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说到，斯大林这位从格鲁吉亚大山里走出来的“钢铁之人”，在俄国内战的枪林弹雨和苏波战争的硝烟弥漫中，是几经沉浮，既展现了他铁腕冷酷的一面，也暴露了他刚愎自用的性格缺陷。但无论如何，他凭借着对革命的“忠诚”（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和在组织工作方面的“才干”，在列宁病重、苏维埃政权初立的混乱时期，一步步地走近了权力的核心，最终坐上了那个看似不起眼、实则潜力无限的联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宝座。
然而，就在他开始利用这个职位悄悄编织自己的权力网络，准备在幕后大展拳脚的时候，一个巨大的阴影，或者说，一份来自革命导师的“最后警告”，几乎要将他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就是咱们接下来要说的，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是如何在克里姆林宫那错综复杂的权力迷宫中，运用各种手段，一步步地清除异己，最终登上权力顶峰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公元1924年1月21日，对于苏维埃俄国来说，是一个天塌下来一般的日子。那位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经历了长期的病痛折磨后，与世长辞了。
列宁的逝世，不仅让整个苏维埃俄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更使得党和国家的权力核心，出现了一个微妙而危险的真空。谁将继承列宁的衣钵，领导这个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继续前进？这个问题，像一团迷雾，笼罩在克里姆林宫的上空，也牵动着党内各位大佬们的心弦。
就在列宁去世后不久，他的遗孀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遵照列宁生前的嘱托，将一份被称为《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文件，也就是后来震惊苏联政坛的《列宁遗嘱》，郑重地呈交给了联共中央政治局。
这份遗嘱，可以说是列宁在弥留之际，对他亲手创建的这个党和国家未来命运的最后思考和深切忧虑。在遗嘱中，列宁不仅分析了当时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分裂的危险，更对他身边几位主要的领导人——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等——都进行了坦率而尖锐的评价，点出了他们的优点，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了他们的缺点。
而对于斯大林，列宁的评价尤其引人注目，也最为负面。他明确指出：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更要命的是，列宁在后来的一份补充材料中，更是毫不客气地写道：“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
您想想，这“调开总书记”的建议，出自列宁这位党的最高权威之口，份量有多重！如果这份遗嘱在当时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向全体代表公开，那对斯大林的政治前途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他那个刚刚有点起色的总书记宝座，恐怕立马就得挪窝了。
斯大林自然也清楚这份遗嘱对自己的巨大威胁。据说，当政治局的少数核心成员（包括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加里宁、莫洛托夫等人）秘密传阅这份遗嘱时，斯大林本人的脸色肯定是相当难看的。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往往在最关键的时刻，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盟友”和“神助攻”出现。
在随后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1924年5月）前夕，关于如何处理这份遗嘱，党中央的高层内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在斯大林的巧妙运作和某些人的“帮助”下，大会决定，这份遗嘱不在大会上向全体代表公开宣读，仅仅在中央委员会的高级干部小范围内部进行传达。 这无疑是斯大林化解危机的第一步。
紧接着，更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当宣读完列宁关于斯大林“过于粗暴”、“建议调开”的段落后，斯大林本人“顺应民意”，非常“谦逊”地站起来，当场表示，既然导师对自己有这样的评价，那自己愿意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以服从党的决定。
这一下，可把球踢给了其他人。尤其是当时在党内与托洛茨基明争暗斗、也想争夺列宁继承人地位的另外两位重要人物——格里戈季·季诺维也夫（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和列夫·加米涅夫（时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政治局委员）。
这两位大佬，当时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他们虽然也知道斯大林有些毛病，但他们觉得，当前党内最大的威胁，不是这个看起来还有点“土气”、不善言辞的格鲁吉亚人，而是那个声望如日中天、在军队中拥有巨大影响力、而且思想上总有点“特立独行”的列夫·托洛茨基！在他们看来，斯大林不过是个搞组织工作的“事务性”干部，好控制；而托洛茨基一旦大权在握，那他们俩可就没好日子过了。
于是，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说“团结多数，打击主要敌人”的策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居然联手站出来替斯大林说话了！他们公开表示，列宁同志的担忧虽然可以理解，但斯大林同志在过去的工作中还是卓有成效的，现在党内需要团结，不宜轻易更换领导核心，列宁同志的建议可能“不合时宜”。他们甚至带头倡议，希望斯大林能够继续留任总书记的职务。
