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纪四，从公元515年（乙未年）到公元518年（戊戌年），共四年。
天监十四年（公元515年，乙未年）
春天正月乙巳初一，梁武帝在太极殿给太子举行加冠礼，然后大赦天下。
辛亥日，梁武帝到南郊祭祀。
甲寅日，北魏皇帝生病；丁巳日，在式乾殿驾崩。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领军将军于忠，詹事王显，中庶子代郡人侯刚，到东宫迎接太子元诩，来到显阳殿。王显想等到天亮再举行即位仪式，崔光说：“皇位不能空着哪怕一会儿，还等什么天亮！”王显说：“得奏明皇后。”崔光说：“皇帝驾崩，太子即位，这是国家的常规制度，哪需要皇后下令！”于是崔光等人请太子停止哭泣，站在东边的台阶下；于忠和黄门郎元昭扶着太子面向西哭了十多声，就喊停。崔光暂代太尉之职，捧着策书献上玉玺和绶带，太子跪着接受，穿上皇帝的礼服，登上太极殿，正式即位。崔光等人和当晚值班的官员站在庭院中，面朝北磕头，高呼万岁。元昭是元遵的曾孙。
高皇后想杀掉胡贵嫔，中给事谯郡人刘腾把这事告诉了侯刚，侯刚又告诉了于忠。于忠向崔光问计，崔光就让把胡贵嫔安置到别的地方，严加看守，从此胡贵嫔对这四个人感激不尽。戊午日，北魏大赦天下。己未日，召回所有西征和东防的军队。骠骑大将军广平王元怀带病进宫吊唁，直接走到太极殿西边的廊屋，悲痛大哭，喊着侍中、黄门、领军、二卫等官员，说：“我要上殿去哭吊先帝，还得去见皇上。”众人都惊讶地互相看着，没人敢回应。崔光披散着丧服，挥舞着手杖，引用汉光武帝驾崩后赵熹扶诸王下殿的旧事，声色俱厉，听到的人都称赞他做得好。元怀哭声和眼泪都止住了，说：“侍中用古人的道理来约束我，我哪敢不服？”于是就回去了，还频繁派身边的人来道谢。
在这之前，高肇独揽大权，尤其忌惮在宗室中有声望的人。太子太保任城王元澄多次被高肇诋毁，害怕自己性命不保，就整天喝酒，行为像疯子一样，朝廷的重要事务都不参与。等到魏世宗驾崩，高肇在外带兵，朝廷和民间都人心惶惶。于忠和门下省官员商议，觉得肃宗年纪小，不能亲自处理朝政，应该让太保高阳王元雍住进西柏堂，处理日常政务，任命任城王元澄为尚书令，总管百官事务，上奏给皇后，请求马上批准任命。王显向来受魏世宗宠信，仗着权势作威作福，被世人厌恶，他担心自己不被元澄等人容下，就和中常侍孙伏连等人密谋扣下门下省的奏章，假传皇后的命令，让高肇录尚书事，任命王显和勃海公高猛同为侍中。于忠等人听说后，借口王显侍奉治疗皇帝无效，在宫中把他抓起来，下诏削去他的爵位和官职。王显被抓的时候大喊冤枉，值阁卫士用刀环撞击他的腋下，把他押送到右卫府，过了一晚就死了。庚申日，下诏按照门下省所奏的内容执行，百官各负其责，听从两位王爷的指挥，朝廷内外都心悦诚服。
二月庚辰日，尊皇后为皇太后。
北魏皇帝写信给高肇，以自己的名义宣告皇帝驾崩的消息，并且召他回来。高肇得知变故，又担忧又害怕，从早到晚哭泣，变得十分憔悴。回到瀍涧的时候，家人来迎接他，他都不见。辛巳日，到了宫阙之下，穿着丧服号哭，登上太极殿尽情哀悼。高阳王元雍和于忠秘密谋划，让直寝邢豹等十多人埋伏在舍人省下面，高肇哭完，被引进西边的廊屋，清河诸王都偷偷地议论，看着他。高肇进入舍人省，邢豹等人就把他勒死了，然后下诏公布他的罪行，说高肇是自杀，其余的亲党一概不追究，削除他的官职和爵位，用士人的礼节安葬他；到了黄昏，从厕所门抬出尸体送回他家。
北魏攻打蜀国的时候，军队到了晋寿，蜀地的人震惊恐惧。傅竖眼率领三万步兵攻打巴北，梁武帝派宁州刺史任太洪从阴平的小路进入北魏的益州，招引氐族和蜀地百姓，截断北魏的运粮道路。正好北魏大军往北回撤，任太洪就袭击攻破了北魏东洛、除口两个据点，还宣称梁兵马上就到，氐族和蜀地百姓纷纷响应他。任太洪进而包围关城，傅竖眼派统军姜喜等人攻打任太洪，把他打得大败，任太洪放弃关城逃走了。
