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辛未日，朝廷任命鲁国的太常孔扶当司空。
丁丑日，洛阳宣德亭地面裂开了，缝足足有八十五丈长。皇帝把公卿们推荐的那些实在的人才召集起来，让他们回答一些治国的问题，还专门问了当下国家的毛病以及该咋治理。
李固回答说：“之前孝安皇帝把老规矩都搞乱套了，给乳母封爵，结果惹出一堆麻烦事，连皇位继承人都被改了，害得陛下您之前日子也不好过。陛下好不容易摆脱困境，登基当皇帝，天下人都眼巴巴盼着能有好政策。国家积累了那么多毛病，这时候最容易实现中兴了，陛下确实应该好好想想怎么搞好国家，可现在大家还说‘现在的情况跟以前没啥两样’。我在民间听着，心里难受死了！汉朝都建立三百多年了，十八个皇帝那可都是贤圣之人，难道他们都没有乳母的恩情，都不想给乳母封爵吗？他们是敬畏上天，又按照经典的说法，知道从道理上不能这么干，所以才没封。现在宋乳母虽说有功劳，人也勤快老实，但多给她点赏赐，就足够报答她的辛苦啦；至于封土地、建封国，这可就违反老传统了。听说宋乳母这人挺谦虚的，肯定会推辞，陛下您就答应她辞让封国的请求呗，让她能安安稳稳享福。那些皇后、妃子的家族为啥很少能有好结果呢？难道是天生的吗？还不是因为他们爵位太高，权力太大，老天爷不喜欢太满的东西，他们又不知道收敛，所以最后都倒霉了。先帝太宠阎氏了，给他们升官位太快，结果他们马上就遭报应了。《老子》里说：‘冲得太猛，退得也快。’现在梁氏是皇亲国戚，按礼节对他们特殊点，给个高爵位，倒也说得过去；但他们家的子弟亲戚，一个个都跟着又荣耀又显贵，永平、建初那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应该让步兵校尉梁冀和那些侍中回到原来黄门的官职，把外戚的权力收一收，让国家来管政事，这多好啊！还有，诏书为啥不让侍中、尚书、宫里那些人的子弟当官、被推荐当孝廉呢？就是因为他们有权有势，容易走后门。中常侍在皇帝身边，那威风大得能震动天下，他们子弟的官职和俸禄根本没个限制，虽然表面上装得低调，不插手州郡的事，但那些爱拍马屁的人，还是会顺着他们的意思推荐他们的子弟。现在应该给他们也定个规矩，跟其他宫里的人一样。以前馆陶公主给儿子求个郎官的职位，汉明帝没答应，反而给了她一千万钱，为啥明帝看重厚赏却不轻易给官位呢？就是怕用错了人，害了老百姓。我听说长水司马武宣、开阳城门候羊迪这些人，没啥功劳，刚任命就当实职，这虽然是小事，但慢慢就把老规矩给破坏了。老祖宗定的规矩，可得好好守着，政教一旦出问题，一百年都恢复不过来。《诗经》里说：‘老天爷乱来，老百姓遭殃’，就是说周王改了祖宗的规矩，把老百姓都害惨了。现在陛下有尚书，就好比天上有北斗星。北斗星是上天说话的地儿，尚书就是陛下说话的地儿。北斗星掌管着天地元气，让四季正常运转；尚书传达陛下的命令，把政策推行到全国，权力大、责任重，要是他们办事不公平，那肯定得遭殃，所以陛下得好好挑人，让他们帮您把国家治理好。现在跟陛下一起治理国家的，外面有公卿、尚书，里面有常侍、黄门，就像一家人一样，国家好了大家都享福，国家不好大家都倒霉。刺史、二千石这些官员，对外管着地方上的事儿，对内得听朝廷的命令。标杆歪了影子肯定歪，源头干净水流才干净，就像敲一下树根，树枝都跟着动。这么看来，朝廷的命令可不能出错啊！整顿国家的纲纪，这可是现在最要紧的事儿。皇帝治理国家，就像水有堤坝一样。堤坝好好的，就算发大水也不怕。政教搞好了，就算碰到灾年，也不用担心。要是堤坝破了，就算有一万个人一起修，也不一定能救回来；政教要是坏了，就算有再多贤能的人，也很难恢复。现在堤坝看着还行，但已经有点小窟窿了。打个比方，国家就像一个人，朝廷是心腹，州郡是四肢，心腹疼了四肢就动不了。所以我担心的是朝廷内部的问题，不是地方上的事儿。要是能把堤坝加固，抓好政教，先把朝廷内部整顿好，就算有盗贼、水旱这些灾害，也没啥大不了的；要是堤坝坏了，心腹有毛病，就算没水旱灾害，国家也让人担心啊。还得把宦官的权力削弱，辞退一些，就留两个正直有品德的常侍在陛下身边帮忙，再挑五个聪明文雅的小黄门在殿里做事。这样的话，大家就没啥好抱怨的，国家就能太平啦！”
