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宏自从洛口战败后，心里一直贼愧疚愤懑。京城这边只要一有啥偷偷搞事情的，总有人打着他的旗号，相关部门多次上奏这事，可皇上每次都赦免了他。有一次皇上要去光宅寺，有个盗贼埋伏在骠骑航，打算等皇上晚上出门就动手。结果皇上正要出发的时候，突然心里一动，就改从朱雀航走了。后来事情败露，盗贼说是萧宏指使的，皇上哭着对萧宏说：“我这人能力比你强百倍，处在这位置都还怕hold不住，你到底想干嘛？我又不是做不了汉文帝那样宽容的君主，只是觉得你这人太傻太天真罢了！”萧宏赶紧磕头说没这回事。皇上也就因为藏匿法寿这事免了萧宏的官。
萧宏这人奢侈得太过分，而且一门心思搞钱，简直贪得无厌。他家库房有近百间，都在内堂后面，门锁得严严实实。有人怀疑里面藏的是兵器铠甲，就偷偷报告给皇上。皇上对兄弟感情深，听到这消息心里很不爽。过了几天，皇上给萧宏的爱妾江氏送了些丰盛的美食，还说：“回头我就来跟你们一起嗨皮。”然后就只带着老朋友射声校尉丘佗卿去了，和萧宏还有江氏一顿猛喝。喝到半醉的时候，皇上说：“我今儿个想去你家后房逛逛。”说完就叫人抬着轿子直接往堂后去。萧宏怕皇上看到他藏的那些钱财，脸都吓变色了。皇上这下更怀疑了，就一间间屋子查看。只见每一百万钱堆成一堆，用黄榜做标记；每一千万钱存为一库，挂个紫标，像这样的有三十多间。皇上和丘佗卿掰着指头算，发现光钱就有三亿多万。其他屋子还堆满了布、绢、丝、绵、漆、蜜、纻、蜡等各种杂货，只见库房满满当当，根本不知道具体有多少。皇上这才知道不是兵器，高兴得不行，对萧宏说：“阿六，你这赚钱本事杠杠的啊！”于是又接着狂喝到晚上，举着蜡烛才回宫。兄弟俩这关系又变得更亲密了。
萧宏在京城有几十处府邸，往外放债还立契约，每次都拿别人的田宅、店铺做抵押写在文契上。到期了，就把人家赶走，把宅子夺过来。京城和东边一带的老百姓，好多人因此丢了产业。皇上后来知道了这事，就下令以后凭契约也不能再随便赶走抵押的人，从这时候开始有了这个规定。
侍中、领军将军吴平侯萧昺，那可是相当有风度有魄力，深受皇上器重，国家军政大事都和他一起商量决策，还任命他为安右将军，监管扬州。萧昺觉得自己越过了宗亲担任扬州的官职，哭着诚恳推辞，皇上没答应。他在扬州那可是出了名的断事英明，各种命令也很严整。
辛巳日，任命萧宏为中军将军、中书监，六月乙酉日，又让他以原来的名号代理司徒。
司马光说：萧宏当将领能把三军搞垮，做臣子还差点搞出大逆不道的事，梁高祖饶他死罪也就算了。结果没几天，又让他当上三公，这对兄弟的恩情确实够深厚，可帝王的法律到底在哪儿呢！
当初，洛阳有汉朝立的《三字石经》，虽然历经多次战乱但一开始没啥损失。后来魏的冯熙、常伯夫相继担任洛州刺史，把石经拆了去建寺庙佛塔，这石经就开始严重损坏，剩下的都扔在荒草丛里，和尚和老百姓都随便去拿。侍中兼国子祭酒崔光请求派官员去看守，让国子博士李郁等人修补残缺的部分，胡太后答应了。结果赶上元叉、刘腾造反，这事就黄了。
秋天七月，魏河州的羌族人却铁忽造反，自称水池王。朝廷下诏让主客郎源子恭担任行台去讨伐。源子恭到了河州，严令州郡和各路军队，啥东西都不许拿老百姓的，也不许轻易和贼军开战。然后恩威并施，让贼军知道害怕后悔。八月，却铁忽等人就一起到源子恭那投降了，前前后后还不到二十天。源子恭是源怀的儿子。
魏的宦官刘腾，大字不识几个，但鬼点子特别多，还特会揣摩别人心思。胡太后因为他以前的保护功劳，一路提拔他做到侍中、右光禄大夫。这下他就开始插手政事，收受贿赂帮人跑官，还都能办成。河间王元琛，是元简的儿子，当定州刺史的时候，那贪婪放纵可是出了名的。等他被免了官职回到京城，太后下诏说：“元琛在定州，就差没把中山宫搬回来，其他能搞到的东西一样没落下，还怎么能再任用他呢！”于是就把他闲置在家。元琛就跑去认刘腾做干爹，送了刘腾不计其数的金银财宝。刘腾就在太后面前替他说好话，元琛就当上了兼都官尚书，后来又外调去当秦州刺史。正好赶上刘腾病重，太后想在他活着的时候让他显贵。九月癸未初一，任命刘腾为卫将军，加封仪同三司。
魏胡太后因为天象有变化，就想拿崇宪高太后当替罪羊。戊申那天夜里，高太后突然死了。冬天十月丁卯，用尼姑的礼仪把她葬在北邙，谥号顺皇后。百官穿着单衣，歪戴着头巾把她送到墓地，完事就把丧服脱了。
乙亥日，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司徒。
