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说到，在1945年初，苏联红军发动了雷霆万钧的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在短短三周之内，德军在东线的整条战线土崩瓦解，数百万苏军如潮水般席卷了整个波兰，兵锋直抵距柏林仅70公里的奥得河畔。尽管由于后勤、疲劳以及对侧翼的担忧，苏军最终在奥得河停下了脚步，但这已然宣告了第三帝国军事上的彻底死刑。
帝国的大门，已经被轰然撞开。
将军们在战场上该干的事，基本上已经干完了。剩下的，就是政治家们的工作了。他们需要坐下来，为这个被战火蹂躏得满目疮痍的世界，规划一个全新的未来。而更现实地说，他们需要坐下来，为如何分割即将到手的、最丰厚的战利品——德国，以及如何重新划分战后的势力范围，进行一场激烈的、充满了智慧、算计与妥协的讨价还价。
于是，1945年2月4日，三位决定着亿万人命运的巨头，时隔一年多，再次聚首。地点，是苏联黑海沿岸克里米亚半岛上那座风景如画、却又戒备森严的海滨小城——雅尔塔。
在黑海东岸的这场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毫无疑问最重要、也最富争议的一次三巨头峰会。会议的代号，被定为“阿尔戈英雄”，这个名字，取自希腊神话中那些远征寻找金羊毛的英雄们，寓意着三巨头此行的神圣目的——为饱受战火蹂E躏的世界，寻回和平与繁荣的“金羊毛”。
然而，现实远比神话要骨感得多。
会议地点的选择，本身就是一场不动声色的政治角力。丘吉尔原本希望在地中海的某个地方，比如马耳他或者雅典，举行会谈。身患重疾、行动不便的罗斯福总统，也不愿意进行如此长途的跋涉。但斯大林，这位刚刚取得了惊天动地军事胜利的东道主，态度强硬地坚持，他绝不离开苏联的国土。
形势比人强。此刻的斯大林，手握着东欧战场的绝对主动权，英美两国，不得不做出迁就。
会址最终选定在雅尔塔，沙皇曾经的巡狩之地。当会址在1944年底被基本确定后，一场社会主义式的奇迹工程随即展开。负责这项工作的，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内务人民委员——拉夫连季·贝利亚。他是斯大林手下那个最令人畏惧、也最能干的头号人物，一个以总能提供超出斯大林期望值的丰硕成果而着称的效率大师。
在他的亲自指挥下，一千五百多节火车车厢，满载着从莫斯科拆下来的建材、设备、豪华家具、高级地毯、家电和山珍海味，经由沙皇时代的旧铁路，源源不断地驶入刚刚被战火摧残过的克里米亚。苏联人用短短三周的时间，将几座破败的沙皇旧宫殿，整修一新，以满足他们眼中，那些“有产阶级”贵宾的奢华需求。
然而，通往雅尔塔的路途本身，就充满了艰辛和斯大林式的政治意味。对于已经病入膏肓的罗斯福总统而言，这是一段长达6000英里的、几乎要了他半条命的漫长旅程。当美英代表团的飞机，降落在克里米亚的沙基机场后，他们还要在崎岖不平、年久失修的道路上，颠簸整整八个小时，才能最终到达目的地。
斯大林是有意安排这样一条路线的，他要让他的客人们，亲眼目睹德国法西斯，在他的土地上，留下了怎样一片满目疮痍的焦土。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却极具说服力的政治宣传，一个为他接下来在谈判桌上索要高额战争赔偿所做的、冰冷的铺垫。
会议地点的安全，更是被贝利亚打造成了一座密不透风的堡垒。整个克里米亚的空域，由244架战斗机和300门高射炮负责，任何不听警告闯入的飞机，都将被毫不犹豫地击落。从机场到雅尔塔的沿途，每隔几十米，就站着一名手持冲锋枪的内务部士兵，其中不少还是英姿飒爽的女兵。贝利亚的秘密警察，提前对该地区七万四千名居民，进行了严格的政治审查，并逮捕了八百二十五名“可疑分子”。
会议地点，设在三座沙皇时代的旧宫殿里：美国代表团下榻在最大、最宏伟的里瓦几亚宫，英国代表团在充满哥特风格的沃龙佐夫宫，而苏联代表团，则“谦虚”地驻扎在相对较小、但防卫最森严的尤苏波夫宫。贝利亚为斯大林的住所，加盖了两米厚的水泥屋顶，足以抵御五百公斤炸弹的直接袭击。
这里，充满了奇特的对比：一边是昔日罗曼诺夫王朝的帝王奢华，另一边，却是战争时期的简陋和不便，比如，每个宫殿里都严重短缺的、能正常冲水的卫生间。
