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桓皇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丁亥年）
春天正月初一辛亥日，发生了日食。
戊午日，朝廷大赦天下。
三月，在谯地有人说看到了龙。
夏天四月庚寅日，京城发生地震。
朝廷封阜陵王刘代的哥哥勃遒亭侯刘便为阜陵王。
六月，太尉胡广被免职，光禄勋杜乔当上了太尉。自从李固被罢官后，朝廷内外都没了士气，大臣们一个个小心翼翼，只有杜乔神色严肃，坚守原则，丝毫没有退缩，因此朝廷上下和民间百姓都对他寄予厚望。
秋天七月，渤海孝王刘鸿去世，他没有儿子，太后就封皇帝的弟弟蠡吾侯刘悝为渤海王，让他来继承刘鸿的祭祀。
皇帝下诏，因为立帝决策有功，给梁冀增加封邑一万三千户，封梁冀的弟弟梁不疑为颍阳侯，梁蒙为西平侯，梁冀的儿子梁胤为襄邑侯，胡广为安乐侯，赵戒为厨亭侯，袁汤为安国侯。又封中常侍刘广等人为列侯。杜乔进谏说：“古代的贤明君主，都把任用贤才、赏罚分明当作重要的事。那些丢了国家的君主，他们朝廷里难道没有忠诚干练的大臣，没有经典的治国之道吗？问题就出在，他们虽然得到贤才却不采纳他们的谋略，有好的治国书籍却不施行书中的教导，听到好的建议却不相信其中的道理，听到谗言也不仔细分辨真假。陛下您从藩王成为皇帝，天下人和上天都关注着您，您不着急对忠诚贤能的人以礼相待，却先给身边的人加官进爵。梁氏一家，还有那些宦官小人，都无功受禄，分割本该给有功之臣的土地，这种错乱和不合理的情况，简直说都说不完！有功劳不奖赏，做好事的人就会失望；奸邪之人不追究，作恶的人就会更加嚣张。所以，就算摆出刑罚的威严，人们也不害怕；分封爵位，也起不到激励的作用。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带来的可不只是政治混乱，国家和君主都可能灭亡，能不谨慎吗！”奏章呈上去后，皇帝根本不理会。
八月乙未日，立梁氏为皇后。梁冀想用隆重的礼仪迎接皇后，杜乔坚持按照旧有的礼仪制度，不听从梁冀。梁冀嘱咐杜乔举荐汜宫当尚书，杜乔因为汜宫有贪污的罪行，没有任用他。从此，杜乔一天天更加得罪梁冀。九月丁卯日，京城又地震了。杜乔因为这次灾异被罢官。冬天十月，任命司徒赵戒为太尉，司空袁汤为司徒，前太尉胡广为司空。
宦官唐衡、左悺一起在皇帝面前说杜乔的坏话：“陛下您当初登基的时候，杜乔和李固反对，说您不能承担汉朝皇室的祭祀。”皇帝听了也对杜乔心生怨恨。十一月，清河的刘文和南郡的妖贼刘鲔勾结，到处乱说：清河王应当统治天下，他们想一起拥立刘蒜。事情败露后，刘文等人就劫持了清河相谢暠，说：“要立清河王为天子，让你当三公。”谢暠大骂他们，刘文就把谢暠杀了。于是朝廷派人抓捕刘文、刘鲔，把他们处死。有关部门弹劾刘蒜，刘蒜因此被贬为尉氏侯，被流放到桂阳，最后自杀了。梁冀趁机诬陷李固、杜乔，说他们和刘文、刘鲔等人勾结，请求逮捕他们治罪。太后向来知道杜乔忠诚，没有答应。梁冀就把李固抓进监狱。李固的门生渤海人王调带着刑具上书，证明李固是冤枉的，河内的赵承等几十人也带着刑具到皇宫前申诉。太后下诏赦免了李固。李固出狱的时候，京城的大街小巷都欢呼万岁。梁冀听说后，十分惊恐，害怕李固的名声和品德最终会对自己不利，就又根据之前的事情再次上奏弹劾李固。大将军长史吴佑为李固的冤枉感到痛心，和梁冀争辩。梁冀很生气，不听他的。从事中郎马融负责为梁冀写奏章，当时马融也在场，吴佑对马融说：“李公的罪名，是你写出来的。如果李公被杀，你还有什么脸面面对天下人！”梁冀大怒，起身走进内室，吴佑也直接离开了。李固最终死在狱中。临死前，李固给胡广、赵戒写信说：“我深受国家的厚恩，所以竭尽全力，不顾生死，一心想扶持王室，让它像汉文帝、汉宣帝时期那样兴盛。没想到梁氏一时糊涂犯错，你们也曲意顺从，把好事变成坏事，把成功变成失败！汉朝的衰落，就从现在开始了。你们享受着君主丰厚的俸禄，国家要倒了却不扶持，把国家大事搞砸，后世的好史官难道会偏袒你们吗！我自己的生命已经到头了，但我坚守了大义，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胡广、赵戒收到信后，又悲痛又惭愧，只能长叹流泪。梁冀派人威胁杜乔说：“早点自杀，你的妻子儿女还能保全。”杜乔不肯。第二天，梁冀派骑兵到杜乔家门口，没听到有人哭泣，就报告太后把杜乔抓了起来，杜乔也死在了狱中。
