就给元彧的军队发了公文，命令他们赶紧去进攻。那些蛮人听说后，果然都四散逃走了。
北魏皇帝原本想亲自出征讨伐贼寇，中书令袁翻劝谏后才打消了这个念头。辛雄从军中给皇帝上疏说：“一般人之所以在战场上不顾性命，面对锋利的刀刃也不害怕，一是为了追求荣誉名声，二是贪图丰厚的赏赐，三是害怕刑罚，四是躲避灾祸。要是没有这几种原因，就算是圣明的君主也没办法驱使他的臣子，慈祥的父亲也没办法激励他的儿子。圣明的君主深知这个道理，所以奖赏一定兑现，惩罚一定执行，让无论关系亲疏、地位贵贱、性格勇怯、才能贤愚的人，听到战鼓的声音，看到旌旗的队列，都会奋勇激昂，争着奔赴战场，难道他们是讨厌长久活着而喜欢快速送死吗？只不过是因为利害摆在眼前，想停下来也做不到罢了。自从秦、陇地区叛乱，蛮人扰乱纲常，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参与战争的有几十万人，抵抗三方的军队，败多胜少，追究原因，都是因为赏罚不分明。陛下虽然下达了明确的诏书，说赏赐不拖延，但将士们的功勋，过了一年还没评定，打了败仗的士兵，却安然在家，这样一来，有气节的士兵没什么可勉励向往的，平庸的人也没什么可害怕的；往前冲去打击贼寇，拼死作战但赏赐却遥遥无期，往后退逃跑解散，却能保全自身还没有罪责，这就是他们看到敌人就逃跑，不肯尽力的原因啊。陛下如果真能做到号令必信，赏罚必行，那么军威一定会大振，盗贼一定会平息。”奏疏呈上去后，皇帝没当回事。
曹义宗等人攻下了北魏的顺阳、马圈，和裴衍等人在淅阳交战，曹义宗等人战败后退。裴衍等人又夺回顺阳，进而包围马圈。洛州刺史董绍认为马圈城坚固，裴衍等人粮食又少，就上书说他们肯定会失败。没过多久，曹义宗攻击裴衍等人，把他们打败了，又夺回顺阳。北魏任命元罴为荆州刺史。
邵陵王萧纶代管南徐州事务，在州里喜怒无常，肆意做违法的事。他在集市里闲逛，问卖鱼的人：“刺史这人怎么样？”卖鱼的回答说：“急躁暴虐。”萧纶听了很生气，就强迫他把鱼吞下去，结果这人被噎死了。百姓们都特别害怕，在路上遇到都不敢说话，只能互相使眼色。有一次他碰到送丧的车，就抢走孝子的衣服自己穿上，趴在地上号哭。签帅害怕担罪，就偷偷把这些事报告给了皇帝。皇帝开始严厉责备萧纶，但他根本不改，于是朝廷派人去接替他。萧纶更加傲慢无礼，他找了一个又矮又瘦、有点像皇帝的老头，给他穿上皇帝的礼服，戴上皇冠，让他坐在高座上，把他当作皇帝朝拜，还陈述自己没罪；然后又让老头坐下，把他的衣服扒光，在院子里用棍子打他。他还做了一口新棺材，把司马崔会意装进去，用丧车和挽歌的方式送葬，还让老太婆坐在车上悲伤号哭。崔会意实在受不了，骑着快马回到京城报告给皇帝。皇帝怕萧纶逃跑，就派禁军去抓他，打算在狱中赐他自尽，太子萧统流着泪坚决劝谏，萧纶才得以免死。戊子日，萧纶被免去官职，削去爵位和封地。
北魏的山胡刘蠡升造反，自称天子，还设立了各种官职。
当初，敕勒酋长斛律金在怀朔镇将领杨钧手下当军主，行军打仗用的是匈奴的方法，远远望见尘土就能知道对方骑兵和步兵的数量，用鼻子嗅地就能知道敌军离得有多远。破六韩拔陵造反的时候，斛律金带着部众归附了他，破六韩拔陵封斛律金为王。后来斛律金觉得破六韩拔陵终究成不了事，就到云州投降了。之后他慢慢带着部众往南到了黄瓜堆，结果被杜洛周打败，他自己脱身逃出来归附了尔朱荣，尔朱荣让他当了别将。
【内核解读】
普通六年（公元525年）下半年的历史，如同一出失控的多米诺骨牌游戏：北魏六镇之乱的余波未平，新的叛乱已席卷华北；梁朝宗室的荒诞行径持续侵蚀着统治根基。南北政权在“平叛—溃败—再叛乱”的恶性循环中加速坠落，而个体在乱世中的挣扎与选择，又为未来的权力重构埋下伏笔。
北魏的系统性溃败：从边疆到腹地的全面失控
破六韩拔陵的南徙并未终结叛乱，反而将战火引向更广阔的区域。广阳王深与于谨曾以智谋大破叛军，收降二十万部众，这本是稳定局势的契机。但北魏朝廷拒绝“别立郡县安置降户”的合理建议，执意将其分散至冀、定、瀛三州“就食”，实则将降户推向“乞活”的绝境。这种短视的决策，暴露了北魏统治阶层对边地军民的长期歧视——他们既想利用降户的劳动力，又不愿给予其平等的社会地位，最终为新一轮叛乱埋下隐患。
