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年（公元205年，乙酉年）
春天，正月，曹操攻打南皮，袁谭出城迎战，结果他的士兵死了好多。曹操有点想缓一缓攻势，议郎曹纯说：“咱们现在孤军深入，很难长时间耗下去。要是继续进攻却打不下来，往后撤退又会损了军威。”曹操听了，就亲自拿着鼓槌击鼓，率领士兵攻城，最终拿下了南皮。袁谭转身就跑，曹操的人追上去把他杀了。
李孚自称是冀州主簿，求见曹操，说：“现在城里强弱互相欺凌，人心惶惶的，我觉得应该让城里刚投降且被大家熟悉信任的人，去宣传您的政策。”曹操觉得有理，就让李孚进城，告诉城里的官员和百姓，让大家各自安心从事原来的行业，不许互相侵犯，这样城里才安定下来。之后，曹操把郭图等人还有他们的老婆孩子都杀了。
袁谭之前派王修到乐安运军粮，王修听说袁谭情况危急，就带着自己的兵赶过去。到了高密，得知袁谭已经死了，他下马大哭，说：“没了主公，我还能去哪呢！”然后就去见曹操，请求曹操允许他收葬袁谭的尸体，曹操答应了。之后又让王修回乐安，继续督运军粮。袁谭原来管辖的各个城池大多都归降了曹操，只有乐安太守管统不肯投降。曹操命令王修去取管统的首级，王修认为管统是亡国的忠臣，就解开他的绑绳，带他去见曹操，曹操很高兴，赦免了管统，还征召王修做司空掾。
郭嘉建议曹操多征召青州、冀州、幽州、并州的知名人士，让他们来当自己的属官，这样能让人心归附，曹操听从了这个建议。官渡之战的时候，袁绍让陈琳写讨伐曹操的檄文，里面列举曹操的各种罪状，还把曹操的家世都扯进去，骂得特别难听。袁氏失败后，陈琳归附了曹操，曹操对他说：“你以前为袁绍写檄文，数落我一个人的罪状就行了，为啥要往上牵扯到我的父亲和祖父呢！”陈琳赶紧谢罪，曹操就原谅了他，还让他和陈留的阮瑀一起掌管记室。
之前，渔阳的王松占据涿郡，涿郡人刘放劝说王松把地盘献给曹操，曹操征召刘放做参司空军事。
袁熙被他的将领焦触、张南攻打，只好和袁尚一起逃到辽西的乌桓部落。焦触自称幽州刺史，带着各郡的太守、县令、县长，背叛袁氏，投靠曹操。他聚集了几万士兵，杀了白马结盟，下令说：“谁敢违抗，一律斩首！”众人都不敢抬头，一个个按顺序歃血为盟。别驾、代郡的韩珩说：“我受袁氏父子的大恩，如今他们败亡，我没本事救他们，也没勇气陪他们死，已经是不义了。要是再去投靠曹氏，这事儿我做不出来。”在场的人都为韩珩捏了把汗，脸色都变了。焦触说：“干大事就得讲大义，事情能不能成功，也不在乎他一个人。就成全韩珩的志向吧，也能激励大家忠心侍奉君主。”于是就没为难韩珩。焦触等人随后投降曹操，都被封为列侯。
夏天，四月，黑山贼的首领张燕带着十多万人投降曹操，被封为安国亭侯。
故安的赵犊、霍奴等人杀了幽州刺史和涿郡太守，三郡的乌桓部落还在犷平攻打鲜于辅。秋天，八月，曹操去讨伐赵犊等人，把他们杀了，然后渡过潞水去救犷平，乌桓人见状，逃到塞外去了。
冬天，十月，高干听说曹操去征讨乌桓，又在并州起兵叛乱，他抓住上党太守，派兵守住壶关口。曹操派将领乐进、李典去攻打他。河内的张晟，带着一万多人，在崤山、渑池一带捣乱，弘农的张琰也起兵响应他。
河东太守王邑被朝廷征召，郡里的属官卫固以及中郎将范先等人，去找司隶校尉钟繇，请求让王邑留下。钟繇没答应。卫固等人表面上是请求留下王邑，实际上却和高干暗中勾结。曹操对荀彧说：“关西的那些将领，表面顺服，心里却有二心。张晟在崤山、渑池捣乱，还和南面的刘表勾结，卫固等人也跟着掺和，这会造成大麻烦。现在的河东，可是天下的要害之地，你帮我推荐个贤才去镇守那里。”荀彧说：“西平太守、京兆人杜畿，他的勇气足以应对危难，智谋也能随机应变。”曹操就任命杜畿为河东太守。钟繇催促王邑交出印信，王邑却直接带着印绶，从黄河北岸跑到许县，向曹操归附。
