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陵太守陈登在射阳治理政务。孙策往西去攻打黄祖的时候，陈登就引诱严白虎的残余势力，打算在孙策背后搞破坏。孙策知道后，转头回来攻打陈登。军队到了丹徒，等着运送粮草。
当初，孙策杀了吴郡太守许贡，许贡的家奴和门客就潜藏在民间，一心想着为许贡报仇。孙策这人喜欢打猎，经常骑马飞奔出去。他骑的马特别精良，跟着他的骑手根本追不上。有一次，他突然遇到三个许贡的门客，被射中了脸颊。后面的骑手很快赶到，把这三个人都杀了。孙策伤势很重，把张昭等人叫来，对他们说：“中原地区正乱着呢，凭借咱们吴越的人马，加上三江的险要地势，足够观望天下局势的成败了。你们要好好辅佐我弟弟！”然后把孙权叫过来，给他挂上印绶，说：“带领江东的人马，在两军阵前决断战机，和天下人争夺天下，你不如我；但要是论选拔贤才、任用能人，让大家都尽心来保住江东，我就不如你了。”这年，孙策去世，年仅二十六岁。
孙权悲痛大哭，都顾不上处理事务。张昭说：“孝廉（对孙权的称呼），这可不是哭的时候啊！”于是给孙权换了衣服，扶他上马，让他出去巡视军队。张昭带着下属，一方面上表给朝廷报告孙策去世、孙权继位的事儿，一方面发公文到各个下属城池，让朝廷内外的将领、校尉，都各尽其职。周瑜从巴丘带兵赶来奔丧，之后就留在吴地，以中护军的身份和张昭一起掌管各项事务。
当时，孙策虽然占据了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江、庐陵这些地方，但一些地势险要、偏远的区域，还没有完全归附。那些流亡寄居在这里的人，都根据局势的安危来决定去留，君臣之间还没有稳固的关系。但张昭、周瑜等人觉得孙权能和他们一起成就大业，就真心实意地辅佐他。
秋天，七月，朝廷封皇子刘冯为南阳王。壬午日，刘冯去世。
汝南的黄巾军刘辟等人背叛曹操，响应袁绍。袁绍派刘备带兵去援助刘辟，很多郡县都跟着反叛曹操。袁绍还派使者去任命阳安都尉李通为征南将军，刘表也暗地里招揽他，李通全都拒绝了。有人劝李通归附袁绍，李通手按宝剑，大声呵斥说：“曹公聪明睿智，肯定能平定天下。袁绍虽然势力强大，但最终会被曹公打败。我就算死也不会有二心。”说完就杀了袁绍的使者，把袁绍送来的印绶送到曹操那里。
李通急着征收户调（一种赋税，征收绢绵等物），朗陵县长赵俨见到李通，说：“现在各个郡都反叛了，只有阳安郡还归附朝廷。这个时候又急着征收绢绵，那些爱捣乱的人说不定会趁机闹事，这样恐怕不太好吧？”李通说：“曹公和袁绍正打得激烈，周围郡县都背叛成这样了，如果不把绢绵按时送去，旁人肯定会觉得我在观望，有所企图。”赵俨说：“我知道你担心这个，但也要权衡一下轻重。稍微缓一缓征收，我来帮你解决这个麻烦。”
于是赵俨写信给荀彧说：“现在阳安郡的百姓生活困苦，周边城池又都反叛了，这个地方很容易动荡，这可是关系到一方安危的关键时候。而且这个郡的人坚守忠诚的节操，身处险境也没有二心，我觉得朝廷应该好好安抚他们。要是还急着征收绢绵，怎么鼓励大家做好事呢！”荀彧马上把这事告诉曹操，曹操就把绢绵都还给了百姓，上下都很高兴，阳安郡也就安定下来了。李通又去攻打瞿恭等贼寇，把他们都打败了，最终平定了淮水、汝水一带。