癸未日，北魏任命高阳王元雍为太傅、领太尉，清河王元怿为司徒，广平王元怀为司空。
甲午日，北魏把宣武皇帝安葬在景陵，庙号世宗。己亥日，尊胡贵嫔为皇太妃。三月甲辰初一，让高太后出家做尼姑，搬到金墉瑶光寺居住，不是重大节日庆典，不得进宫。
北魏左仆射郭祚上表说：“萧衍狂妄悖逆，打算截断河流，百姓劳役困苦，他的灭亡已经有征兆了；应该派将领出兵，长驱直入去讨伐他。”北魏下诏让平南将军杨大眼督率各路军队镇守荆山。
北魏于忠既在门下省任职，又总管宫廷宿卫，于是独揽朝政，权势一时无人能及。当初，太和年间，国家军事和政务繁多，高祖因为费用不足，把百官的俸禄减少了四分之一，于忠下令全部恢复原来减少的俸禄。过去的制度规定，百姓交税，每交一匹绢要另外交八两绵，每交一匹布要另外交十五斤麻，于忠把这些规定都废除了。乙丑日，下诏让文武百官各晋升一级。
夏天四月，浮山堰修成后又崩塌了。有人说蛟龙能乘着风雨破坏堤坝，蛟龙讨厌铁；于是运来东西两冶的铁器几千万斤沉到水里，可还是没能把堤坝合拢。就砍伐树木做成井栏一样的结构，填上大石头，再在上面加土；沿着淮河百里内，不管大小的树木和石头都被用光了，挑担的人肩膀都磨穿了，夏天的时候还瘟疫流行，死的人一个挨着一个，苍蝇蚊虫从早到晚嗡嗡叫。
北魏梁州刺史薛怀吉在沮水打败叛乱的氐人。薛怀吉是薛真度的儿子。五月甲寅日，南秦州刺史崔暹又打败叛乱的氐人，解除了对武兴的围困。
六月，北魏冀州有个和尚叫法庆，用妖术迷惑众人，和勃海人李归伯等人发动叛乱，推举法庆为首领。法庆娶尼姑惠晖为妻，封李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己号称大乘。还配制了疯狂的药物，让人吃了之后，父子兄弟都不认识，只知道杀人。刺史萧宝寅派兼长史崔伯驎去攻打他们，崔伯驎战败身亡。叛军势力越来越大，所到之处毁坏寺庙，斩杀僧尼，烧毁经书佛像，说“新佛出世，要除去众魔”。秋天七月丁未日，下诏任命代理右光禄大夫元遥为征北大将军去讨伐他们。
北魏尚书裴植，自认为门第不比王肃低，觉得朝廷给他的职位不够高，心里常常不痛快，上表请求辞官去嵩山隐居，魏世宗没答应，还很责怪他。等到他当上尚书，志气骄横，常常对人说：“不是我需要尚书这个职位，是尚书这个职位需要我。”每次进宫参与议论朝政，喜欢当面讥讽诋毁其他官员，又上表弹劾征南将军田益宗，说：“汉人和夷人不是同类，不应该让夷人地位在世代为官的汉人之上。”于忠和元昭听到这些话，对他恨得咬牙切齿。
尚书左仆射郭祚，一直热衷于往上爬，自认为是东宫太子的师傅，向尚书省递交辞呈，希望能封侯，获得仪同三司的职位，下诏任命郭祚为都督雍、岐、华三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刺史。
郭祚和裴植都厌恶于忠专横，就偷偷劝高阳王元雍把于忠弄走；于忠听说后，大发雷霆，让有关部门诬陷他们有罪。尚书上奏说：“羊祉告发裴植姑姑的儿子皇甫仲达说：‘受裴植的指使，假称接到诏令，率领部下想要谋害于忠。’我们彻底追查，他的供词不承认，但众人的证词明确，按照法律应该判处死刑。众人的证词虽然没提到裴植，但都说‘皇甫仲达是受裴植指使，裴植召皇甫仲达责问却不告发’。推断情况，其中不同的缘由难以分辨清楚，不能当作普通案件，有所减轻处罚，按照皇甫仲达的情况，应该判处裴植死刑。裴植曾亲自率领城中民众，归附王化，依照法律上奏，请皇上裁决。”于忠假传诏书说：“既然有这样的阴谋，罪行不可饶恕；虽然有归附朝廷的诚心，也不容上奏商议，也不必等到秋分行刑。”八月己亥日，裴植和郭祚以及都水使者杜陵人韦俊都被赐死。韦俊是郭祚的亲家。于忠又想杀高阳王元雍，崔光坚决不同意，于是免去元雍的官职，让他以王爷的身份回家。朝廷内外都觉得冤枉气愤，对这件事无不咬牙切齿。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生动展现了南北朝时期天监十四年（公元515年）南梁与北魏的政治风云，其中北魏的权力更迭尤为惊心动魄，折射出中古时期皇权斗争的残酷逻辑与时代特征，可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评论：
