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黄允和汉中的晋文经都仗着自己有点才智，在远近地方炫耀名声，对于朝廷的征召，他们都拒绝前往。他们借口在京城养病，不跟宾客往来。那些公卿大夫就派自家门生早晚去问候病情，郎吏们在他们家门口乱坐一堆，还是见不到人。三公征召人才时，还得去询问他俩的意见，他俩随便评价，决定别人是否被录用。符融对李膺说：“这两人没听说有什么实际的品行和功业，却把自己当成豪杰，搞得公卿去问候病情，大臣在门口坐等，我担心他们用些旁门左道破坏大义，徒有虚名与实际不符，得好好考察一下。”李膺觉得有道理。从这之后，这两人的名声和谈论他们的人逐渐减少，宾客门徒也慢慢散去，没几天，他俩羞愧叹息着逃走了，后来都因犯罪被废弃不用。
陈留的仇香，品行高尚却为人低调，同乡人都不太了解他。四十岁时，他当上了蒲亭长。有个叫陈元的百姓，和母亲单独生活，母亲到仇香那告状，说陈元不孝顺。仇香惊讶地说：“我最近路过陈元家，看到房屋整齐，耕种也按时节进行，这人不像是坏人，应该是还没受到足够的教化。您守寡抚养孤儿，辛苦到老，怎么能因为一时生气，就抛弃这么多年的心血呢！而且您抚养别人留下的孤儿，要是不能把他培养好，要是死去的人有知觉，等您百年之后，怎么去见去世的亲人！”陈元母亲哭着起身。仇香就亲自到陈元家，给他讲人伦孝行的道理，还用祸福的说法来开导他，陈元受到触动，最终成为了孝子。考城令河内人王奂任命仇香为主簿，对他说：“听说你在蒲亭，没惩罚陈元却感化了他，是不是缺少点像鹰鹯那样严厉的手段啊？”仇香说：“我觉得鹰鹯比不上鸾凤，所以不那样做。”王奂说：“枳棘那样的树林不是鸾凤栖息的地方，小小的县城也不是大贤施展才华的地方。”于是拿出一个月的俸禄资助仇香，让他去太学学习。郭泰、符融拿着名帖去拜访他，并留宿在他家。第二天早上，郭泰起床，下床就向仇香行礼说：“您是我的老师，不是我的朋友。”仇香学习结束回到家乡，即使平常闲居，也一定穿戴整齐，妻子儿女像对待严厉的父亲一样侍奉他；妻子儿女要是有过错，仇香就摘下帽子责备自己，妻子儿女在庭院中谢罪并反思过错，仇香戴上帽子后，妻子儿女才敢进入厅堂，始终看不到他有喜怒声色的变化。仇香不接受朝廷的征召，最后在家中去世。
三月癸亥日，鄠县有陨石坠落。
夏天五月己丑日，京城下起冰雹。
荆州刺史度尚招募各蛮夷部落攻打艾县城，大获全胜，投降的有几万人。桂阳的老贼卜阳、潘鸿等人逃进深山。度尚追击了几百里，攻破他们三个营寨，缴获很多珍宝。卜阳、潘鸿的党羽势力仍然强大，度尚想继续攻打，但士兵们因为缴获财物变得骄纵富有，没有了斗志。度尚心想，要是慢慢等，他们不会主动出战，要是逼急了，肯定会逃跑。于是他宣称：“卜阳、潘鸿做贼十年了，熟悉攻守之道，现在我们兵力少，不容易进攻，得等各郡派来的援兵都到了，再合力攻打他们。”他还下令军中，让士兵们随意去打猎，士兵们很高兴，不管大小都出去了。度尚就秘密派亲信偷偷烧毁军营，把积累的珍宝都烧光了。打猎的人回来，看到这场景没有不落泪的。度尚挨个安慰士兵，还深深责备自己，接着说：“卜阳他们的财宝足够让好几代人富贵，各位只是不齐心协力罢了，咱们损失这点东西，有什么好在意的！”众人听了都愤怒激昂起来。度尚下令让士兵们喂饱马，提前吃好饭，第二天一早就直接冲向贼人的营寨。卜阳、潘鸿等人觉得自己的营寨坚固，没再设防，官兵们趁士气正盛，就把他们打败平定了。度尚出兵三年，把各路贼寇都平定了，被封为右乡侯。