当时，曹操制定了新的法令，下达到州郡执行，法令变得更加严厉，而且征收绢绵也很急迫。长广太守何夔对曹操说：“以前的君王会根据距离远近，区分不同地区的赋税；根据社会治乱，制定轻重不同的三种刑法。我觉得长广郡应该按照偏远新归附地区的法令来治理。民间的小事，让地方官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这样对上不违背正式的法令，对下也能顺应百姓的心意。等过个三年，百姓安心从事自己的产业，到时候再用法令统一规范也不迟。”曹操听从了他的建议。
刘备在汝水、颍水一带活动，许县以南的地方，官员和百姓都人心惶惶，曹操为此很头疼。曹仁说：“咱们大军正在对付袁绍，南边形势危急，顾不上那边。刘备带着强兵压过去，那些地方背叛也是意料之中。但刘备刚带领袁绍的兵，还没法让他们完全听从指挥，现在去攻打，能打败他。”曹操就派曹仁率领骑兵去攻打刘备，把刘备打得逃走了，收复了所有反叛的郡县后才回来。
刘备回到袁绍军中，心里想着离开袁绍，就劝说袁绍和南边的刘表联合。袁绍就派刘备带着自己原来的部队再次到汝南，和贼寇龚都等人会合，人马有几千。曹操派将领蔡杨去攻打他们，结果被刘备杀了。
袁绍驻军在阳武，沮授劝袁绍说：“咱们北方的军队虽然人数多，但勇猛果敢比不上南方的军队；南方军队粮食少，物资储备又比不上咱们北方。南方军队希望速战速决，咱们北方军队打持久战更有利。咱们应该慢慢来，和他们长久对峙。”袁绍不听他的。
八月，袁绍把军营稍微往前推进，靠着沙丘扎营，军营东西绵延几十里。曹操也分开军营和袁绍对峙。
九月，庚午朔日，发生了日食。
评论
这段史料宛如一幅浓缩的汉末乱世画卷，既记录了英雄落幕的悲壮，也展现了权力交接的智慧，更暗藏着乱世中各方势力的博弈逻辑。从孙策遇刺到孙权接班，从曹袁对峙到地方抉择，每一处细节都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生存法则与历史走向的关键伏笔。
江东权力的惊险交接：从英雄悲歌到基业传承
孙策之死是汉末英雄史诗中浓墨重彩的悲剧一笔。这位年仅二十六岁的江东霸主，以“小霸王”之名横扫江东，却因性格中的致命缺陷——“性好猎，数出驱驰”——付出了生命代价。他的遇刺本质上是权力扩张中的必然风险：诛杀许贡后未能彻底清除残余势力，热衷 solo 式狩猎又暴露了安保漏洞，最终被复仇者伏击。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陨落，恰恰印证了乱世中“猛虎行于野，亦怕暗箭伤”的残酷现实。
但孙策临终前的表现却展现了超越年龄的政治成熟。他对张昭等人的嘱托“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明确了江东的战略定位——立足割据以观天下；而对孙权的评价“举江东之众争衡天下，卿不如我；举贤任能保江东，我不如卿”，更是精准的自我认知与权力托付。这种“知子莫若父”式的清醒判断，为江东权力的平稳过渡奠定了基础。
孙权接班后的局势堪称内忧外患：“深险之地未尽从，流寓之士无君臣之固”。此时张昭与周瑜的表现成为关键——张昭强扶孙权巡军稳定军心，周瑜自巴丘赴丧并留镇中枢，两人“共掌众事”的格局，不仅体现了对孙权的认可，更展现了江东核心集团的政治自觉。这种“主少国疑”时的重臣担当，让江东避免了权力真空的崩溃危机，为后来孙吴基业的巩固埋下伏笔。
曹袁争霸中的地方抉择：忠诚与现实的博弈
汝南战场的交锋，本质上是袁绍与曹操两大集团影响力的较量。刘备受袁绍派遣“将兵助刘辟”，瞬间引发“郡县多应之”的连锁反应，暴露了曹操在中原统治的脆弱性——看似统一的区域下，隐藏着大量摇摆不定的地方势力。