更重要的，是这里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苏联情报机构的气息。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所有代表团成员下榻的房间里，都提前安装了窃听器，这一点，西方代表团其实心知肚明。这种无形的监视，制造了一种紧张而多疑的氛围，时刻提醒着罗斯福和丘吉尔：你们现在，正身处斯大林的领地。
一个广为流传、也足以说明问题的轶事是：当丘吉尔的女儿萨拉，在自己的房间里随口抱怨，说如果吃鱼子酱的时候能配上几片新鲜柠檬就好了。第二天清晨，一棵挂满了金黄色果实的柠檬树，就奇迹般地，出现在了沃龙佐夫宫的橘园里。
这既展示了苏联人那令人瞠目结舌的组织效率，也暴露了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监听能力。
可以说，斯大林不仅完全控制了会议的物理环境，更通过这种种精心安排，在心理上，从一开始就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会议的舞台本身，就是他为自己接下来所有诉求的合理性，所做的第一个、也是最有力的论证。
要看懂这场堪称“世界分赃大会”的会议，我们还是老样子，先来看看这三位巨头，各自心里都揣着什么样的小算盘。
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
此时的罗斯福总统，已是风中残烛。他脸色灰败，双手颤抖，支撑他完成这次漫长旅程的，几乎完全是意志力。他的核心关切有两个：
第一，尽快结束对日战争。他迫切地希望苏联能够尽早对日宣战，从中国东北出兵，以分担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减少美国子弟的伤亡。
第二，建立联合国。这是他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是他为战后世界设计的、一个避免未来战争的国际合作框架。为此，他需要取得斯大林对联合国方案的全力支持，哪怕这意味着在安理会的表决机制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在欧洲问题上，他原则上支持《大西洋宪章》的民族自决理念，但他也清楚地知道，苏联红军已经控制了整个东欧，这是无法改变的既成事实。因此，他准备在波兰等问题上，扮演一个“和事佬”的角色，努力将斯大林，这位强大的、但难以预测的盟友，纳入到他所设想的战后“规则体系”中来。
英国（丘吉尔）：
丘吉尔首相，则更像一个忧心忡忡的“守财奴”。他眼睁睁地看着大英帝国，在战争中被严重削弱，而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则强势崛起。他此行的核心目标，是尽可能地维护大英帝国日薄西山的利益和在欧洲大陆的传统均势。他最关心的，是波兰的未来和法国的地位。英国是为波兰而对德宣战的，这关系到大英帝国的“荣誉”。同时，他极力主张，必须让法国在战后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给予法国一个德国的占领区，并让它加入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以此来平衡苏联在欧洲大陆日益增长的、令人不安的影响力。总的来说，丘吉尔在会议上，扮演的是一个“警惕的现实主义者”的角色。
苏联（斯大林）：
斯大林，则是这场会议中，真正手握王牌的玩家。他稳坐钓鱼台，以逸待劳。他的战略目标，清晰而明确：
第一，确保苏联的绝对安全。他要求在苏联的西部边境，建立一个由“友好”的、亲苏的政府组成的、宽大的战略缓冲地带。这其中，波兰是重中之重。
第二，严惩德国。他要求从德国索取巨额的战争赔款，并彻底肢解这个国家，使其永远丧失再次侵略苏联的能力。
第三，在远东获取利益。他看准了对日作战这个机会，准备开出一系列价码，以换取苏联出兵，包括收回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丧失的所有领土和权益。总的来说，斯大林凭借着红军在战场上的强势地位，在谈判中准备好咄咄逼人地，为苏联争取最大化的国家利益。