卫固等人派几千士兵守住陕津，杜畿到了之后，好几个月都没法渡河。曹操派夏侯惇去讨伐卫固等人，还没等夏侯惇赶到，杜畿就说：“河东有三万户人家，不是所有人都想叛乱。现在要是大兵压境，那些本来想做好事的人也没了主心骨，肯定会因为害怕而听卫固的。卫固等人势力一旦集中，肯定会拼死抵抗。要是讨伐没成功，麻烦就大了；就算讨伐成功，也会伤害一郡的百姓。而且卫固等人还没公开违抗朝廷命令，只是表面上以请求留下原来的太守为名，肯定不会伤害新太守。我一个人乘车直接过去，出其不意，卫固这人主意多但没决断，肯定会假装接受我。我只要能在郡里待上一个月，想办法拖住他，就足够了。”于是杜畿就偷偷从小路从郖津渡河。
范先想杀杜畿来树立威严，同时看看杜畿的反应，就在杜畿的府门前杀了主簿以下三十多人，杜畿却神色自若，没被吓到。这下卫固说：“杀了他也没什么好处，还落个坏名声，况且他还在咱们掌控之中。”于是就表面上尊奉杜畿。杜畿对卫固、范先说：“卫先生、范先生，你们在河东威望高，我就仰仗你们成事了。不过既然咱们是一起做事，成败都得共同承担，大事得一起商量。”杜畿任命卫固为都督，代理郡丞事务，兼任功曹。手下三千多将士官吏，都由范先统领。卫固等人很高兴，虽然表面上侍奉杜畿，心里却没把他当回事。
卫固想大规模征兵，杜畿很担心，就劝卫固说：“现在一下子征太多兵，会惊扰众人，不如慢慢用钱财招募，这样比较好。”卫固觉得有理，就听从了，结果招到的兵很少。杜畿又劝卫固等人说：“人都顾家，各位将领和属官，可以让他们轮流休息，有急事再召集他们，也不难。”卫固等人怕违背众人意愿，又答应了。这样一来，好人在外面，暗中成了杜畿的助力；坏人分散，各自回家了。
正好这时白骑攻打东垣，高干进入濩泽。杜畿知道各县都归附自己，就出城，只带着几十名骑兵，到坚固的壁垒中坚守。很多官员和百姓都献出城池帮助杜畿，没过几十天，杜畿就聚集了四千多人。卫固等人和高干、张晟一起攻打杜畿，攻不下来，去抢夺其他县，也没什么收获。
曹操派议郎张既到关中，让马腾等将领一起出兵攻打张晟等人，把他们打败了，还杀了卫固、张琰，其他人都被赦免。
从这以后，杜畿治理河东，一心推崇宽厚仁惠。百姓有打官司的，杜畿就给他们讲清道理，让他们回去好好想想。那些父老乡亲听了都自责，都不好意思再打官司了。杜畿鼓励百姓耕种农田、种植桑树，督促大家发展畜牧，结果百姓家家都过上了富足的日子。之后，他又兴办学校，推举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人，修整军备，河东地区就此安定下来。杜畿在河东当了十六年太守，政绩一直是天下最好的。
秘书监、侍中荀悦写了《申鉴》五篇，上奏给朝廷。荀悦是荀爽哥哥的儿子。当时朝政大权掌握在曹氏手中，天子只能恭敬无为。荀悦一心想进谏忠言，却没机会施展抱负，所以写了这本书。这本书大概说的是：治理国家的方法，首先要清除四种祸患，然后推崇五种政事。虚伪会扰乱人的欲望，私欲会破坏法律，放纵会逾越正轨，奢侈会败坏制度，这四种不除掉，政令就没法施行，这就是四种祸患。发展农业和桑蚕业，让百姓能养活自己；明辨好恶，端正社会风气；宣扬文化教育，彰显教化成果；建立军事防备，保持国家威严；明确赏罚制度，统一法令，这就是五种政事。如果人不怕死，用刑罚就吓唬不了他们；如果人不珍惜生命，用善举也难以劝导他们。所以在上位的人，要先让百姓财富充足，稳定他们的思想，这就是养生。善恶要看功劳和罪过，毁誉要根据实际验证，听到言论要考察事实，推举名声要查看实际，不能让弄虚作假的行为扰乱民心。这样就能避免奸邪怪异之事，让百姓没有不良风气，这就是正俗。荣辱是赏罚的精华所在。所以用礼教和荣辱来影响君子，感化他们的内心；用刑具和鞭打来约束小人，改变他们的行为。如果教化废止，普通人就会堕落成小人；如果教化推行，普通人就能成为君子，这就是章化。