冬天十月壬寅日，皇帝到南方巡视；庚申日，到章陵；戊辰日，到云梦，亲临汉水，回来时又到新野。当时公卿、贵戚的车马数以万计，向地方征调的费用和劳役，多得数不清。护驾从事桂阳人胡腾上奏说：“天子所到之处，就如同京城。我请求把荆州刺史和司隶校尉同等对待，我自己等同于都官从事。”皇帝同意了。从此秩序井然，没人敢随便骚扰郡县。皇帝在南阳时，身边的人都趁机谋取私利，皇帝下诏书任命了很多人做郎官，太尉杨秉上奏说：“太微垣的星宿，其中有代表郎官职位的，这些郎官入宫负责保卫，出宫管理百姓，陛下应该割舍不忍心拒绝的私情，断绝那些人追求私欲的门路。”于是皇帝停止下诏任命郎官。
护羌校尉段颎攻打当煎羌，打败了他们。
十二月辛丑日，皇帝回到宫中。
中常侍汝阳侯唐衡、武原侯徐璜都去世了。
当初，侍中寇荣是寇恂的曾孙，他性格清高，很少与人交往，因此被有权势又受宠的人嫉恨。寇荣堂兄的儿子娶了皇帝的妹妹益阳长公主，皇帝又把寇荣堂兄的孙女纳入后宫。皇帝身边的人就更加忌恨他，一起诬陷他有罪，他和宗族成员被免官回到家乡，地方官吏迎合上级的意图，对他们逼迫得越来越紧。寇荣担心自己躲不过去，就想去皇宫向皇帝申诉。还没到，刺史张敬就弹劾他擅自离开边境，皇帝下诏抓捕他。寇荣逃亡了几年，遇到大赦，却还是没被赦免，一直穷困潦倒，于是在逃亡中上书说：“陛下治理天下，就像百姓的父母，从百姓出生起，都能蒙受您的恩泽；但我们兄弟却无缘无故，被专权的大臣排挤，被小人联合起来陷害，让陛下忽视了慈母般的仁爱，像曾参母亲听到三次传言就相信儿子杀人那样发怒。那些残酷谄媚的官吏，设下各种罗网，竞相迫害我们，就像对待仇敌一样，惩罚甚至牵连到死去的人，挖掘我们的祖坟，想让严厉的朝廷滥施刑罚；所以我不敢冒犯天威，只能逃进山林，等待陛下展现出神圣的听闻，开启独到的明智，拯救可以救助的人，挽救将被淹没的生命。没想到陛下的愤怒不因季节变化而平息，怨恨不因时间推移而懈怠，还派使者通过驿站，向远近发布严厉的文书，刻薄得比霜雪还冷酷，追捕我的人把我逼得走投无路。就算楚国悬赏捉拿伍子胥，汉朝搜捕季布，也不过如此了。我受罚以来，多次遇到赦免，那些没有证据的罪名，本应该免除；但陛下对我的厌恶却越来越深，有关部门也极力指责我，我停下就会被消灭，逃跑就像流亡的俘虏，活着就是个穷困的人，死了就成为冤鬼，天空广阔却没有我能容身之处，大地深厚却不能承载我，走在陆地上担心沉沦，远离高墙又怕被压垮。如果我犯了不可饶恕的大罪，那也该把我的罪行公布于众，用刑罚处置我，陛下应该公布我所犯的罪，来解除众人的疑惑。我想进入京城，坐在肺石上，让大臣们评判我的罪行，但皇宫重重宫门，到处是陷阱，抬脚就会碰到罗网，根本没机会到陛下跟前，也永远没有被信任的时候。可悲啊，长久地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忠臣不惜牺牲自己来化解君主的愤怒，孝子甘愿舍弃生命来平息亲人的怨恨，所以大舜不躲避修谷仓、淘水井时可能遭遇的危险，申生不逃避骊姬的谗言诽谤；我怎敢忘记这些道理，不自杀来解除朝廷的愤怒呢！我请求以死承担责任，希望陛下赦免我死去兄弟的性命，让我家族还有后人，来彰显陛下宽厚的恩惠。我在死前陈述这些，对着奏章痛哭流泪！”皇帝看了奏章后更加愤怒，于是杀了寇荣，寇氏家族从此衰落。
评论
这段史料围绕东汉末年的士人风骨、官场生态与社会矛盾展开，字里行间藏着乱世中人性的复杂与时代的困局，即便以现代视角审视，仍能读出深刻的警示与启示。
虚名与实德的博弈：从“伪名士”到“真君子”