权力真空期的“闪电交接”：皇权合法性的瞬间博弈
北魏宣武帝猝然离世后，崔光、于忠等人以“天位不可暂旷”为由，跳过皇后审批环节，连夜拥立太子元诩即位，这一操作堪称古代皇权交接的“应急范本”。其背后是对权力真空风险的精准预判——高肇在外拥兵、宗室觊觎权位，任何拖延都可能引发内乱。
崔光引用“汉光武崩赵熹扶诸王下殿”的典故压制广平王怀的越礼行为，本质是用“传统礼法”为紧急决策背书，既体现了儒家政治伦理对皇权运作的约束，也暴露了“礼法”在权力斗争中沦为工具的现实。这种“先上车后补票”的操作，印证了钱穆所言“中国传统政治中，‘法’常让位于‘势’”的特点。
后宫与外戚的权力漩涡：从“保位”到“覆灭”的转瞬之间
北魏的权力斗争中，女性角色的作用尤为突出：
--高太后欲杀胡贵嫔（后来的胡太后），体现了后宫“母凭子贵”的生存法则——胡贵嫔诞下太子，已成高后权力的直接威胁；
--刘腾、侯刚等人保护胡贵嫔，本质是押注未来的政治投资，最终胡贵嫔“深德四人”，为日后北魏“宦官专权”埋下伏笔。
而外戚高肇的覆灭则更具戏剧性：他前期擅权打压宗室，却在宣武帝死后失去靠山，被高阳王雍与于忠设计诛杀，尸体从“厕门”送出，极尽羞辱。这一结局揭示了外戚权力的悖论——依附皇权而兴，也必因皇权更迭而亡，其兴衰全系于皇帝个人的信任，毫无制度根基可言。
官僚集团的“站队”与“洗牌”：权力斗争中的生存逻辑
北魏朝堂的官员们在这场变局中展现了复杂的政治选择：
--任城王澄为避高肇迫害，“终日酣饮如狂”，以“自污”求自保，反映了权臣当道时宗室的无奈；
--王显因“恃势使威”被于忠等人借“侍疗无效”之名诛杀，实质是新掌权者对旧势力的清算；
--裴植、郭祚因不满于忠专权而密谋反抗，最终被诬陷赐死，暴露了官僚集团内部“非友即敌”的残酷规则——在绝对权力面前，“异议”即“死罪”。
这些案例共同构成了一幅中古官场的生存图景：个人命运不取决于能力或操守，而取决于对权力核心的“忠诚度”与“敏感度”。
民变与边患：底层危机与帝国扩张的困境
与此同时，北魏的底层矛盾与边境冲突也在加剧：
--冀州沙门法庆以“大乘”为号作乱，用“狂药”蛊惑民众“父子兄弟不相认，唯以杀害为事”，烧毁寺庙、斩杀僧尼，看似是宗教狂热，实则反映了底层民众在赋税、徭役压迫下的绝望——当时北魏“民税绢一匹别输绵八两，布一区别输麻十五斤”，于忠虽短暂废除，但长期的压迫已积累了巨大民怨。
--南梁与北魏在蜀地、荆山的拉锯战，以及浮山堰修建中“缘淮百里内木石无巨细皆尽，死者相枕”的惨状，则揭示了南北对峙下“以民为刍狗”的战争逻辑——政权合法性的竞争，最终往往转化为对底层人力物力的无度榨取。
历史的隐喻：权力更迭中的“循环困境”
从宣武帝去世到于忠专权，北魏的权力斗争呈现出典型的“循环模式”：高肇专权→被清算→于忠专权→诛杀异己→朝野怨愤，每一次权力交替都以“反专权”为名，最终却陷入新的“专权”。这种循环背后，是北魏缺乏稳定的权力制衡机制——既没有成熟的官僚体系约束皇权，也没有制度化的继承规则，权力始终在“个人专断”与“暴力清算”之间摇摆。
这一时期的北魏，恰是其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胡太后日后的乱政、六镇之乱的爆发，其根源已在这场权力更迭中埋下。而南梁虽暂时稳定，但“浮山堰成而复溃”的细节，也暗示了萧衍统治下“好大喜功”背后的隐患。
总之，这段记载如同一个切片，将中古时期王朝的权力运作、阶级矛盾、宗教影响与民族冲突浓缩其中，让人看到：在制度尚未成熟的时代，“稳定”往往只是权力平衡的暂时结果，而“动荡”才是皇权游戏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