在上位的人必须有军事防备，以防不测，国家太平时，把军事力量融入内政，有战事时，就用于战争，这就是秉威。赏罚是为政的关键。君主不随意赏赐，不是舍不得钱财，而是随意赏赐就无法激励善行；不随意惩罚，不是怜悯受罚的人，而是随意惩罚就无法惩治恶行。赏赐不能激励善行，就是阻止人们行善；惩罚不能惩治恶行，就是纵容人们作恶。在上位的人能做到不阻止下面的人行善，不纵容下面的人作恶，国法就能确立，这就是统法。四种祸患消除了，五种政事建立起来，诚心施行，坚守不变，简约而不懈怠，宽松而不疏漏，这样垂衣拱手、谦逊礼让，天下就能太平了。
评论
建安十年是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向曹魏集权过渡的关键节点。这段史料不仅勾勒出军事征伐的壮阔图景，更暗藏着权力更迭中的人性抉择、治理逻辑与制度转型，其历史经验对理解权力运作与社会治理具有深刻的现代启示。
军事胜利背后的战略与人性
曹操攻克南皮的战役，展现了危机决策中的领导力本质。当曹操因士卒伤亡欲暂缓进攻时，曹纯以“县师深入，难以持久”点破军事僵局的核心——孤军深入的战略劣势下，犹豫即意味着溃败。他“自执桴鼓以率攻者”的行动，将决策转化为士气动员，最终突破僵局。这种“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军事智慧，在冷兵器时代往往成为胜负关键。
而袁谭败亡后的善后处理，更显政治成熟。李孚以“新降为内所识信者宣传明教”的建议，抓住了战乱中民心安定的核心——信任传递。通过本地人安抚本地人，既避免了征服者直接统治的抵触情绪，又快速恢复了社会秩序。曹操斩郭图等核心敌对势力却赦免普通吏民的分化策略，体现了“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治理原则，为后世战乱善后提供了范本。
人才吸纳中的格局与智慧
建安十年的人才流动，深刻反映了乱世中人才归属的价值逻辑。曹操对陈琳的宽容极具象征意义——面对曾“极其丑诋”自己及父祖的敌对阵营文人，曹操虽有质问却最终委以重任，这种“不计前嫌，唯才是举”的格局，与袁绍集团的人才流失形成鲜明对比。陈琳与阮瑀共掌记室的安排，既发挥了人才专长，又向天下传递了“归降者有出路”的信号，成为曹操集团吸引人才的重要筹码。
王修的行为则诠释了传统士人的忠义困境。在袁谭死后“下马号哭”“乞收葬谭尸”的举动，展现了“食其禄者死其事”的忠义观；而在曹操赦免后仍尽心履职，又体现了“良禽择木而栖”的现实选择。曹操对王修的重用与对管统的赦免，实质是对“亡国忠臣”伦理价值的肯定——这种对对手阵营忠义之士的尊重，既彰显了道德底线，又为己方阵营树立了忠义标杆。
郭嘉“多辟青、冀、幽、并名士以为掾属”的建议，更具战略眼光。通过吸纳河北四州本土名士，曹操不仅快速稳定了新征服地区的社会秩序，更实现了统治基础的本土化转型——这比单纯的军事占领更能巩固统治。这种“以本地人治本地”的治理智慧，至今仍在区域治理中具有借鉴意义。
权力更迭中的忠义抉择
袁氏集团的瓦解过程，上演了一幕幕忠义与现实的激烈碰撞。韩珩在焦触兵变中的宣言“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为也”，展现了传统士人“不事二主”的刚烈气节。而焦触最终“舍之”的决定，看似妥协实则高明——通过尊重不同选择，既彰显了“举大事当立大义”的价值追求，又避免了因诛杀忠义之士而引发的道德危机。这种“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在权力更迭中往往能降低社会动荡成本。
