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六年（公元525年，乙巳年）
春天，正月丙午日，雍州刺史晋安王萧纲派安北长史柳浑攻破北魏的南乡郡；司马董当门攻破魏晋城，庚戌日，又拿下马圈、雕阳两座城。
辛亥日，皇上到南郊祭祀，宣布大赦天下。
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向来依附元义，他见元义骄横放纵，担心灾祸牵连到自己，就谋划造反。北魏派中书舍人张文伯到彭城，元法僧对他说：“我想带你脱离危险，走向安稳，你能跟我干吗？”张文伯说：“我宁可死了去守护文陵的松柏，怎么能抛弃忠义，跟着你这个叛逆呢！”元法僧就把他杀了。庚申日，元法僧杀了行台高谅，自己称帝，改年号为天启，还封他的几个儿子为王。北魏派兵攻打他，元法僧就派他儿子元景仲来投降梁朝。
安东长史元显和，是元丽的儿子，他起兵和元法僧打仗；元法僧把他抓住，拉着他的手，让他一起坐，元显和不肯，说：“我和您都出身皇家，您却突然把土地献给外人搞叛乱，难道就不怕那些正直的史官记载您的事吗！”元法僧还想安慰劝他，元显和说：“我宁可死了做个忠诚的鬼魂，也不活着当叛逆的臣子！”元法僧就把他杀了。
皇上派散骑常侍朱异去元法僧那儿，任命宣城太守元略为大都督，和将军义兴人陈庆之、胡龙牙、成景俊等人带兵去接应元法僧。
莫折天生把军队驻扎在黑水，兵力强盛，气势很猛。北魏任命岐州刺史崔延伯为征西将军、西道都督，率领五万大军去讨伐他。崔延伯和行台萧宝寅把军队驻扎在马嵬。崔延伯向来勇猛，萧宝寅催他赶紧出战，崔延伯说：“明天一早我就去看看反贼到底有多厉害。”于是挑选几千精兵往西渡过黑水，排好阵势，向着莫折天生的营地前进；萧宝寅把军队驻扎在水东边，远远地作为后援。崔延伯一直到了莫折天生的营地下，耀武扬威一番，又慢慢带兵回来。莫折天生见崔延伯人少，就打开营门争着追他，人数比崔延伯多十倍，把崔延伯逼到水边，萧宝寅在远处看着脸都变色了。崔延伯亲自断后，不跟他们交战，让自己的士兵先渡河，队伍严整有序，莫折天生的兵都不敢攻击。不一会儿，士兵都渡完了，崔延伯才慢慢渡河，莫折天生的人也撤回去了。萧宝寅高兴地说：“崔先生的勇猛，关羽、张飞都比不上。”崔延伯说：“这伙反贼不是我老头子的对手，您就安心坐着，看我把他们打败。”癸亥日，崔延伯整顿军队出击，萧宝寅全军跟在后面。莫折天生出动全部兵力迎战，崔延伯身先士卒，冲破了对方的前锋，将士们也鼓足劲儿往前冲，把莫折天生打得大败，俘虏和斩杀了十多万人，一直追到小陇，岐州、雍州以及陇东地区都平定了。但是将士们停下来搜刮抢夺财物，莫折天生就趁机堵住了陇道，因此各路军队都没法前进。萧宝寅攻下宛川，把那里的百姓抓来当奴婢，还挑了十个美女赏给岐州刺史魏兰根，魏兰根推辞说：“这个县处在强敌之间，没办法自保，所以才依附反贼来保命。官军来了，应该怜悯安抚他们，怎么能帮着反贼作恶，把他们抓来当低贱的奴仆呢！”于是把这些人的父兄都找来，让他们把人领回去了。
己巳日，裴邃攻下北魏的新蔡郡，皇上诏令侍中、领军将军西昌侯萧渊藻带领军队打先锋，南兖州刺史豫章王萧综和其他将领跟着前进。癸酉日，裴邃又攻下郑城，汝水、颍水一带，纷纷响应。北魏的河间王琛等人害怕裴邃的威名，把军队驻扎在城父，好几个月都不敢前进，北魏朝廷派廷尉少卿崔孝芬拿着符节，带着斋库刀去催促他们。崔孝芬是崔挺的儿子。河间王琛到了寿阳，想出兵决战。长孙稚觉得雨下了很久，不适合出兵；琛不听，带着五万士兵出城攻打裴邃。裴邃设下四处伏兵等着他，派直阁将军李祖怜先去挑战，然后假装败退；长孙稚、河间王琛带着全部兵力追击，四处伏兵一起杀出，北魏军队大败，被斩首一万多级。河间王琛逃进城里，长孙稚带兵断后，然后紧闭城门坚守，再也不敢出城了。
北魏安乐王元鉴带兵讨伐元法僧，在彭城南边攻击元略。元略大败，带着几十个人骑马逃进城里。元鉴没做防备，元法僧出城攻击，把元鉴打得大败，元鉴一个人骑马逃回去了。将军王希聃攻下北魏的南阳平，抓住太守薛昙尚。薛昙尚是薛虎子的儿子。甲戌日，梁朝任命元法僧为司空，封始安郡公。
北魏任命安丰王元延明为东道行台，临淮王元彧为都督，去攻打彭城。
北魏任命京兆王元继为太尉。
二月乙未日，赵景悦攻下北魏的龙亢。