果不其然，八月间柔玄镇民杜洛周在上谷起兵，高欢、尉景等未来的北方霸主此时竟投身叛军，标志着叛乱已从“民族反抗”演变为跨阶层的联合起事。更严峻的是，二荆、西郢的蛮族趁北魏西北用兵之机发动叛乱，切断三鸦路，逼近襄城，形成“北有六镇余党，南有蛮寇侵扰”的两线困境。
北魏军队的溃败背后，是军事体系的彻底崩坏。辛雄在奏疏中尖锐指出：将士“败多胜少”的根源在于“赏罚不明”——有功者“历稔不决”，逃亡者“晏然在家”。当“冲锋陷阵”与“临阵脱逃”的代价收益完全颠倒，军队的斗志自然土崩瓦解。魏主对这一症结“不省”的态度，尽显统治阶层的麻木与无能。都督崔暹率数万大军救援荆州却“至鲁阳不敢进”，临淮王彧坐拥重兵却因“处分道别”拒绝驰援，官僚体系的低效与推诿，让北魏的军事机器彻底沦为摆设。
梁朝的内耗：宗室特权下的治理危机
与北魏的外患相比，梁朝的危机源于内部。邵陵王萧纶在南徐州的行径堪称荒诞：因卖鱼者批评其“躁虐”便强令对方吞鱼致死，抢夺孝子丧服匍匐哭丧，甚至模拟皇帝受朝后当众羞辱，将司马崔会意装入棺材行送葬之礼。这些行为绝非简单的“性情乖张”，而是“宗室特权不受约束”的必然结果。萧纶深知“皇子身份”是免罪金牌，故而敢肆意践踏法律与道德。
梁武帝的处理同样暴露了南朝的制度缺陷——最终仅“免官削爵土”的惩戒，再次印证了“刑不上宗室”的潜规则。这种对特权的纵容，如同慢性毒药，既激化了官民矛盾（“百姓惶骇，道路以目”），又瓦解了法律的权威。当宗室可以凭借血缘肆意妄为，梁朝的统治合法性便在一次次“法外开恩”中逐渐流失。
军事上，梁朝北伐的成果也快速蒸发。曹义宗等将领虽一度夺取顺阳、马圈，却因援军粮尽、配合失当最终败退。这标志着梁朝趁北魏内乱扩张的“窗口期”已过——其缺乏支撑长期战争的国力，更受制于宗室内耗与战略短视，最终只能从“主动进攻”转向“被动防御”。
乱世中的生存博弈：个体选择与历史伏笔
在南北政权普遍失能的背景下，个体的选择成为影响时局的关键变量。于谨单骑劝降西部铁勒，以“乜列河为饵”大破破六韩拔陵，展现出超越时代的战略眼光。他兼通诸国语的能力与“攻心为上”的策略，证明即便是乱世，智慧仍能创造奇迹。云州刺史费穆在粮尽援绝时弃城南奔尔朱荣，虽有“弃城”之罪，却因投靠对了人而获赦免，折射出乱世“站队”的重要性。
敕勒酋长斛律金的轨迹更具代表性：最初依附破六韩拔陵，察觉其“终无所成”后降魏，被杜洛周击败后又投奔尔朱荣。这种“三易其主”的经历，在乱世中并非特例。他“望尘知马步多少，嗅地知军远近”的军事天赋，使其总能被新主子接纳。斛律金的选择预示着未来的北方格局：实力与实用主义将取代“忠义”成为主流价值观。
值得注意的是，尔朱荣成为各方势力的“避风港”——费穆、斛律金等纷纷投奔，暗示着北魏中央权威的崩塌已使地方豪强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尔朱荣“畜牧蕃息”的经济基础与“招合骁勇”的军事力量，使其成为乱世中最可靠的“保护伞”，为后来“河阴之变”与北魏分裂埋下伏笔。
结语：旧秩序崩塌中的新力量
该段历史，本质上是“旧秩序解体”与“新力量孕育”的交织。北魏因“赏罚不明”失信于军，因“民族歧视”失信于民，在众叛亲离中走向瓦解；梁朝因“宗室特权”腐蚀法治，因“战略短视”错失机遇，逐渐沦为虚有其表的空壳。
与此同时，于谨的智略、辛雄的清醒、斛律金的识时务、高欢的蛰伏，都在为下一个时代积蓄力量。这些在乱世中挣扎、选择、成长的个体，将在旧秩序的废墟上重建新的权力平衡。历史的吊诡之处正在于此：最混乱的时刻，往往孕育着最彻底的变革；最绝望的困境，往往催生着最顽强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