阳安都尉李通的抉择极具代表性。面对袁绍的册封与刘表的暗招，他“按剑叱之”的表态“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绍虽强盛，终为之虏耳”，不仅是个人政治判断的展现，更反映了部分地方实力派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正统性的认可。但他“急录户调”的举动，又暴露了现实压力下的无奈——在周边郡县皆叛的背景下，唯有通过“调送绵绢”证明忠诚，才能避免被曹操集团猜忌。
赵俨的“缓调之计”则体现了政治智慧的灵活性。他敏锐意识到“急敛绵绢”可能将阳安郡推向叛乱边缘，通过致信荀彧说服曹操“悉以绵绢还民”，既稳定了地方人心，又保全了李通的忠诚形象。这种“权其轻重”的务实策略，展现了乱世中“治世能臣”的生存哲学——在原则与现实间寻找平衡点，方能在动荡中守住根基。
长广太守何夔对曹操“新科严峻”的劝谏，进一步揭示了乱世治理的核心难题。他提出“依远域新邦之典，民间小事随宜处置，三年后再齐之以法”的主张，本质上是建议采取“柔性治理”策略，在政权未稳时优先安抚民心。曹操的“从之”，则体现了这位霸主的实用主义风格——在争霸战争的大背景下，对地方治理的灵活性持开放态度。
军事博弈中的战略分歧：速战与持久的较量
袁绍与曹操在阳武的对峙，集中展现了两大集团的战略差异。沮授提出的“北利在缓师”主张——利用北方兵多粮足的优势打持久战，拖垮“谷少”的曹军，堪称精准的战略判断。但袁绍“不从”的选择，不仅暴露了其刚愎自用的性格缺陷，更反映了袁绍集团内部的战略短视——未能认清自身“劲果不及南”的军事短板，妄图以优势兵力速战速决。
曹仁对刘备的反击则展现了曹操集团的战术优势。他精准判断“备新将绍兵，未能得其用”的弱点，果断出击“破走之”，迅速收复叛县，体现了曹军“兵贵神速”的作战风格。而刘备“阴欲离绍”并说服袁绍“南连刘表”的举动，则暴露了他在袁绍阵营中的尴尬处境——既非核心嫡系，又需为袁绍冲锋陷阵，只能寻找机会自立门户。这种“寄人篱下”的无奈，为他后来脱离袁绍、联合刘表埋下伏笔。
历史启示：乱世中的生存与发展逻辑
这段史料揭示的核心规律，在于乱世中“人”的决定性作用：孙策的英年早逝警示“性格决定命运”，领袖的个人缺陷可能导致基业崩塌；孙权的成功接班证明“人才梯队”的重要性，张昭、周瑜等重臣的支持比血缘继承更具实际意义；李通、赵俨等人的选择则说明“政治判断力”的价值，能否在乱局中看清趋势、选对阵营，直接决定个人与地方的命运。
同时，这段历史也展现了“权力合法性”的构建过程：曹操通过“公明哲”的形象塑造与“柔性治理”的务实策略，逐步巩固统治基础；孙权则依靠“举贤任能”的自我定位与重臣背书，在动荡中确立权威。而袁绍因战略失误与性格缺陷逐渐失去优势，刘备则在夹缝中寻找自立机会，各方势力的此消彼长，共同勾勒出汉末乱世的权力图谱。
从宏观视角看，这段记载恰是三国鼎立局面的前奏：江东集团完成权力交接，为孙吴立国奠定基础；曹操在与袁绍的拉锯中展现治理智慧，逐步巩固中原霸权；刘备则在曹袁之间周旋，积累立足资本。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实则相互关联，共同推动着历史向“三分天下”的方向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