扶风功曹马融回答说：“现在各种规章制度、四季禁令，为了顺应天地、安抚百姓，已经够全乎的了，不能再多了。可为啥老天爷还是有不满意的表现，老百姓还是抱怨呢？就是因为老百姓光听朝廷说要给好处，却没看到实际行动。以前让老百姓富起来，不是说每家都得特别有钱，而是根据他们的收入，给制定点规矩。所以结婚的礼节简单点，大家就能按时结婚；办丧事的礼节节省点，死者就能及时入土；不耽误农民种地的时间，农民就能有收成。老百姓有老婆孩子牵挂，有自己的产业，这样去做坏事的人肯定就少了！”
太史令南阳的张衡回答说：“从开始选孝廉到现在都两百年了，一直都是先看孝顺不孝顺；孝顺做好了，再有精力才去学法律文书。辛卯年的诏书呢，却只看能不能精通经典、会写公文；就算有人特别孝顺，也可能不符合要求，这不是丢了根本，光抓细枝末节嘛。曾子特别孝顺，可他其实挺老实木讷的，文学方面比不上子游、子夏，政事方面比不上冉求、季路。现在非要一个人啥都会，表面上看着行，实际上肯定有不足的地方，这就违背选孝廉的初衷了。再说那些郡国的太守、国相，拿着朝廷的命令去安定地方，那是国家的重要大臣，一下子罢免十几个人，下面的官吏和老百姓光忙着迎来送往就累坏了，新官旧官交接的时候，公私事务都容易乱套，有的官员把地方治理得挺好，就因为一点小错就被免了职，这就好比抢走了老百姓的好父母官，让老百姓叫苦连天。《易经》说犯了错要及时改正，《论语》也说别怕改正错误，朋友之间都不会把矛盾留到第二天，何况是皇帝，要治理天下，更得这样啊！最近，天上出现妖星，地下又有地震地裂，老天爷的警告已经很明显了，让人害怕。聪明的人在灾祸还没露头的时候就把它解决了。现在既然已经看到征兆了，那就赶紧把政治搞好，心里敬畏着，说不定坏事就能变好事呢。”
皇帝看完大家的回答，觉得李固说得最好，马上就让乳母回自己家，那些常侍也都吓得赶紧磕头认错，朝廷一下子严肃起来。皇帝封李固当议郎；可乳母和宦官都恨死他了，就伪造奏章诬陷他。这事儿直接从宫里交办，大司农南郡的黄尚等人去找梁商求情，仆射黄琼也帮着解释。过了好久李固才没事，结果被派去当洛阳令，李固干脆不干，回汉中去了。马融对经籍特别精通，文章也写得好；他回答问题后，也被封了议郎。张衡文章写得好，对《六艺》也特别精通，虽然他才华比别人高，但一点都不骄傲；他还擅长搞机械发明，对天文、阴阳、历算特别有研究，做了个浑天仪，还写了《灵宪》。他这人性格淡泊，不追求名利；在一个官位上经常好几年都不升职。
太尉庞参，在三公里面那是出了名的忠诚正直，可老是被皇帝身边的人说坏话。刚好他推荐任用的人不合皇帝心意，司隶校尉就顺着这个事儿弹劾他。当时正赶上茂才、孝廉集会，庞参因为被弹劾，就称病没去。广汉上计掾段恭趁着集会的时候给皇帝上疏说：“我听路上的行人、种地的农夫、织布的妇女都说：‘太尉庞参那是尽心尽力，就是因为太正直，不会讨好别人，在一堆坏人里面被孤立，老是被人陷害。’用坏话去害那些忠诚正直的人，这是天地都不容的事儿，皇帝您可一定得小心啊！以前白起被赐死，诸侯们都喝酒庆祝；季子回来，鲁国人都高兴他能解决国家的困难。国家得靠贤能的人治理，皇帝得靠忠诚的人才能安稳。现在天下人都高兴陛下有这么忠诚贤能的大臣，希望陛下一直信任他，让国家能安定。”奏章送上去后，皇帝马上派小黄门去看庞参的病，还让太医送了羊和酒。后来庞参的夫人讨厌前妻的儿子，把孩子扔井里淹死了；洛阳令祝良就上奏庞参有罪。秋天七月己未日，庞参最后因为灾异和这事儿被免了职。
八月己巳日，朝廷任命大鸿胪施延当太尉。
鲜卑来攻打马城，代郡太守去抵抗，没打赢。没过多久，鲜卑首领其至鞬死了。从这以后，鲜卑来抢劫的次数就少了点。
评论
阳嘉二年六月至秋季的历史记载，围绕“对策”与“争议”展开，集中展现了东汉中期士大夫对时政的深刻反思，以及皇权、外戚、宦官之间复杂的权力博弈，字里行间透着制度颓势与理想微光的交织。
对策中的治世蓝图：士大夫的集体呐喊
洛阳宣德亭地裂后，皇帝召集“敦朴之士”对策，李固、马融、张衡的奏疏堪称东汉版的“改革建议书”，直指王朝核心病灶：