梁冀把李固、杜乔的尸体扔在城北的十字路口示众，下令说：“谁敢去凭吊就治谁的罪。”李固的弟子汝南人郭亮还不到二十岁，左手拿着奏章和斧钺，右手拿着铡刀，到皇宫前上书，请求收敛李固的尸体，没有得到回应。他就和南阳的董班一起去尸体旁痛哭，守着尸体不走。夏门亭长呵斥他们说：“你们这些书呆子是什么人！公然违反诏书，想试探官府的威严吗！”郭亮说：“为了正义，我连性命都不顾了，你用死来吓唬我有什么用！”太后听说了这件事，赦免了他们，没有杀他们。杜乔以前的属官陈留人杨匡，一路哭着日夜兼程赶到洛阳，戴着过去的红色头巾，假装成夏门亭的小吏，守护杜乔的尸体，一共守了十二天。都官从事把他抓起来报告给太后，太后也赦免了他。杨匡趁机到皇宫前上书，请求把李固、杜乔的尸骨归还给他们的家人，让他们能够回乡安葬，太后答应了。杨匡把杜乔的灵柩送回家乡，安葬完毕，守完丧，就和郭亮、董班一起隐居起来，终身不再做官。梁冀把吴佑调出京城，让他去当河间相，吴佑自己辞官回家，最后死在家里。梁冀因为刘鲔叛乱的事，想起朱穆之前说的话，于是请种暠担任从事中郎，推荐栾巴为议郎，推举朱穆为优等，让他做侍御史。
这一年，南单于兜楼储去世，伊陵尸逐就单于车儿继位。
评论
这段记载生动展现了东汉桓帝初年外戚专权达到顶峰时的政治黑暗，梁冀的跋扈、士大夫的抗争与牺牲，共同勾勒出王朝衰落的清晰轨迹，其中的权力逻辑与人性挣扎极具历史警示意义：
封赏背后的权力垄断与制度崩坏
梁冀借“定策功”大肆封赏亲族与宦官，单是梁冀本人就增封1.3万户，其弟、子及宦官刘广等“并带无功之绂”。这种毫无原则的利益分赃，彻底打破了“赏罚分明”的政治伦理——有功者如滕抚遭打压，无功者因裙带关系窃据高位。杜乔的劝谏直指核心：“裂劳臣之土，其为乖滥，胡可胜言！”但谏言被无视，说明此时的朝廷已沦为外戚与宦官瓜分利益的工具，制度正义完全让位于权力私欲。
士大夫抗争的悲壮与无力
杜乔在李固被废后“正色无所回桡”，拒绝梁冀以旧典违规厚嫁皇后、推荐罪臣汜宫，成为朝堂上唯一的亮色。但这种抗争在绝对权力面前不堪一击：梁冀先借地震将其罢官，再通过宦官诬陷、构陷“谋逆”，最终将其与李固一同置于死地。两位大臣的结局极具象征意义——李固临刑前痛斥胡广、赵戒“颠而不扶”，揭示了士大夫集团的分化；杜乔拒绝“早从宜”的威胁，以死坚守原则，展现了儒家士人的气节。
更令人唏嘘的是普通士人的反应：郭亮、董班冒死哭尸，杨匡伪装亭吏守护十二日，他们的行动与胡广、赵戒的“长叹流涕”形成对比，凸显了理想主义在现实强权下的悲壮。太后最终赦免他们，并非出于仁慈，而是这些人的抗争已无法动摇梁冀的权力根基，反而成为权力者彰显“宽容”的点缀。
权力斗争的残酷与道德崩塌
梁冀的手段堪称毫无人性：毒杀质帝后，又借清河王蒜案罗织罪名，将李固、杜乔诬陷入狱；即便李固出狱时“京师市里皆称万岁”，仍执意灭口，甚至暴尸街头“令有敢临者加其罪”。这种对舆论与道德的公然践踏，暴露了专制权力的本质——只要威胁自身利益，无论是否有民意支持、是否符合法理，都必除之而后快。
宦官在其中的角色同样关键：唐衡、左悺的诬陷成为扳倒杜乔的导火索，曹腾此前的挑唆促成刘志继位，可见宦官与外戚虽有矛盾，却总能在打压士大夫、维护特权上形成同盟，这种“恶恶相济”的权力生态，正是东汉中后期政治腐败的根源。
历史的隐喻：衰落的不可逆性
李固临终预言“汉家衰微，从此始矣”，并非危言耸听。当一个政权失去了基本的是非观——赏罚颠倒、忠良遭诛、奸佞当道，其衰落便不可逆转。梁冀事后虽因“刘鲔之乱”想起朱穆的劝谏，任用种暠、栾巴等人，但这不过是权力者的权宜之计，无法改变整个体制的腐朽。
从更大视角看，这段历史揭示了“权力不受约束”的必然恶果：外戚凭借“椒房之亲”垄断朝政，士大夫的儒家理想在强权面前节节败退，底层民意被完全无视。所谓“龙见谯”“京师地震”等灾异，在当时被视为“天谴”，实则是政治失序在社会心理上的投射——当人心离散，再盛大的仪式、再严苛的高压，都无法维系王朝的根基。李固、杜乔的血，不仅染红了洛阳的街头，更宣告了东汉王朝“中兴”希望的彻底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