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1750—1799），钮祜禄氏，原名善保，字致斋，出身于满洲正红旗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其父常保曾任福建副都统，早逝后家道中落，和珅与弟弟和琳自幼过着“借贷度日”的生活（《清史稿·和珅传》）。这种经历塑造了他极强的自尊心与向上爬的欲望，也让他深谙人情世故。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和珅凭借世袭的“三等轻车都尉”爵位，被选入銮仪卫当差，负责皇帝出巡时的仪仗事宜。这一职位虽不起眼，却为他提供了接近权力核心的机会。据《啸亭杂录》记载，一次乾隆帝出巡，仓促间找不到黄盖（皇帝仪仗中的重要器物），乾隆帝怒斥：“是谁之过欤？”随行侍卫皆惶恐不敢言，唯有和珅应声答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这句引自古文的对答，既符合乾隆帝崇尚文治的趣味，又显得不卑不亢，当即引起乾隆帝注意。
更大的机遇是在下一年。乾隆帝阅读《论语》时，对其中“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一句的注释不甚明了，身边大臣皆不能答，和珅却准确背诵出朱熹的注解，并阐释其义。乾隆帝惊叹于这个年轻侍卫的学识，当即提拔他为御前侍卫，兼副都统，“自是恩宠日隆”（《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七）。和珅的崛起，不仅因其才思敏捷，更因其“善揣上意”——他总能精准把握乾隆帝的喜怒哀乐，“所言皆合圣心，所行皆称上意”。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和珅由御前侍卫连升三级，任户部侍郎（正二品），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开始涉足财政与皇室事务。和珅展现出惊人的行政才能，在整顿内务府财政时，“厘清积弊，岁省度支数十万两”，让长期入不敷出的内务府迅速扭亏为盈，乾隆帝称赞其“才具敏练，堪当重任”（《清史列传·和珅传》）。
此后十年，和珅的权力以火箭速度上升：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任户部尚书、议政大臣，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案，因功封一等男爵；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兼任兵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晋文华殿大学士，位居内阁首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封一等忠襄公，达到清代异姓大臣的爵位巅峰。
和珅的权力渗透到朝廷各个角落。他身兼数十职，既管财政（户部）、人事（吏部），又掌军事（兵部）、司法（理藩院），甚至皇帝的起居注、国子监等事务也由其兼管。当时的奏章需先经和珅过目，“所欲兴者，虽小必获；所欲除者，虽大必去”（《檐曝杂记》卷一）。乾隆帝晚年怠政，常以“朕老矣”为由将政务交予和珅，时人谓之“二皇帝”。
这种集权在清代历史上极为罕见。康熙、雍正两朝均强调“分权制衡”，而和珅却打破了这一传统，形成“内外官员皆出其门”的局面。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曾观察到：“和珅先生是中国事实上的国王，皇帝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和珅深知“孤则易折”，掌权后迅速构建起以自己为核心的利益集团。他的结党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联姻，将女儿嫁给康熙帝之曾孙永鋆，儿子丰绅殷德娶乾隆帝最宠爱的十公主固伦和孝公主，与皇室结成“亲上加亲”的关系；二是提拔亲信，将弟弟和琳由笔帖式一路提拔至四川总督，心腹福长安任户部尚书，苏凌阿任两江总督；三是网罗门生，通过科举、荐举等途径，让大批官员依附于己，“凡会试中试者，若不拜和珅门下，虽有才亦难获重用”（《清史稿·选举志》）。
这个权力网络遍布中央与地方。在中央，军机大臣福长安（傅恒之子）、吏部尚书苏凌阿、户部侍郎刘国泰等皆为其党羽；在地方，山东巡抚国泰、浙江巡抚王亶望、陕甘总督勒尔谨等皆与其勾结。他们形成“利益共同体”：和珅为其提供庇护，他们则向和珅行贿纳贡，“每岁馈献，多者至数十万两”（《清稗类钞·贪污类》）。
和珅党羽之间相互包庇，形成严密的腐败网络。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贪赃枉法，和珅虽为主审官，却百般包庇，“欲以查无实据结案”，最终在刘墉、钱沣的坚持下，国泰才被绳之以法，但和珅仍设法保全了其党羽（《清史稿·钱沣传》）。这种“官官相护”让和珅集团在很长时间内难以撼动，即使乾隆帝有所察觉，也因“用其才”而未深究。
