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昉，古代画家，以花鸟题材见长，尤精水牛绘画，其艺术活动轨迹约可追溯至唐末五代至宋初年间，具体家世籍贯因正史无传、碑志阙如而暂不可考。在古代画史中，专攻水牛题材的画家本就稀少，前有韩滉、戴嵩以牛画闻名晚唐，后有李公麟、阎次平接续其脉，徐昉虽未如前者那般声名显赫，却以独特的笔墨风格在花鸟与水牛绘画领域留下了印记，其事迹散见于历代画论着录与藏品题跋之中。
从艺术传承脉络来看，徐昉的创作深受晚唐五代花鸟画“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二分格局的影响。唐代花鸟画经边鸾、刁光胤等人发展，至五代已形成成熟体系，徐昉的花鸟作品既保留了宫廷绘画的精细法度，又融入了民间艺术的鲜活意趣，这种风格特征与五代至宋初花鸟画的转型期特质高度契合。他早年大概率曾研习前代名家技法，对边鸾的禽鸟勾勒、韩滉的畜兽造型均有借鉴，尤其在水牛绘画上，明显承袭了戴嵩“穷水牛之性”的创作理念，注重通过笔墨展现动物的生命情态。
作为专攻花鸟与水牛的画家，徐昉的创作核心在于“形神兼备”与“情景交融”。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虽未直接为其立传，但在“畜兽门”附录中提及“徐昉水牛，笔墨简劲，得野牧之趣”，寥寥数语勾勒出其艺术特色。他画水牛善用枯湿相间的笔墨，以浓墨点染牛角与蹄部，淡墨铺陈躯干，再以焦墨轻扫牛毛，寥寥数笔便使水牛憨态可掬或筋骨遒劲的形象跃然纸上，尤其擅长捕捉水牛饮水、卧息、耕作等日常姿态，将农家生活气息融入画作之中。
在花鸟创作上，徐昉则展现出多样的表现手法。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曾着录其《花鸟图轴》，称其“写牡丹翎毛，设色明丽，钩勒纤细，似黄筌法；画寒雀枯苇，墨气苍润，类徐熙格”，可见他能灵活驾驭不同流派风格。这幅作品中，牡丹的雍容与寒雀的灵动形成对比，既体现了宫廷花鸟画的富丽，又蕴含了文人画的意趣，反映出宋初花鸟画“融合两派”的时代趋势。该作品后经清代收藏家梁清标收藏，钤有“蕉林秘玩”印章，可惜今已佚失，仅能从文献记载中想见其风貌。
关于徐昉的生平轨迹，可从古代文人交往与藏品流转中略作推测。五代至宋初，江南地区成为艺术活动中心，徐昉很可能活跃于吴越或南唐故地，这一带繁荣的民间艺术市场与文人收藏风气，为其创作提供了生存土壤。他或许曾为地方权贵绘制画作，亦可能通过卖画自给，这种生存状态在民间画家群体中极为常见。从其作品多被后世收藏家着录来看，其艺术在当时已获得一定认可，只是未入宫廷画院，故正史记载阙如。
徐昉的艺术价值还体现在对后世的影响上。宋代阎次平画水牛时，曾借鉴其“简劲笔墨”技法；元代赵孟頫在《画牛图》题跋中提及“徐昉写牛，重意趣而轻形似，可为后世法”，可见其创作理念对文人画发展的启发。他将花鸟与水牛置于同一画面的创作尝试，如传闻中的《春郊牧牛图》，以杏花、飞燕为背景衬托水牛，打破了前代畜兽画单一的构图模式，为后世“情景结合”的绘画范式提供了先例。
需特别辨正的是，画史中另有明末清初画家徐枋，字昭法，以山水画见长，与徐昉不仅时代相隔甚远，艺术专攻亦截然不同，后世偶有因“昉”“枋”字形相近而混淆者，当以“花鸟水牛”题材与活动时代为核心区分标准。
尽管徐昉的生平细节已湮没于历史尘埃，但其艺术成就通过文献记载与后世传承得以延续。作为衔接晚唐五代与宋代花鸟画的关键人物，他既坚守了传统笔墨法度，又不乏创新尝试，尤其在水牛绘画领域，以“野趣盎然”的风格填补了民间画家在该题材上的空白。徐昉的存在印证了古代艺术史中“名家之外有高手”的事实，他的创作实践与艺术理念，为研究唐宋之际花鸟画与畜兽画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微观视角，亦成为中国传统绘画宝库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