晋文经、黄允之流的兴衰，像一面镜子照见“虚名”的泡沫性。他们“恃才智、曜名远近”，靠摆架子、耍手段博取公卿追捧，甚至能左右官员任免，本质是利用了汉末士大夫群体对“名士”的盲目崇拜。而符融、李膺的揭穿，不过是戳破了一层窗户纸——当一个人的“名声”与“德行”“功业”完全脱节，再华丽的包装也终将被现实戳穿。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仇香。他四十岁仍为乡野亭长，却以“化人”而非“罚人”的智慧，让不孝子陈元幡然醒悟。面对王奂“少鹰鹯之志”的质疑，他一句“鹰鹯不若鸾凤”道破真谛：治理的最高境界不是威慑，而是教化；君子的力量不在锋芒毕露，而在润物无声。他居家时“正衣服”“自责过”的细节，更说明“德行”从不是做给外人看的表演，而是融入日常的自觉。这种“纯嘿”中的坚守，恰是对“虚名”最有力的反击。
权力场的荒诞与清醒：从“弄权者”到“守道者”
度尚平定叛乱的手段，堪称古代版“权术教科书”。他明知士卒因“骄富”而无斗志，却故意放言“缓攻”，纵容士兵射猎，再暗中焚营毁财，以“断后路”激发斗志。这种“诡道”虽暂获成功，却暴露了封建治理的短视——靠操纵情绪、制造危机取胜，终究是饮鸩止渴。而他最终“封右乡侯”的结局，更折射出汉末“只看结果、不问手段”的官场逻辑，为后来的军阀割据埋下伏笔。
相比之下，寇荣的悲剧则是权力碾压个体的典型。他出身名门，却因“性矜洁”得罪权贵，最终被罗织罪名、追杀亡命。其绝笔信中“天广而无以自覆，地厚而无以自载”的悲鸣，道尽了专制皇权下个体的绝望：即便三赦之后，皇帝的“滞怒”仍能轻易摧毁一个家族；即便欲“坐于肺石之上”自辩，也连靠近朝堂的机会都没有。这种“君怒即法”的荒诞，印证了东汉末年“法治”的名存实亡——当权力失去约束，再正直的人也可能成为刀下冤魂。
乱世中的生存哲学：坚守与妥协的边界
郭泰对仇香“下床拜之”的举动，藏着士人的价值判断：在道德失序的时代，能坚守“教化”“修身”底线的人，比空谈玄学的名士更值得敬重。而仇香拒绝征辟、终老乡里的选择，与郭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的处世之道一脉相承——他们并非消极避世，而是在“大木将颠”的颓势中，选择以“育德”“守身”的方式延续文明的火种。
反观寇荣的悲剧，则警示另一种困境：当个体直面腐朽的权力机器时，“矜洁”可能成为催命符。他的抗争越激烈，皇帝的怒火越炽烈，最终落得“一门衰废”的结局。这并非否定坚守的意义，而是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在制度性的黑暗面前，仅凭个体的“正直”往往难以对抗系统性的恶意。
历史的镜鉴：哪些道理从未过时？
关于“名声”：晋文经、黄允的结局证明，靠炒作、依附权力得来的名声，终会因根基不稳而崩塌；而仇香、郭泰的被尊崇，源于他们的“德”与“行”始终如一。
关于“治理”：度尚的“权术”或许能赢一时之胜，却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仇香的“教化”虽慢，却能唤醒人心——这恰如现代社会，“威慑”与“疏导”的平衡，仍是治理的核心命题。
关于“个体与时代”：郭泰的“奖训士类”、仇香的“化民成俗”，展现了乱世中个体的建设性力量；而寇荣的遭遇则提醒我们，当制度失去纠错能力，即便是“忠臣孝子”也可能成为牺牲品。
这段史料最动人的，是它没有简单的“善恶二元论”：有人在坚守中闪光，有人在权术中沉沦，有人在绝望中抗争。而这些选择背后，是人性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这或许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永恒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