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和林晚都成了老头子老太婆，头发白了，背也驼了。
阳阳在协和医院当大夫，月月在胡同小学教书，孩子们出息了，搬出了大杂院，在外面买了楼房，可我和林晚还是喜欢住在老房子里。
这里的青石板路磨得发亮，门口的老槐树还在，夏天一到就开满槐花，跟我小时候一个样。
傍晚时分，我常坐在院门口的石墩上，看孙子们追着花猫跑，花猫“噌”地窜上墙头，孙子们仰着脖子喊“爷爷，帮我抓猫”。
林晚端来一碗温热的绿豆汤，鬓角的白发在夕阳下闪着光，像落了层碎金子。
她现在说话还是有点含糊，舌头捋不直，但我能听懂。
“喝口汤，降降温。”她把碗递给我，手背上布满了皱纹，像老树皮，指关节还有当年干活落下的茧子。
我接过碗，喝了一口，甜甜的，凉丝丝的，绿豆沙沙的，咽下去浑身都舒坦。
1988年春天，阳阳跟着医疗队去山东沂蒙山区义诊，回来时带了个让我心里发沉的消息。
他说在沂水县王家洼村的破庙里，遇见了一个蜷在草堆里的瘸腿老头。
庙门的“积善堂”木匾裂成三瓣，被风一吹就吱呀作响。
老头窝在香案底下，身上盖着块看不出颜色的破棉絮，露在外面的手腕上有道扭曲的红疤——
阳阳说，那疤的形状像极了烟袋锅烫出来的月牙。
他的左腿歪得不成样子，听说是去年扒火车去天津找活儿时，被铁轨夹断了筋骨，“工头扔了两百块钱就把我打发了，跟打发要饭的似的。”
老头咧开缺了半颗牙的嘴笑，涎水混着庙檐漏下的雨水，滴在怀里揣着的油纸包上。
阳阳递给他一块压缩饼干，老头攥着饼干直哆嗦：“城里人现在都吃这玩意儿？俺们村去年分了地，可我这腿刨不动啊！前儿个去县城砖厂问活儿，人家瞅见我瘸着腿，扭头就跟工头说‘这种废人能干啥’。”
他指着庙外光秃秃的山坡，“你看那片地，年轻人都跑广州、深圳了，就剩些走不动的老梆子守着祖坟。俺娘要是还活着，准得骂我没出息，连个媳妇都拴不住。”
老头小心翼翼展开油纸包，里面是那张磨得发亮的结婚证，塑料封皮早被磨掉，露出内页上“1976年，卖猪换的二百块钱”的铅笔字，如今被手指摩挲得只剩几道浅印。
“小伙子，”他忽然抓住阳阳的手，眼里闪着浑浊的光，“你说北京现在是不是真有高楼？俺听路过的货郎说，那楼高得能摸着云彩，人在里头不用爬楼梯，站着就能往上走？”
他腕上的伤疤在暮色里泛着紫红，像一条冻僵的蚯蚓。
阳阳从山东回来，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跟我念叨，说在沂蒙山区遇见的那个瘸腿老头，就住在当年林晚逃出来的王家洼村。
老头守着三间墙皮剥落的土房，堂屋正中央供着“娘之灵位”，牌位前摆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那碗沿上的缺角，跟咱家灶台上放了十几年的老碗一模一样。
“爹，”阳阳声音低下去，“那老头腕上有道烫伤疤，深褐色的，他攥着我的手问北京是不是真有高楼，说这辈子最大的念想，是想看看城里人说的‘电梯’是个啥模样，是不是真能让人站着就往天上走。”
我蹲在墙根抽烟，看着林晚往绿豆汤里撒晒干的桂花。
她的手忽然停了一下，鬓角的白发在夕阳里亮得刺眼，像落了一层碎银。
老槐树的影子投在青石板上，晃啊晃的，我忽然想起1977年雪夜里王强举着结婚证时通红的眼睛，和二十年后他在破庙里问“电梯”时茫然的神情——原来这二十年，有人在胡同里把苦日子熬成了甜，有人却在山坳里被时代的车轮碾得越来越远。
忽然想起那年冬天的两碗阳春面，面汤上飘着的油花，在雪夜里亮堂堂的，竟照亮了往后几十年的光阴。
那时候我怎么也想不到，一个蹲在垃圾桶旁的姑娘，会陪我走过这么多年，生儿育女，把这苦日子过成了甜的。
我听完没说话，只是看着林晚往绿豆汤里撒桂花。
她现在说话还是含糊，但我知道，有些伤疤会跟着人一辈子，有些苦汤咽下去，总能熬出点甜味。
后来我托去山东送货的老乡给那老头捎了双厚棉鞋，鞋窠里塞了张字条，上面只写了四个字：“路在脚下”。
半个月后老乡回来说，老头对着字条看了半晌，最后把鞋垫抽出来垫在“娘之灵位”底下，自己依旧趿拉着露脚趾的单鞋，蹲在村口晒谷场看拖拉机路过——那是村里唯一能见到的“铁疙瘩”，突突突的响声能传出去二里地，每次路过，他都要眯着眼追着看，直到拖拉机消失在黄土坡后面，才慢慢挪回破屋。
尘世间的缘分啊，有时候就像碗底的面汤，看着清淡，却暖透了心尖子。
那些苦的、甜的，都在岁月里熬成了滋味，咽下去，就是一辈子。
风吹过胡同，卷起几片落叶，打在槐树干上沙沙响。
林晚坐在我旁边，轻轻靠在我肩上，我们谁也没说话，就这么坐着，看着夕阳一点点落下，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青石板路上，像两幅模糊的画。
我腿上的镰刀疤在阴雨天还会发疼，林晚腕上的烫痕早已褪成浅粉色的印子。
而王强腕上的疤，或许还在山东的寒风里隐隐作痛。
这尘世间的伤啊，有的被阳春面的暖捂热了，有的却永远冻在了时代的拐角处，成了没人愿意提起的注脚。（本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