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讲到，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之内，斯大林这位来自格鲁吉亚的“钢铁之人”，在列宁逝世后，是合纵连横，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老布尔什维克”一个个都给“请”下了政治舞台，连党内公认的理论家布哈林，最终也成了他“前进道路”上的垫脚石。到了1920年代末，斯大林总算是把所有能跟他掰手腕的“大佬”都给收拾利索了，牢牢地把联共这艘巨轮的舵盘攥在了自己手里，成了苏联名副其实的最高掌舵人。
这权力是到手了，可斯大林心里一点也不轻松。他环顾四周，这苏维埃俄国，虽然顶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光环，可家底子实在是太薄了！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接踵而来的残酷内战，整个国家被打得是千疮百孔，民生凋敝。用斯大林自己的话说，到1921年那会儿，苏联的工业产值，只剩下战前（1913年）的五分之一左右！这意味着啥？意味着工厂的烟囱大多不冒烟了，机器生了锈，铁路运输瘫痪，城市里连最基本的日用品都奇缺。而农村呢？虽然土地名义上是分给了农民，但生产力低下，粮食产量也上不去。
而国际环境呢？那更是险恶得紧！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都把苏联看作是“洪水猛兽”、“赤色瘟疫”，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经济上封锁你，政治上孤立你，军事上更是虎视眈眈，再来一次武装干涉。斯大林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帮西方列强，亡我之心不死啊！
在这种内忧外患、强敌环伺的险恶环境下，斯大林失眠了。他躺在克里姆林宫那张可能并不舒服的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怎么办？我们苏维埃俄国，要怎样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生存下去，甚至强大起来？靠着现在这点小米加步枪（哦，那时候还没小米，主要是黑面包加土豆），能抵挡得住西方列强的钢铁洪流吗？
答案，在他心中只有一个，那就是——工业化！而且是超高速的、不惜一切代价的工业化！
他要用最短的时间，把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强行改造成一个拥有强大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钢铁巨人，一个能够抵御任何外来侵略的坚固堡垒！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将不惜动用一切手段，付出任何代价，哪怕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的鲜血和生命！
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1931年2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一次全国工业干部会议上，斯大林发表了一篇堪称振聋发聩、也充满了血与火气息的演说。他对着台下那些苏维埃工业的“领头羊”们，几乎是咆哮着说道：
“拖延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旧俄国的历史，就是因为它的落后而不断挨打的历史……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内跑完这段距离。要么我们做到这一点，要么我们就会被敌人碾碎！”
这话说的，斩钉截铁，掷地有声，也充满了不祥的预感。 “十年之内，赶上西方五十年到一百年的差距！” 这目标，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斯大林不是在开玩笑，他是认真的！他深知，留给苏联的时间不多了。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一场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战，正在逼近。
您琢磨琢磨，“十年”，从1931年算起，刚好是到哪一年？1941年！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巧合得让人不寒而栗。仿佛斯大林这位“红色沙皇”，真的提前预见到了十年后那场席卷苏联大地的卫国战争！
所以啊，斯大林急于推进工业化，绝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什么“共产主义理想”，更直接、更迫切的动因，是为了——备战！为了生存！
扫清了党内那些“碍手碍脚”的反对派（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之后，斯大林终于可以放开手脚，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设计”和“建设”这个国家了。
从1928年开始，苏联正式进入了以“五年计划”为核心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
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技术决定一切！”“赶超资本主义！” 目标非常明确：迅速将苏联从一个依赖农业的落后国家，转变为一个拥有强大重工业基础的先进工业国！发展的重点，被放在了钢铁、煤炭、石油、电力、机械制造、交通运输这些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和国防实力的核心产业上。