魏胡太后派使者宋云和和尚惠生去西域求取佛经。司空任城王元澄上奏说：“以前高祖迁都的时候，规定城内只允许建一座僧寺和一座尼寺，其他的都建在城外。这是因为出家人和世俗之人追求不同，想让他们在尘世之外清净修行。正始三年的时候，沙门统惠深开始违反之前的禁令，从那以后诏令就没人执行了，私自求见的人越来越多。都城里面，寺庙超过五百座，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民房。那些卖肉卖酒的，各种脏乱差的地方，都和寺庙混杂在一起。以前代北发生过法秀谋反，冀州发生过大乘教叛乱。太和、景明时候的制度，不只是为了让僧俗分开，也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以前如来传教，大多都在山林里，现在这些和尚，就喜欢呆在城里，就是被利益欲望诱惑，自己控制不住。这些人就是佛教里的糟粕，佛祖身边的老鼠，佛教戒律不能容，国家法律也该抛弃。我觉得都城内那些还没建成而且能搬走的寺庙，都应该迁到城外去。和尚不够五十人的小寺庙，都合并到大寺庙里。外州也按照这个标准来。”皇上下诏同意了，但最后还是没能施行。
这一年，魏太师元雍等人上奏说：“盐池是上天的宝藏，养育了众多百姓。前朝对盐池加以禁限，也不是非要和老百姓争这点利益。只是这盐池的利益，大家取用没有章法，要么被那些豪门贵族霸占，要么被附近的百姓独占，那些贫穷弱小的人从老远赶来，只能眼巴巴地绝望。所以才设置主管部门，让他们来管理，强弱兼顾，务必让大家都能合理利用。收十分之一的税，这可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关键是要做到远近公平，公私都合适。等到甄琛请求废除禁令后，那些围着盐池的百姓尉保光等人就擅自把盐池占为己有，他们设的禁令，比官府的还严，想怎么取用就怎么取用，价格也随便他们定。所以还是请依照前朝的禁令比较好。”皇上下诏同意了。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展现了南北朝时期南梁与北魏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百态，其中折射出的权力逻辑、人性博弈与制度困境，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南梁：亲情凌驾法理的权力困局
梁武帝对临川王萧宏的纵容，堪称“以情乱法”的典型。萧宏作为将领丧师辱国，作为宗室被指涉谋逆，却始终免于重罚，甚至迅速复位三公。这种“兄弟之恩”的背后，是皇权对制度的碾压——当帝王将私人情感置于国家法度之上，官僚体系的惩戒功能便形同虚设。
更耐人寻味的是“后房检视”事件：梁武帝对萧宏的巨额财富从怀疑到狂喜，暴露了权力者对“不谋反的贪婪”的默许。只要不触碰皇权核心，聚敛财富甚至巧取豪夺（如抢夺民宅）都可被容忍，这直接导致“都下、东土百姓失业非一”。这种对权贵经济掠夺的纵容，既加剧了社会不公，也埋下了王朝动荡的隐患。
北魏：信仰与权力的交织乱象
北魏的故事围绕“宗教与政治”展开双重悖论：一方面，汉石经因佛教建筑被拆毁，文化遗产沦为权力与信仰博弈的牺牲品，折射出乱世中文明传承的脆弱；另一方面，胡太后既利用佛教（遣使求经），又试图以宗教名义迫害政敌（以高太后当灾），将信仰彻底工具化。
宦官刘腾的崛起则揭示了专制体系的另一个病灶：一个“手不解书”的阉人，仅凭“揣人意”和“纳赂”就能干预朝政、操控官员任免，甚至让贪腐的河间王琛通过认其为养父而复位。这种权力运行的无序性，既源于胡太后的昏聩，更源于缺乏制约的皇权结构——当“保护之功”可以兑换无限特权，制度的底线便会被逐利者不断突破。
制度困境中的微光与局限
史料中亦可见零星的理性尝试：崔光提议保护石经、修复残缺，体现了文化传承的自觉；任城王澄痛陈寺院侵占民居、主张规范宗教管理，直指“僧徒恋着城邑”背后的利欲熏心，其“防微杜渐”的思考具有超前性；关于盐池税的争论，则反映了政府试图平衡公私利益、规范经济秩序的努力。
但这些尝试最终多归于失败：石经修复因内乱搁置，寺院限令“卒不能行”，盐池禁限的恢复也难改权贵垄断的本质。这揭示了乱世的无奈——制度设计再合理，若缺乏权力制衡与执行力度，终将沦为一纸空文。
司马光评语的现代启示
司马光批判梁武帝“王者之法果安在哉”，直击核心问题：当权力失去边界，再深厚的亲情、再精巧的权术，都无法掩盖制度的溃烂。无论是萧宏的贪暴免责，还是刘腾的弄权乱政，本质上都是“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例证。
这段历史的价值，正在于它清晰展现了：一个健康的社会，既需要对权力的约束，也需要对规则的敬畏。亲情、信仰、利益，若脱离制度的框架，终将沦为撕裂社会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