和珅的贪腐规模在历史上空前的，。他的敛财手段主要有四种：一是受贿，官员晋升、调任均需向其行贿，“督抚藩臬缺出，必索贿数万金”；二是侵吞，利用管理户部、内务府的便利，将公款直接划入私囊，“皇庄岁入，十之五六入其家”；三是经商，开设当铺七十五座、银号四十二座，垄断京城金融，“凡绸缎、茶叶、瓷器等贸易，皆有其股份”；四是勒索，以“办差”“捐输”为名，强迫盐商、行商“献纳”，仅扬州盐商每年“孝敬”便达百万两（《和珅犯罪全案档》）。
关于和珅的家产，历来有“八亿两白银”之说，相当于清廷十五年的财政收入（乾隆朝年均财政收入约五千余万两）。据嘉庆帝查抄和珅家产时的清单（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主要财产包括：黄金三万三千五百两，白银三百一十万两，当铺七十五座（估值银三千万两），银号四十二座（估值银四千万两），房产一千余间，良田八千余顷，以及大量珠宝、玉器、古玩、绸缎等，总估值约一亿两白银，虽不及“八亿两”之夸张，仍堪称“清代第一贪”。
和珅的生活奢华程度堪比皇室。其府邸（今恭王府）“仿紫禁城规制，僭越之处甚多”，花园内“引玉泉山水入府，垒石为山，建楼榭数十座”；服饰用“大红色织金蟒袍”（按制只有亲王可穿），器皿多为“金银胎掐丝珐琅”，甚至有“珍珠手串二百余串，较大内多至数倍”（《查抄和珅家产清单》）。这种奢华不仅是满足私欲，更是其权力地位的象征。
和珅的擅权与贪腐，必然触动其他政治集团的利益，树敌无数。以刘墉、纪晓岚、王杰为代表的“清流”官员，多次暗讽和珅，王杰在军机处与和珅同列时，“终日语不相交，若有论事，必据理力争”（《清史稿·王杰传》）；以阿桂为代表的军功集团，更是鄙视和珅“无尺寸之功，专恃谄媚”，阿桂曾对人言：“吾见和珅，常避之，不与同列，恐其熏染也。”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后，和珅的权势虽仍稳固，但危机已开始显现。这一年，他主持的“千叟宴”因安排混乱、菜肴变质引发非议；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和珅负责接待，却因“礼仪之争”处理失当，导致中英外交失败；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南苗人起义爆发，和珅隐瞒军情，延误战机，遭嘉庆帝（时为皇太子）斥责。
到了乾隆帝晚年，虽仍宠信和珅，却也对其有所防范，多次告诫：“汝当谨守臣节，勿恃宠而骄。”（《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百八十七）而即将继位的嘉庆，早已对和珅的专横不满，只是碍于乾隆帝健在而隐忍未发。嘉庆元年（1796年）乾隆帝退位后，和珅仍把持朝政，甚至“阻隔嘉庆帝与太上皇（乾隆）的联系”，让嘉庆帝愈发不满。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帝驾崩，和珅的末日随之来临。正月初四，嘉庆帝以“和珅总理丧事，暂免其职”为名，剥夺其权力；正月初五，给事中王念孙、御史广兴等纷纷上奏弹劾和珅，嘉庆帝“顺水推舟”，下令将和珅革职下狱；正月十三，嘉庆帝公布和珅二十大罪状，包括“欺罔君上”“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僭越礼制”等。
其党羽见势不妙，纷纷反戈一击，福长安被革职下狱，苏凌阿被勒令退休，地方党羽也多被查办。正月十八，嘉庆帝赐和珅“自尽”（白绫一条），和珅在狱中写下绝命诗：“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和珅列传》）当时和珅年仅四十九岁。
和珅之死，标志着乾隆朝权臣政治的终结。嘉庆帝通过清算和珅，既收回了权力，又获得了巨额财富（“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民谣流传至今），更打击了官场腐败，“一时吏治为之一清”。但这场清算并未触及清代官僚体系的根本弊端，嘉庆、道光年间的贪腐之风虽有所收敛，却未能根治，最终成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
回望和珅的一生，从寒微侍卫到权倾朝野，从富可敌国到身死族灭，其兴衰荣辱与乾隆朝的国运紧密相连。他既是乾隆帝“盛世”的产物，也是专制皇权的畸形儿——没有乾隆帝的宠信，他难以崛起；没有专制制度的漏洞，他也无法贪腐至此。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和珅之祸，非独和珅之过也，上（乾隆）之宠之过甚，制度之防之过疏也。”这段历史，至今仍警示着权力监督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