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元五年（公元93年，癸巳年）
春天，正月乙亥日，在明堂举行祭祀祖先的大典，登上灵台观察天象，大赦天下。
戊子日，千乘贞王刘伉去世。
辛卯日，封皇帝的弟弟刘万岁为广宗王。
甲寅日，太傅邓彪去世。
戊午日，陇西发生地震。
夏天，四月壬子日，封阜陵殇王的哥哥刘鲂为阜陵王，延续阜陵王的封国。
九月辛酉日，广宗殇王刘万岁去世，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
当初，窦宪拥立了除鞬为北单于，想辅佐他回到北方王庭，结果窦宪被杀，这事就没成。于除鞬自己反叛，回到北方，皇帝下诏派将兵长史王辅率领一千多骑兵，和任尚一起去追击讨伐，把于除鞬杀了，消灭了他的部众。耿夔打败北匈奴后，鲜卑族就趁机转移，占据了北匈奴的地盘。匈奴留下来的残余部落还有十多万个村落，都自称鲜卑；鲜卑族从此渐渐强盛起来。
冬天，十月辛未日，太尉尹睦去世。十一月乙丑日，太仆张酺被任命为太尉。张酺和尚书张敏等人上奏说：“射声校尉曹褒，擅自制定汉朝礼仪，破坏了圣人的学术，应该加以惩处诛杀。”这样的奏书一共上奏了五次。皇帝知道张酺死守旧学，不懂变通，虽然搁置了他们的奏书，但曹褒制定的汉礼最终也没能推行。
这一年，武陵郡的军队打败了反叛的蛮人，使他们归降。
梁王刘畅和他的随从官员卞忌一起祭祀祈福，卞忌等人谄媚地说：“神灵说大王您应当成为天子。”刘畅与他们回应互动，被有关部门上奏弹劾，请求将刘畅召到诏狱问罪。皇帝没有答应，只是削减了刘畅成武、单父这两个县的封地。刘畅又惭愧又害怕，上疏狠狠责备自己说：“我天性狂妄愚蠢，不知道防范禁忌，自己犯下死罪，本应被公开诛杀。陛下圣明仁德，枉法宽容，意外地赦免了我，让我承受了您的恩情。我知道这么大的赦免不会再有第二次，我发誓约束自己和妻儿，不敢再言行失当，不敢再胡乱花费钱财。我的封地租税收入有剩余，请求只享用睢阳、谷熟、虞、蒙、宁陵这五个县的租税，退还其他所享用的四个县。我有三十七位小妾，其中没有子女的，希望能让她们回本家。我自己挑选二百名谨慎守规矩的奴婢留下，其余所接受的虎贲卫士、骑兵以及各种工匠、乐师、奴仆、奴婢、兵器弓弩、马匹等，都上交回原部门。我刘畅作为皇室近亲，扰乱了圣人的教化，玷污了清正的风气，既然能保住性命，实在没脸再以有罪之身住在王府，享用大封国，设置众多官员，收藏各种财物，希望陛下开恩答应我的请求。”皇帝下诏书表示优待，没有听从他的请求。
护羌校尉贯友派翻译去离间各个羌人部落，用财物引诱他们，羌人部落因此解散。然后贯友派兵出塞，在大、小榆谷攻打迷唐，斩杀俘获八百多人，收割麦子几万斛。接着在逢留大河两岸修筑城堡，打造大船，建造河桥，想要渡河去攻打迷唐。迷唐率领部落远远地迁徙，到赐支河曲一带居住。
南单于顿屠何去世，单于宣的弟弟安国继位。安国当初做左贤王的时候，没什么好名声；等他当了单于，前单于适的儿子左谷蠡王师子按顺序转任左贤王。师子向来勇敢、聪明又有智谋，前单于宣和顿屠何都欣赏他的果敢，多次派他带兵出塞，袭击北匈奴王庭，回来后，接受赏赐，天子对他也特别优待。因此国内的人都敬重师子，而不亲附安国，安国就想杀掉师子。那些新投降的胡人，当初在塞外多次被师子驱赶掠夺，大多怨恨他。安国就趁机和这些投降的人合计，一起谋划杀害师子。师子察觉到了他们的阴谋，就到五原边界另外居住，每次单于王庭开会，师子就称病不去。度辽将军皇甫棱知道了这件事，也保护师子，不让他去，单于安国越发愤恨。
评论