一声令下，整个苏联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建设工地！斯大林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推进着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在乌拉尔山区，在西伯利亚的冻土带，在乌克兰的顿巴斯煤田……一座座崭新的工厂、矿山、发电站拔地而起，一条条新的铁路、公路、运河开始延伸。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马钢”），第聂伯河水电站，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高尔基汽车厂……这些日后在苏联工业史上留下赫赫威名的“巨无霸”企业，很多都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奠基或建成的。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怀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当然，也有不少是被迫的），从全国各地涌向这些新兴的工业中心，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用他们的汗水和血肉，为这个国家铸造着工业的脊梁。
到了1930年代中期，也就是经过了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突击”之后，苏联的工业面貌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虽然这里面可能也有不少水分），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在钢铁、煤炭、石油、电力、拖拉机、汽车、飞机、坦克等重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苏联都取得了惊人的增长，有些领域甚至已经接近或超过了当时的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强国。
这场被称为“斯大林工业化”的进程，虽然充满了争议和血泪，但它确实在极短的时间内，为苏联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国民经济体系，尤其是强大的军事工业基础。 正是这些在和平时期勒紧裤腰带、甚至不惜牺牲农业和民生建设起来的飞机厂、坦克厂、炮弹厂，为苏联在未来那场空前残酷的卫国战争中，能够顶住纳粹德国的疯狂进攻，并最终将其彻底打败，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从这个角度看，斯大林的“十年之约”，虽然过程惨烈，但似乎也并非完全是痴人说梦。
有趣的是，在这场看似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为敌的工业化浪潮中，西方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却扮演了一个颇为尴尬的“助推者”角色。
您想啊，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给搅得是人仰马翻，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商品堆积如山卖不出去。这时候，突然冒出来苏联这么一个“大客户”，挥舞着卢布（或者用粮食、木材等原材料换外汇），要大规模采购西方的机器设备、技术专利，还要高薪聘请西方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来帮忙建厂。
对于那些在经济危机中苦苦挣扎、急需订单和市场的西方资本家来说，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虽然他们可能打心眼里讨厌共产主义，但在白花花的银子面前，什么意识形态、什么国家利益，都可以暂时往后稍稍。 “敌人的钱，也是钱嘛！不赚白不赚！”
于是乎，在整个1930年代，大量的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公司和技术人员，都以各种方式参与到了苏联的工业化建设中。美国福特公司帮助苏联建立了高尔基汽车厂；德国克虏伯公司为苏联提供了冶金设备和技术；英国的工程师参与了第聂伯河水电站的设计……西方国家为了缓解自身的经济危机，争相向苏联出售机器、提供贷款、转让技术，客观上为斯大林的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支持。 这真是一个充满了历史讽刺意味的现象：一群“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居然要靠着“被掘墓者”提供的工具和技术，来打造埋葬他们的武器！
当然，斯大林式的工业化，绝不仅仅是高歌猛进的建设和令人瞩目的成就，它背后也伴随着巨大的、令人窒息的社会代价。
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工业产值的飞跃，工人们被要求进行超负荷的、近乎野蛮的劳动。所谓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以矿工斯达汉诺夫超额完成采煤定额为榜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劳动竞赛），更是将这种对劳动强度的压榨推向了极致。工人们每天都要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完成高得离谱的生产指标，任何的松懈和不满，都可能被视为“怠工”或“破坏活动”而受到严厉惩罚。