王松的归附与刘放的游说，则代表了另一种现实选择。在袁氏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以地归操”既是自保之道，也是识时务的理性决策。刘放因此被辟为参司空军事的经历，向地方势力传递了“主动归附者有回报”的信号，加速了袁氏集团的瓦解。这种“顺势而为”的政治投机，在乱世中往往成为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路径。
地方治理的典范：杜畿治河东
杜畿治理河东的实践，堪称乱世地方治理的范本。面对卫固、范先的武装抵制，杜畿没有选择强硬镇压，而是精准判断形势：“河东有三万户，非皆欲为乱也”，抓住了“多数人求安”的社会心理。他“单车直往”的冒险决策，展现了对地方民情的深刻把握；而通过“徐以赀募兵”“分遣休息”等策略分化瓦解敌对势力，更显治理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实为成本最低的统治方式。
在平定叛乱后，杜畿推行的“宽惠”政策极具系统性：“劝耕桑，课畜牧”解决民生温饱，“兴学校，举孝弟”重建社会伦理，“修戎事，讲武备”保障安全稳定。这种“先经济后教化，先民生后军备”的治理顺序，符合“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社会发展规律。河东“常为天下最”的治理成果证明：即使在乱世，系统性的民生治理仍是赢得民心、巩固统治的根本之道。
制度反思中的治理哲学
荀悦《申鉴》的创作，代表了乱世中知识分子的制度反思精神。在“政在曹氏”的背景下，荀悦通过着书立说表达政治理想，其“先屏四患，乃崇五政”的治理框架，构建了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四患”直指人性弱点与制度漏洞，“五政”则涵盖经济、教化、军事、法治等核心领域，体现了“标本兼治”的治理思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民生为本的思想：“在上者，先丰民财以定其志，是谓养生”。这种“民生是政治基础”的认知，与杜畿治河东的实践形成呼应。而“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的赏罚观，强调了制度执行的严肃性——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这一认知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历史启示：乱世中的秩序重建逻辑
建安十年的历史片段，揭示了乱世中秩序重建的三大核心逻辑：军事征服奠定基础，人才吸纳巩固统治，民生治理实现长治久安。曹操集团之所以能在群雄逐鹿中胜出，不仅在于军事上的胜利，更在于其展现出的政治成熟度——懂得在征服后重建秩序，在扩张中吸纳人才，在治理中关注民生。
这段历史也展现了人性的复杂面相：有韩珩式的忠义坚守，有陈琳式的顺势而为，有杜畿式的务实治理，也有荀悦式的理想反思。这些多样的选择共同构成了乱世中的生存图景，也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历史镜鉴。
在今天看来，建安十年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记录了一段政权更迭的过程，更在于它揭示了权力运作的底层逻辑：军事胜利可以夺取政权，但唯有赢得人心才能巩固政权；强硬手段可以压制反抗，但唯有制度建设才能实现长治久安。这种乱世中的治理智慧，对现代国家的危机应对与社会治理，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