公元 93 年，即汉和帝永元五年，这一年的史事如同一条脉络清晰的丝线，串联起东汉中期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诸多层面的复杂图景，透过这些看似零散的记载，我们能窥见那个时代的运行逻辑与潜在危机。
在朝堂之上，权力的更迭与思想的交锋始终是核心议题。正月的宗祀明堂、登灵台与大赦天下，既是皇权彰显的常规仪式，也暗含着稳定统治的政治意图。而太傅邓彪、太尉尹睦的相继离世，不仅是官员正常的新旧交替，更引发了权力格局的微妙调整。太仆张酺接任太尉后，与尚书张敏等人屡次弹劾射声校尉曹褒 “擅制汉礼”，甚至请求处以刑诛，这背后是僵化的学术保守势力对礼制革新的强烈抵制。汉和帝虽明白张酺 “守学不通”，搁置了弹劾奏请，但汉礼的推行最终还是半途而废。这一事件深刻反映了传统与革新的冲突，也体现了皇权在平衡各方势力时的无奈 —— 既不愿轻易开杀儒臣的先例，又难以冲破守旧思想的重重阻碍，最终导致制度层面的革新胎死腹中。
边疆的民族关系则呈现出连锁反应般的复杂态势。窦宪死后，北匈奴于除鞬单于的叛逃与被斩杀，看似是汉朝军事上的一次胜利，却打破了北方草原的势力平衡。耿夔大破北匈奴后，鲜卑趁势占据其故地，十余万落匈奴余众改称鲜卑，使得鲜卑逐渐强盛起来。这一变化揭示了古代边疆治理中 “以夷制夷” 策略的局限性，单纯依靠军事打击和势力制衡，缺乏长远的民族融合规划，往往会导致旧的威胁消除后，新的隐患又随之滋生。
地方治理与民族冲突也不断考验着东汉王朝的统治力。武陵郡兵平定蛮夷叛乱、护羌校尉贯友击破迷唐羌人，这些军事行动虽然暂时稳定了地方局势，但频繁的叛乱本身就暴露了边疆民族政策的弊端。贯友通过财物诱惑分化羌人部落，再以军事手段进攻，这种 “胡萝卜加大棒” 的方式，虽能取得一时之效，却加深了民族间的隔阂与仇恨。他在逢留大河筑城坞、造河桥，试图加强对羌人地区的控制，反而促使迷唐率部远徙，为日后的冲突埋下伏笔，这显示出单纯依靠武力和分化的治理方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民族矛盾。
宗室问题同样是不容忽视的一环。梁王刘畅与从官卞忌祠祭时的不当言论，触碰了皇权的敏感神经。有司请求将其征诣诏狱，汉和帝却仅削去成武、单父二县，展现了对宗室的宽容。而刘畅随后的上疏深自刻责，请求削减封地、遣散姬妾仆从，既是恐惧之下的自保之举，也是对皇权的一种妥协。汉和帝的 “优诏不听”，则体现了在宗法制度下，皇权对宗室既限制又拉拢的微妙态度，既要维护自身权威，又要顾及 “骨肉近亲” 的伦理纽带。
单于顿屠何死后，匈奴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加剧了北方局势的动荡。安国单于因缺乏威望而得不到支持，与受众人敬重的左贤王师子产生矛盾，甚至欲除之而后快。新降胡人因曾被师子驱掠而心怀怨恨，被安国利用参与谋议，而度辽将军皇甫棱对师子的保护，进一步激化了单于的不满。这一系列矛盾不仅是匈奴内部的权力纷争，也反映了汉朝在处理属国关系时面临的复杂局面，属国的内部稳定与否，直接影响着汉朝边疆的安全。
总的来说，永元五年的史事是东汉中期统治状况的一个缩影。政治上的保守与革新之争、边疆民族关系的动荡不安、地方治理的重重挑战，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这些事件既展现了东汉王朝维持统治的努力，也暴露了其制度层面的缺陷和潜在的危机，为后来王朝的兴衰埋下了伏笔。透过这些历史片段，我们能更清晰地认识到古代王朝统治的复杂性与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