与此同时，由于国家资源被优先投入到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领域，“保大炮不保黄油”，导致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和日用消费品生产严重不足。城市居民排队购买面包、肥皂、布匹成了家常便饭，住房紧张，生活必需品长期匮乏，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随着工业产值的增长而得到相应的提高。
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也为了“惩罚”那些所谓的“阶级敌人”和“人民公敌”，斯大林政府还大规模地动用了劳改营的囚犯，作为免费的、可以任意驱使的劳动力，投入到那些最艰苦、最危险的工程建设中去。从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开凿，到西伯利亚的矿山开采，再到远东的铁路修建……无数的古拉格囚犯，在饥饿、寒冷、疾病和残酷的奴役下，默默地死去，他们的白骨，也成为了苏联工业化丰碑下那些看不见的奠基石。
尽管代价如此沉重，甚至可以说是血腥，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联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确实奇迹般地完成了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到世界级工业强国的转变，为日后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打下了最初的、也是最坚实的物质基础。
就在城市里的工厂烟囱冒出滚滚浓烟，高炉里喷射出熊熊铁水的同时，苏联广阔的农村，也正在经历着一场天翻地覆、也同样充满了血与泪的剧烈变革——那就是全面的、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
斯大林坚信，分散的、个体的小农经济，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巨大障碍。这种小生产方式，不仅效率低下，难以满足国家工业化对粮食和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它会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因素，滋生所谓的“富农阶级”，对苏维埃政权构成潜在的威胁。在他看来，要想彻底巩固社会主义在农村的阵地，要想把农民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就必须把这些分散的、像一盘散沙一样的私人农庄，统统改造成由国家统一计划、统一管理、统一分配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于是，从1929年开始，一场以“消灭富农阶级”、“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为目标的、暴风骤雨般的运动，席卷了苏联的整个农村。
所谓的“集体化”，说白了，就是要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土地、辛辛苦苦积攒的耕牛、马匹、农具甚至家禽家畜，统统“自愿地”交出来，归集体所有。农民们则从独立的土地所有者，变成了在集体农庄里按“劳动日”记工分、由国家统一管理和分配产品的“农业工人”。
而那些在内战后通过新经济政策稍微积累了一点财富、生活相对富裕一些的农民，也就是所谓的“富农”，则被视为阻碍集体化的“阶级敌人”，遭到了残酷无情的打击。 “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响彻云霄。成千上万的“富农”家庭，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甚至连栖身的房屋都被没收，然后被强行迁徙到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边远地区的荒凉地带，任其自生自灭。据估计，至少有数百万“富农”及其家属，在这场运动中被迫背井离乡，其中不少人死在了迁徙途中或者艰苦的流放地。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剥夺一切的剧烈变革，广大农民（不仅仅是富农，也包括中农甚至部分贫农）的反应，自然是充满了恐惧、抵触和绝望。一些地区爆发了农民骚乱和反抗，但很快就被国家派出的军队和秘密警察以血腥的手段镇压下去。更多的农民消极的抵抗方式——在被迫加入集体农庄之前，他们宁可把自己的耕牛、马匹、猪羊统统宰杀掉，也不愿让它们归集体所有。
这种大规模的牲畜屠杀，对苏联的农业生产力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据统计，在集体化运动的高潮期，苏联的牛、马、猪、羊等主要牲畜的数量，都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以上！耕畜没了，地怎么种？再加上农民们普遍缺乏生产积极性（反正干多干少都一样，打下的粮食大部分也得交给国家），农业生产管理混乱，播种和收割工作陷入一片混乱。
其直接后果，就是在1931年至1933年期间，苏联爆发了一场极其严重的、波及全国多个地区的粮食危机和恐怖大饥荒！
这场大饥荒，虽然官方一开始极力否认其存在，并将其归咎于“自然灾害”和“富农破坏”，但其惨烈程度和波及范围，都足以载入人类灾难史册。据后世历史学家（包括俄罗斯和西方学者）根据各种档案和人口数据进行的估算，在这场大饥荒中，全国范围内活活饿死的人数，大约在600万到1000万人之间！这是一个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