在里瓦几亚宫那间挂着沉重窗帘、充满了雪茄烟和紧张气氛的大厅里，这三位分别代表着理想主义、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巨人，围绕着这些核心诉求，即将展开一场决定世界命运的、激烈的唇枪舌战。
雅尔塔会议，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关于波兰问题的激烈交锋。波兰的边界应该如何划分？它未来的政府，应该由谁来组成？这两个问题，像两块巨大的礁石，横亘在三巨头的面前。
会议桌旁，罗斯福首先发言。他身体微微前倾，用一种疲惫但真诚的语气说道，他希望苏联能表现出慷慨，在波兰东部边界问题上，将利沃夫这座历史名城及其周边的油田，让给未来的波兰。
“我相信，美国人民大体上赞成以寇松线作为波兰的东部边界。但如果苏联政府能考虑在利沃夫及其所属油田问题上作出让步，那将产生非常良好的影响。我只是提出这一建议供参考，不会坚持一定要这样做。”
利沃夫是波兰东部的象征性城市，也是石油资源丰富的工业重地。它不仅在历史上属于波兰文化圈，更在波兰民众情感中有着强烈的归属感。
因此，当罗斯福提议“苏联是否能在利沃夫及其油田问题上作出让步”，实际上是试图争取一个象征性的妥协：既表示对苏联边界要求的尊重，又希望保留一点对波兰的体面和对西方舆论的交代。但他同时也表示“不会坚持”，显示出美国在该问题上实际并无太多筹码，更多是一种试探性建议。
接着，他谈到了更棘手的政府问题，强调必须建立一个能代表所有波兰人的、基础广泛的联合政府。
“有一种可能的方案，是建立一个由波兰各党派领袖组成的总统委员会，由他们来组建一个包括工人党、农民党、社会党等五大党派领袖在内的政府。我们必须确保的一点是：波兰必须同苏联保持最友好合作的关系。”
斯大林听罢，立刻不露声色地补充了一句：“波兰不仅应与苏联友好，也应同所有盟国友好。”
接着，丘吉尔发言了。他挥舞着他那标志性的雪茄，用他那富有戏剧性的、抑扬顿挫的语调，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他首先表示，自己原则上支持以“寇松线”作为波兰的东部边界，尽管这在国内为他招来了不少批评。
“我一贯在议会和其他场合声明，英国政府将支持寇松线作为波兰东部边界，哪怕利沃夫也划归苏联。这一立场招致了一些批评。但是我认为，在俄国为这场战争付出如此巨大牺牲之后，寇松线的确定并非出于武力，而是出于公正。”
但他话锋一转，也呼吁斯大林能对“弱小的波兰”表现出慷慨。然而，相比于边界线，丘吉尔更关心的，是波兰的主权和独立，这关系到大英帝国的“荣誉”。他动情地说道：
“我对波兰主权独立的关切远甚于边界问题——我希望看到波兰人拥有自己的家园，在那里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组织生活。”
“别忘了，大不列颠是在最危急的关头为了保卫波兰免受德国侵略而投入战争的，这几乎让我们丧失了立足之地。英国对波兰没有物质利益可图，此问题关乎我们国家的荣誉。因此，凡是不使波兰成为一个自由独立国家的解决方案，我们政府都断然不能接受。”
最后，他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建议：能否就在雅尔塔，现场成立一个新的波兰政府，把伦敦流亡政府和苏联支持的卢布林政府的人，都包括进来？
丘吉尔话音刚落，斯大林平静地要求，暂停会议十分钟。
这是一个经典的、斯大林式的谈判策略。他让紧张的空气在房间里发酵，让对手去揣测他的意图。短暂的休息后，斯大林重新开口，开始了他那系统性的、逻辑清晰、且不容置疑的反驳。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一块沉重的石头，砸在谈判桌上。
首先，他回应了丘吉尔的“荣誉说”。 “丘吉尔先生说波兰问题对大英帝国是荣誉问题，我理解这一点；但对于我们俄罗斯人而言，它既是荣誉问题，更是安全问题。这关系到俄罗斯过去许多旧恨要不要一笔勾销，更关系到国家安危。波兰与我们接壤，在历史上一直是侵略俄罗斯的走廊。仅过去三十年间，我们的德国敌人就两次穿过这条走廊发动进攻。”