当初，北魏的刘腾死了之后，胡太后和北魏皇帝身边的防卫稍微松懈了一些。元义自己也放松了警惕，时常到外面游玩，流连忘返，不马上回宫，他的亲信劝他，他也不听；太后察觉到了这些情况。去年秋天，太后当着皇帝的面对大臣们说：“现在把我和儿子隔开，不让我们来往，留着我还有什么用！我干脆出家，到嵩山的闲居寺去修道算了。”说着就要自己动手剪头发。皇帝和大臣们都磕头流泪，苦苦哀求，太后却声色更加严厉。皇帝就在嘉福殿住了几天，和太后秘密谋划要罢黜元义。不过皇帝一直隐藏得很好，太后心里有气，想要经常去显阳殿的话，都会告诉元义；还对着元义流泪，说太后想出家，自己每天都担惊受怕好几次。元义一点都没怀疑，还劝皇帝顺着太后的想法。于是太后多次到显阳殿，两宫之间不再有阻碍。元义举荐元法僧当徐州刺史，结果元法僧造反了，太后多次拿这件事说事儿，元义心里又惭愧又后悔。丞相高阳王元雍，虽然官位在元义之上，却很害怕他。正好太后和皇帝去洛水游玩，元雍邀请太后和皇帝到自己府上。天色晚了，皇帝和太后到元雍的内室，随从都不让进去，他们就一起定下了对付元义的计策。于是太后对元义说：“元郎要是对朝廷忠心，没有反叛的心思，为什么不辞去领军的职位，用其他官职来辅佐朝政呢！”元义非常害怕，摘下帽子请求解除领军的职务。于是朝廷任命元义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侍中、领左右。
戊戌日，北魏大赦天下。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的是公元525年（北魏孝昌元年、南梁普通六年）的南北朝战事与政治博弈，字里行间藏着政权崩塌前的暗流涌动。从现代视角看，这段历史至少有三个值得深思的维度：
军事博弈中的“人性变量”
北魏崔延伯破莫折天生的战役，堪称“勇气与纪律的教科书”。他先以数千精兵试探敌军虚实，面对十倍于己的追兵，竟能以“不战而整队渡河”的冷静震慑对手，这种“以静制动”的心理战思维，放在冷兵器时代尤为难得。但后续“将士稽留采掠”导致战机延误，则暴露了古代军队的致命短板——缺乏现代化军纪约束，胜利往往被贪婪稀释。
南梁裴邃的“四甄战术”更显智慧：先以诱敌深入消耗魏军锐气，再以伏兵合围，斩首万余级。对比北魏元琛“不顾久雨强行出战”的鲁莽，可见统帅的军事素养往往比兵力更能决定战局。而北魏将领魏兰根拒绝将降民变为奴婢的举动，则在乱世中守住了一丝人道底线——他的“抚民而非掠民”思想，其实暗合了“民心即战力”的现代治理逻辑。
政治叛离背后的生存逻辑
元法僧的叛乱堪称“投机者的失败样本”。他依附权臣元义，见其失势便急于“去危就安”，甚至杀忠臣张文伯、元显和以立威。但这种“叛主求荣”的逻辑存在致命缺陷：缺乏核心政治理念支撑，仅靠暴力难以凝聚人心。元显和那句“宁死为忠鬼，不生为叛臣”的斥责，恰恰戳中了这类投机者的道德软肋——在古代政治语境中，“忠义”不仅是道德标签，更是维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
反观南梁对元法僧的接纳，本质是“敌之叛臣为我之助力”的实用主义策略。但这种“招降纳叛”的操作风险极高：元法僧降梁后并无显着战功，却被封为司空，难免引发本土将领不满，为后续军政矛盾埋下伏笔。
权力游戏中的“信息差”陷阱
北魏胡太后与元义的角力，完美诠释了“信息操控”在权力斗争中的作用。胡太后先是以“出家”示弱，让元义放松警惕；继而通过“流涕诉苦”传递虚假信息，使其误判局势；最终在宴席间突然发难，以“解职领军”削弱其兵权。元义的失败，源于他误将对手的“表演”当作真实意图——这与现代博弈论中的“信号甄别”失效现象如出一辙。
值得注意的是，元义的垮台并非孤立事件：此前他因“骄恣出游”疏于防备，又因推荐元法僧叛乱而自曝短板，最终在“信息不对称”中丧失主动权。这提示我们：权力的稳固，不仅依赖实力，更需对信息的精准把控。
结语：乱世中的“历史镜像”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在于它展现了“秩序崩塌前夜”的典型特征：军事上勇怯并存，政治上忠义与投机交织，权力斗争中理性与情绪化博弈。无论是崔延伯的勇、魏兰根的仁，还是元法僧的叛、元义的愚，其实都是乱世中人性的不同折射。而南梁与北魏的攻防拉锯，则印证了一个永恒规律：任何政权的兴衰，最终都取决于“内部凝聚力”与“外部应对力”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