其中，作为苏联传统“粮仓”的乌克兰地区，灾情尤为惨重，饿死的人数可能高达数百万！ 这场在乌克兰被称为“holodomor”（乌克兰语意为“饥饿灭绝”）的大饥荒，给乌克兰民族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惨痛记忆，也成为了日后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民族矛盾和历史恩怨的一个重要根源。时至今日，乌克兰仍然坚持认为，这场大饥荒是斯大林政府针对乌克兰民族蓄意制造的“种族灭绝”，虽然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这种历史仇恨的种子，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仍在深刻地影响着两国的关系。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饥荒，斯大林政府最初的反应却是极其冷酷和麻木的。他们不仅封锁消息，否认饥荒的存在，甚至还继续从饥饿的农村地区，以极高的比例强行征调粮食，以确保对城市工业中心和出口换汇的供应！在他们看来，工业化的宏伟目标高于一切，农民的生命和苦难，似乎是可以被牺牲的代价。
直到1933年底，随着饥荒的蔓延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稳定和农业生产的彻底崩溃，当局才开始有所调整，减少了粮食征购额，并采取了一些有限的救济措施。饥荒的状况才逐渐有所缓和。
但斯大林并没有因为这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而放弃他的农业集体化政策。他将饥荒的责任，依然归咎于“恶劣的气候条件”、“富农的怠工破坏”以及“农民群众的不服从”，并强硬地宣称，农业集体化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在农村已经“扎下了根”。
到了1940年，从形式上看，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确实已经基本完成了。绝大多数的农户都被“组织”进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但其代价是什么呢？是数百万无辜生命的消逝，是传统农村社会结构的彻底瓦解，是农业生产力的长期停滞。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的农业总产值，才勉强恢复到1920年代中期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水平。
这场灾难性的农业“大改革”，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斯大林执政风格中那种为了达到意识形态目标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漠视数百万人生死的冷酷无情的一面。
但说到这里，咱们得承认，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确实给苏联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是历史事实，不容否认。
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当时斯大林所处的那个极端险恶的国际环境和苏联自身极端落后的国内现实来看，他那种不惜一切代价、用超常规甚至可以说是野蛮的手段来追求国家快速强大的逻辑，似乎又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当然，这种“合理性”是以牺牲无数个体生命和自由为前提的，其道义基础是极其脆弱的）。
斯大林和他领导下的联共，是真心相信他们正处在一个被资本主义世界重重包围、随时可能遭到侵略和颠覆的“战争前夜”。他们也真心相信，只有迅速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基础和国防力量，才能保卫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被扼杀。在这种“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极端思维和高度不安全感的驱使下，他们选择了用最极端、最快速、也最残酷的方式，来榨取国家的一切资源，去追赶那些已经领先他们几十上百年的西方强国。
可以说，斯大林的工业化，就是一场在和平时期进行的、以战争为最终目标的“国家总动员”。它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闪耀着钢铁光芒的工业成就和国防力量的迅速崛起，另一面则是千百万普通民众的血泪、饥饿和死亡。
历史学家们常常争论，如果没有斯大林这种不计代价的强制性工业化，苏联能不能在1941年顶住纳粹德国那摧枯拉朽般的“闪电战”？这个问题，恐怕永远没有标准答案。
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正是这场在1930年代用巨大代价换来的工业基础，使得苏联在卫国战争最艰难的头两年，能够将大量的工厂设备紧急迁移到乌拉尔山东麓和西伯利亚地区，继续生产坦克、飞机、大炮，为最终战胜法西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保障。从这个结果来看，斯大林那套“要么我们做到，要么我们被碾碎”的逻辑，似乎又得到了某种残酷的“验证”。
当然，这种“验证”的代价，是苏联人民永远的伤痛。而斯大林本人，在通过这场血腥的“大建”时代，将苏联强行拖上工业化轨道、初步奠定了超级大国雏形的同时，他那多疑、冷酷、残忍、专断的性格，也在这场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膨胀。
为了确保他的政策能够不受任何干扰地推行下去，为了清除那些在他看来可能存在的“异己分子”和“潜在威胁”，一场更大规模、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政治风暴，即将在苏联的上空聚集。那些曾经与他并肩战斗的革命元勋，那些在工业化和集体化中稍有微词的干部，甚至那些仅仅是被怀疑“不够忠诚”的普通党员和知识分子……都将可能成为这场风暴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