他提高了语调，目光扫过罗斯福和丘吉尔。
“波兰之所以成为走廊，就是因为她太弱了。俄罗斯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独立、民主的波兰。……光靠俄国的军队从外部是锁不上这道大门的，只有波兰自己才能把它从内部关上。因此，让波兰独立、强大和民主，对俄罗斯来说不仅关乎荣誉，更是生死攸关。”
接着，他逐条反驳了美英的提议。关于边界，他明确拒绝了在利沃夫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
“关于寇松线，对利沃夫省让点步的建议——我必须提醒你们，这条线可不是俄国人定的，而是寇松和克里孟梭这些外国人在1918-1919年搞出来的。当时我们俄国人根本没被邀请，这条线是在我们反对的情况下定下来的。……我们难道要比寇松和克里孟梭还不顾俄罗斯的利益吗？要是那样，我们回到莫斯科还怎么见人？人们会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还不如寇松、克里孟梭会为俄罗斯着想呢。”
“所以，提议对寇松线作出的这些修改，我们绝不可能同意。我要说，我宁可让战争多打一些日子，用德国的土地去补偿波兰，也不会在我们这边让步。……我可以坦率地说，我坚持让波兰的边界一直延伸到西尼萨河，并请求本次会议支持这一主张。”
然后，他转向了更棘手的政府问题。他半开玩笑地，驳斥了丘吉尔想在雅尔塔“创造”一个政府的想法。
“首相先生刚才说在这里创建一个波兰政府。我看他这话是说走了嘴——没有波兰人的参与，是不可能创建出波兰政府的。……都说我独裁、不民主，可我还是有一点民主素养的，不会在没有波兰人参与的情况下就去扶植一个波兰政府。”
他随即话锋一转，开始为苏联支持的卢布林政府辩护，并猛烈抨击伦敦流亡政府。
“有伦敦政府派来的特工，自称是地下抵抗力量。他们对我们毫无益处，倒是坏事做绝。截至目前，他们已经杀害了我们212名军人，还袭击我们的后勤基地来获取武器。……如果他们再继续在我们后方兴风作浪，我们会按照军法把他们就地枪决。”
“军人需要的就是一个和平安宁的后方。我们（苏联）将支持任何一个能给我们稳定后方的波兰政府，在这一点上我别无选择。”
斯大林这番长篇而有力的表态，软硬兼施，有理有据，让会议室的气氛一时变得十分凝重。
丘吉尔沉默了片刻后，沙哑地开口回应。他坦言，英苏双方，显然掌握了截然不同的关于波兰的情报。“也许我们的报告有误，”他固执地说，“但以我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我不认为卢布林政府，能代表哪怕三分之一的波兰民众。如果让人民自由发表意见，我觉得这个政府，根本无法继续维持。”他重申，英国绝不能接受以卢布林政府为基础，来代表整个波兰。
这场围绕波兰问题的初次较量，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暂告一段落。会议进行了许久，直到罗斯福疲惫地提醒时间已近晚上八点，三巨头才同意，把这个棘手的话题，留到第二天继续。
第一天的交锋，就在这样一种剑拔弩张的僵局中，暂告一段落。
第二天，也就是2月7日，当三巨头再次坐到会议桌前时，气氛依然紧张。罗斯福首先表态，他依然认为，政府组成问题，比边界问题更为重要。他巧妙地暗示，伦敦流亡政府的“法统”地位，并非神圣不可侵犯，关键是要组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新政府。
就在这时，斯大林主动抛出了一个橄榄枝。他透露说，莫洛托夫已经连夜起草了一份关于波兰问题的新提案，在相当程度上，接近罗斯福的建议。
下午，在处理完其它议题后，莫洛托夫取出了那份准备好的文件，用他那特有的、毫无感情色彩的平稳声音，逐条宣读了苏方的六点方案。
方案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同意在寇松线的基础上，划定波兰的东部边界；波兰将在西部获得巨大补偿；最关键的是第三条——“认为应当给现在的波兰临时政府（卢布林政府），增加一些来自波兰侨民界的民主领袖人物。”