李固的“固本论”：他以“汉兴三百余年”的历史为镜，痛斥封乳母宋娥为侯“乖旧典”，警告外戚梁氏子弟“荣显兼加”会重蹈阎氏覆辙，更直言宦官“声势振天下，子弟禄任无限极”的弊端，提出“罢退宦官，裁置常侍二人、小黄门五人”的具体方案。其核心主张是“政归国家”——通过限制外戚与宦官权柄、坚守“旧典”，重建“心腹（朝廷）强则四支（州郡）固”的治理秩序。他将尚书比作“北斗”，强调中枢决策的重要性，呼吁皇帝“坚堤防（政教）”，直击“腹心之疾”而非纠结“四支之患”，展现了清醒的政治洞察力。
马融的“足民论”：与李固聚焦权力不同，马融从民生入手，主张通过“制度性节俭”改善民生——简化嫁娶、丧葬礼仪以减轻负担，保障农夫耕作时间，让百姓“产业以重其志”，从根本上减少“为非者”。这种“藏富于民”的思路，点出了东汉后期“恩泽之声多、惠和之实少”的虚伪性。
张衡的“选举论”：他批评左雄孝廉改革“以能章句、奏案为限”是“弃本取末”，认为孝廉应重“孝行”而非单纯的文才，并举曾子为例说明“至孝者未必善文法”。同时，他反对频繁罢免郡国守相，认为“送迎之役”“新故交际”只会加剧“公私放滥”，损害百姓对地方官的信任。其观点平衡了“德”与“才”、“稳定”与“纠错”的关系，补充了李固改革方案的细节。
三人虽侧重点不同，但共同指向一个核心：东汉的衰落源于“制度失守”——祖制被私恩突破，选才标准背离初衷，权力过度集中于外戚与宦官，最终导致“天怒人怨”。
权力博弈的现实：理想与妥协的碰撞
李固的对策因切中要害被评为第一，短期内竟产生实效：皇帝“出阿母还舍，诸常侍悉叩头谢罪，朝廷肃然”。这一看似“胜利”的转折，却迅速被权力反噬——阿母与宦官“诈为飞章以陷其罪”，李固虽得黄尚、黄琼营救，仍被外放洛令，最终“弃官归汉中”。这一结局极具象征意义：士大夫的理想即便暂时触动皇权，也难以撼动宦官与外戚的利益网络，改革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太尉庞参的遭遇同样折射出这种困境。庞参以“忠直”闻名，却因“直道不能曲心”遭群邪中伤，即便有段恭上疏力证其“竭忠尽节”，最终仍因“夫人杀前妻子”的家庭纠纷被免官。所谓“因灾异免”不过是借口，本质是忠直之士在权力斗争中被边缘化——当“谗佞伤毁忠正”成为常态，朝堂的道德底线已荡然无存。
边疆与人事：短暂平静下的隐忧
鲜卑因首领其至鞬去世“抄盗差稀”，代郡之围暂解，这只是边疆危机的短暂喘息。北方部族的威胁并未根除，而东汉依赖“以夷制夷”和部族内部变动维持稳定，缺乏长远战略，边疆的平静始终是脆弱的。
三公人事变动（庞参免、施延任太尉）则延续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性。施延的接任未带来治理新思路，更多是权力平衡的结果，难以改变官僚体系“容头过身”的颓靡。
历史的吊诡：清醒者的无力与制度的困局
阳嘉二年的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吊诡在于：士大夫群体对王朝弊病的诊断无比精准（李固、张衡等人的分析堪称“病理报告”），提出的改革方案也具有可行性，但最终要么被权力反噬，要么沦为空谈。根源在于东汉的权力结构已进入“死循环”——皇帝依赖外戚与宦官巩固统治，而这两者的利益又与王朝整体利益相悖，士大夫虽有道德与智力优势，却缺乏制度化的力量打破这一循环。
李固的“弃官”、庞参的“被免”，本质上是清醒者对体制的绝望。当“直道”成为获罪的理由，当“私恩”凌驾于“公义”，当“纠错”的成本远高于“维持现状”，这个王朝便只剩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挣扎。阳嘉二年的对策与争议，不过是东汉衰亡剧本中一段“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插曲，它证明：当制度的根基已被权力腐蚀，任何精妙的改革方案都只是沙滩上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