您看，这政治斗争，有时候就是这么有意思。昨天的敌人，今天可能就成了盟友；而今天的盟友，明天可能就会背后捅你一刀。
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的“斡旋”和“力保”之下，再加上斯大林自己也进行了一番“深刻检讨”和“低姿态”表态，中央委员会的高层最终“一致”同意，推选斯大林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这一结果，让当时在党内和红军中威望极高、被很多人视为列宁理所当然继承人的托洛茨基，是大失所望，也让他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在这场刚刚拉开序幕的权力博弈中，似乎已经先失一着，起了个极其不利的开局。他可能怎么也想不到，正是他眼前的这两个“盟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了对付他，竟然会选择扶持一个日后会将他们自己也彻底毁灭的“钢铁之人”。
斯大林有惊无险地保住了总书记的位子，但他知道，真正的威胁还没有解除。托洛茨基，这位在十月革命和内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口才出众、理论水平也相当高的“战神”，在党内和军中的威望依然如日中天，是他通往最高权力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为了对付这个共同的“心腹大患”，斯大林很快就与之前帮了他大忙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政治同盟。这三个人，都是政治局的核心成员，分别掌控着党的组织、共产国际（对外）、以及两大中心城市（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权力。他们联手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在当时的苏联政坛上呼风唤雨，日后被历史学家们戏称为“三驾马车”。
这“三驾马车”一上路，头一件事，就是集中火力，猛攻托洛茨基！
他们利用手中掌控的党务系统和宣传机器，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托洛茨基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展开全面的批判。他们给托洛茨基扣上了一顶顶大帽子，说他“个人主义”、“脱离群众”、“不相信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甚至声称“托洛茨基主义”从根本上就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而是对列宁主义的歪曲和背叛！
斯大林更是赤膊上阵，亲自撰写文章，发表言论，公开宣称“党的任务，就是要彻底埋葬托洛茨基主义！” 那架势，简直是要把托洛茨基从肉体到精神都彻底搞臭、搞垮。
面对这三位昔日战友的合力围攻，托洛茨基自然不甘示弱。他也是个笔杆子厉害的主儿，立刻奋起反击。他撰写了《论列宁》、《十月的教训》等一系列文章和小册子，一方面深情回忆自己与列宁并肩战斗的革命历程，强调自己才是列宁思想的真正继承者；另一方面，也毫不留情地揭露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前夕曾经动摇不定、反对武装起义的“黑历史”，以此来反击他们对自己的攻击，讽刺他们才是“机会主义者”。
一时间，苏共党内笔墨官司打得是昏天黑地，各种理论文章、历史回忆、互相攻击的言论满天飞。但可惜的是，笔杆子终究斗不过枪杆子（虽然还没到动枪的时候）和组织机器。
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三驾马车”牢牢地控制着党的各级组织和宣传机构。他们可以轻易地压制托洛茨基的声音，不让他的文章在党内广泛流传；他们可以利用党的会议，组织人对托洛茨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主要是批评他）；他们还可以通过调整人事，逐步削弱托洛茨基在各个部门的影响力。
终于，在1925年1月，一个决定性的打击降临了。在“三驾马车”的联手运作下，托洛茨基被解除了他最重要的职务——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 这意味着，他彻底失去了对红军的直接领导权！ 这个曾经一手创建和指挥红军打赢内战的“战神”，如今变成了一个没有兵权的“光杆司令”。
这无疑是托洛茨基在权力斗争中的一次重大失败，也标志着他在与“三驾马车”的较量中，败局已初见端倪。 他虽然还有一些支持者，在党内也还有一定的声望，但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他的政治能量已经被大大削弱了。
但俗话说得好，“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话放在克里姆林宫的权力场上，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三驾马车”，当初之所以能走到一起，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托洛茨基。现在，托洛茨基这个最大的威胁眼看就要被搞定了，“三驾马车”内部的裂痕，也就开始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了。
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国家未来经济政策的走向和党的领导权问题上。
列宁在晚年为了恢复被内战和“战时共产主义”摧残得奄奄一息的国民经济，果断地推行了“新经济政策”，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恢复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这个政策在当时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也引起了党内一些“左派”人士的担忧，他们觉得这是向资本主义“倒退”。