听完莫洛托夫的报告，罗斯福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他说道：“我必须说，按照莫洛托夫外长的这些提议，我们确实取得了进展。”但他立刻敏锐地指出了一个让他感到不满意的词——“流亡侨民”。
“我觉得，根本没必要去找什么流亡国外的波兰人，”罗斯福强调道，“在波兰境内，就有足够的人可以胜任。”
丘吉尔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作为一位语言大师，他现场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英语词源课。他郑重地解释道：“流亡侨民’这个词，来源于法国大革命。在我们的英文里，它的意思，是在本国人民逼迫下，被迫流亡国外的人，带有强烈的贬义。”
“但波兰这些流亡人士，情况并非如此！”丘吉尔强调说，“他们是由于德国人的野蛮进攻，而不得不离开祖国的。所以我宁愿不用‘侨民’这个说法，而称他们为‘暂时在海外的波兰人’，这才更为恰当。”
接下来，丘吉尔又谈及了波兰的西部边界。他再次祭出了他那个生动的比喻：“我一向支持将波兰边界向西移动，但不能多到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把波兰这只鹅，塞得吃进太多德国的粮食，把它给撑出病来，那可不好！”
这句话的意思是：波兰吞并德国领土不能过多，否则可能超出其承受和治理能力，反而自找麻烦。
听到这里，斯大林冷冷地插了一句：“那些地方的大多数德国人，早就望风逃命去了。”
丘吉尔一挑眉毛，倒也松了一口气：“那当然就使问题简单多了。”他强调，只要迁移的规模与承受能力相称，他并不害怕。最后，他又回到政府组成问题上，建议在苏联的提案中，明确加上“以及波兰国内的民主人士”的字样。
斯大林对此，表现出了惊人的“合作”态度，当场同意，并指示莫洛托夫，立刻在提案上，加上这句话。
2月8日，雅尔塔会议的最后阶段。由三国外长组成的小委员会，连夜磋商，终于拟定了一份最终的、折中的方案文本。
政府问题：承认目前在波兰运作的临时政府（即卢布林政府），应在“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上进行改组”，吸收来自“波兰国内和波兰侨界的民主领袖”加入。这个新政府，将被命名为“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美英苏三国，将在其成立后，予以承认。
选举问题：这个新的临时政府，必须承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举行“自由而不受干涉的选举”。
边界问题：波兰的东部边界，应沿“寇松线”划定。而在西部，“波兰将从德国获得大幅领土补偿”，但具体的边界范围，须留待日后与新的波兰政府协商决定。
至此，这个在雅尔塔会议上，耗费了最多时间和精力的、最棘手的波兰问题，终于达成了一个字面上的、皆大欢喜式的解决方案。罗斯福和丘吉尔，可以说服国内，他们为波兰争取到了“自由选举”和“民主政府”的承诺。而斯大林，则牢牢地掌握了“改组”政府的主导权，并确保了波兰未来的亲苏走向。
每个人，都从这份协议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说，每个人，都从这份协议中，看到了自己愿意看到的东西。
当这一切硝烟散尽之后回望雅尔塔，人们不禁对当时会议室内的激烈交锋唏嘘不已——正是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在这场唇枪舌剑、讨价还价中留下的原声对话，让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一幕如此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那么，波兰问题处理完了，接下来，关于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以及苏联是否同意对日作战等一系列同样重要的问题，又将如何解决呢？我们下回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