而斯大林呢？他一开始是支持继续推行新经济政策一段时间的，认为这是恢复经济、巩固工农联盟的必要之举。他还结合俄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个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理论——“社会主义能够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和建成”的理论。这个理论，实际上是为苏联在没有世界革命爆发的情况下，独立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也迎合了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的希望稳定和建设国家的愿望。
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个“老革命”，思想上可能还停留在“世界革命”的激情年代。他们对新经济政策越来越不放心，觉得这会滋生资本主义势力，腐蚀党的纯洁性。他们更倾向于尽快结束新经济政策，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并且重新举起“世界革命”的大旗，积极支持和推动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 他们认为，只有通过世界范围的革命胜利，才能最终巩固和保障苏联的社会主义成果。这种观点，与托洛茨基之前一直倡导的“不断革命论”和“世界革命”理念，倒是不谋而合。
于是，曾经联手对付托洛茨基的盟友，现在因为政策路线的分歧，开始分道扬镳了。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联合了党内一些同样对新经济政策不满、或者对斯大林个人权力日益膨胀感到担忧的人士（比如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也一度同情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反对派联盟，被称为“新反对派”或者“列宁格勒反对派”（因为季诺维也夫是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
1925年12月，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这次大会，成了“新反对派”与斯大林领导的多数派公开摊牌的战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会上慷慨陈词，猛烈抨击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是“民族狭隘主义”，指责新经济政策正在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要求加强党内民主，限制总书记的权力。
但可惜的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已经通过总书记职位牢牢掌控了党中央组织机器和大部分地方党组织的斯大林。斯大林巧妙地利用了代表们对“党内团结”的渴望和对“反对派”的厌恶，成功地孤立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大会最终通过了支持斯大林路线的决议，“新反对派”由于支持者寥寥，以惨败收场。
会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政治地位受到了严重打击。季诺维也夫被解除了列宁格勒党组织领导人的职务，他们在政治局中的影响力也大大削弱。
走投无路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现在才意识到，他们当初为了对付托洛茨基而扶持起来的斯大林，远比他们想象的要更危险、更难对付。为了挽回败局，他们不得不放下昔日的恩怨，硬着头皮去找他们曾经的死对头——列夫·托洛茨基，寻求重新联合。
于是，在1926年，一个成分更加复杂、目标也更加混乱的反对派联盟——“联合反对派”诞生了。这个联盟里，不仅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三位曾经的党内巨头，还包括了一些对斯大林不满的老布尔什维克（比如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也一度对他们表示同情和支持，虽然她很快就迫于压力退出了）。
“联合反对派”的主要政治主张，基本上是融合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季、加二人对新经济政策的批判，要求加快工业化步伐，反对官僚主义，加强党内民主，警惕富农势力的增长，并重新强调世界革命的重要性。
面对这个来势汹汹的“联合反对派”，斯大林再次展现了他高超的政治斗争技巧和对权力的冷酷运用。他故技重施，充分利用自己对党中央组织部门和地方党组织的严密控制权，展开了全面的反击：
舆论打压： 控制报纸等党的宣传工具，将“联合反对派”打成“反党集团”、“分裂分子”、“小资产阶级动摇的代表”，给他们扣上各种政治帽子，从思想上搞臭他们。
组织清洗： 通过各级党组织，对“联合反对派”的成员和支持者进行“揭发批判”，撤销他们的职务，剥夺他们的发言权，甚至将他们开除出党。
秘密警察监控： 利用国家政治保卫局（格别乌，克格勃的前身）的力量，对反对派领导人的活动进行严密监视，搜集他们的“黑材料”，恐吓和分化他们的支持者。
操纵会议： 在党内各级会议和代表大会上，通过控制代表的选举和提案的审议，确保自己的路线得到通过，确保反对派的意见被压制。
经过一年多的激烈斗争，到了1927年12月，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在斯大林的严密控制下，彻底宣判了“联合反对派”的死刑。大会通过决议，以“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等罪名，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主要反对派领导人，以及其他几十名核心成员，统统开除出党！
至此，联共党内曾经势力强大的“左翼反对派”，被斯大林彻底清洗干净！
托洛茨基的命运最为悲惨。他先是被流放到偏远的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然后在1929年，被彻底驱逐出苏联国境，从此开始了其漫长而颠沛流离的海外流亡生涯（最终在1940年于墨西哥被斯大林派出的刺客用冰镐杀害）。
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个曾经的“革命元勋”，在被开除出党后，为了苟延残喘，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斯大林“认错”、“忏悔”，希望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虽然他们后来也曾一度被恢复党籍，但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失去了任何影响力，最终也没能逃脱在大清洗中被处决的命运。
斯大林通过这场残酷的党内斗争，不仅成功地清除了对他权力构成最大威胁的左翼反对派，也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党内说一不二的主导地位。那些曾经与他并肩战斗的“老战友”，如今要么流亡海外，要么俯首称臣，要么就永远地闭上了嘴。
就在斯大林刚刚把“左脚”的麻烦（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给利索地“剁掉”之后，还没等喘口气，他又觉得“右脚”似乎也有点碍事了。他立刻调转枪口，将矛头指向了党内另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以尼古拉·布哈林为首的所谓“右派”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势力。
布哈林，这位被列宁在遗嘱中称为“全党最喜欢的人物”、“党内最大的理论家”，在托洛茨基等人被打倒后，一度成为斯大林在政治局中最重要的盟友。布哈林等人坚定地支持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主张通过市场机制逐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与农民和平共处，循序渐进地向社会主义过渡。他们反对过快地、强制性地推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担心这会破坏工农联盟，引发社会动荡。
然而，到了1927年底，苏联爆发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国家计划收购的粮食数量远远没有完成，城市粮食供应紧张，甚至出现了凭票供应的情况。这场危机，成了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斯大林将粮食危机的责任，简单粗暴地归咎于农村中那些相对富裕的农民——“富农”的“蓄意破坏”和“囤积居奇”。他认为，这些富农是资本主义在农村的最后堡垒，他们不愿意把粮食卖给国家，是在向苏维埃政权进行“阶级斗争”。因此，必须采取“非常措施”，用强制手段从富农手中夺取粮食，并通过全面的农业集体化，彻底“消灭富农阶级”，将分散的小农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
布哈林则坚决反对这种简单粗暴的“阶级斗争”论调和强制性的集体化政策。他认为，粮食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给出的粮食收购价格太低，而农民需要的工业品（如农具、布匹、煤油等）又严重短缺，导致农民不愿意把粮食卖给国家。他主张，应该通过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增加对农村的工业品供应、发展农村合作社等市场经济手段来解决粮食问题，而不是对农民（哪怕是富农）动用强制力量。他警告说，如果强行剥夺农民的土地和财产，搞“军事封建剥削”，必然会引发农民的强烈反抗，最终破坏农业生产，危及工农联盟。
双方的观点尖锐对立，一场关系到苏联未来经济发展道路和政治走向的激烈争论，在党内高层展开。
斯大林再次祭出了他那套惯用的政治斗争手腕。他利用自己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优势，以及对宣传机器的控制，开始猛烈攻击布哈林等人的观点。他给布哈林扣上了“右倾投降主义”、“富农代言人”、“背离列宁主义路线”等一顶顶政治帽子，指责他们是在向资本主义势力妥协，要葬送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
而布哈林呢，虽然在理论上可能比斯大林更胜一筹，但在政治权谋和组织能力方面，显然不是斯大林的对手。他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反驳和辩解，但在斯大林强大的政治攻势和组织压力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他的支持者（如时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李可夫、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托姆斯基等）也纷纷遭到清洗和排挤。
经过一系列激烈的党内斗争和权力运作，到了1929年中，布哈林的命运也已注定。他被解除了一切重要职务，实际上被彻底赶出了权力核心。党内的“右派”势力，也随之土崩瓦解。
随着左翼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右翼的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这些曾经与列宁并肩战斗、在党内拥有重要影响力的“老布尔什维克”们，相继被斯大林以各种名义清除出局，到了1920年代末，斯大林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了苏联共产党内无可争议的、说一不二的最高权威。
克里姆林宫的“权力的游戏”，暂时告一段落。最后的胜利者，是那个来自格鲁吉亚的、沉默寡言但意志如钢的“钢铁之人”。他通过长达数年的、残酷无情的党内斗争，成功地将所有潜在的竞争对手和不同意见者，都一一打倒在地。通往个人独裁的道路，已经被他彻底铺平。
现在，这位大权在握的最高统治者，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塑造这个庞大的苏维埃国家了。一场规模更加宏大、影响也更加深远的“革命”，即将在苏联的土地上展开。他将以钢铁般的决心，用最短的时间，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强行拖入现代工业化的轨道。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又将不惜付出怎样巨大的代价呢？苏联人民的命运，又将在这场由他主导的“大变革”中，经历怎样的波折与苦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