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地方让人伤心，最常见的方式就是远离。当然了，这是对普通人，像佘义士这种人，绝不会如此没有出息，他之所以走，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去河南洛阳。
河南洛阳，有福王朱常洵。
佘义士在快马之上疾驰，没多久脑门可就沁出了汗。离开旧主，要想对抗朝廷，给袁崇焕报仇，那么只有找福王这一条路了。
佘义士和福王有旧。
万历皇帝一死，泰昌帝继位，仅一个多月，就在服用鸿胪寺丞李可灼所进之红丸后驾崩。这一次本来是福王朱常洵继承大统的绝好机会，可惜当时他已就藩。当泰昌帝驾崩的消息传到洛阳后，还没等他准备，天启帝登基的消息也接踵而至。
此时，如果福王举事，那可就是谋逆，经过他深思熟虑之后，不得不作罢。
天启帝继位后，别看他是一个木匠皇帝，但是也深知皇位的重要性。他一方面派锦衣卫深入福王府邸，时刻关注福王动向，一方面在宫中以尊重郑皇太妃为名，看似笼络，实则是在提醒福王，你的生母在我手里。
郑氏为人机敏，生性活泼，年轻时靠姿色博得万历帝宠爱，甚至因为宠爱至深，导致万历帝迟迟不立太子，这就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国本之争。
万历二十年三月，郑贵妃在北京朝阳门外的东岳庙祈福立碑，在碑文中竟出现了“皇三太子”的称谓。
皇三太子，就是现在的福王朱常洵。
在泰山三阳观，郑贵妃曾分别于万历十七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派乾清宫太监立了三通醮记碑文。
其中，万历二十二年《皇醮记碑》和万历二十四年《皇醮记碑》皆出现了“太子”的称号，而此时东宫未立，对照万历二十年的北京《东岳庙碑》的“皇三太子”，显然“太子”所指的是朱常洵。
另有万历二十三年《太上老君常清静经》碑石，碑阴题刻：“万历乙未八月吉旦，大明皇三太子发生刊板永远舍施。差官曹奉。”
这样一个郑氏，而且还有一个在外就藩的福王儿子，怎能不让天启帝防范？
然而，也只能是防范罢了，就算在万历帝去世之后，天启帝也不敢对郑氏做什么。
这倒不是因为天启帝一心只想做他的木匠皇帝，也不是因为天启帝心慈手软，而是因为他爷爷万历帝。
万历四十八年四月，王皇后病逝，但葬礼却被拖延，逾三月都未为其上尊谥、写神牌。
万历帝病危时，对太子留下遗言：“尔母皇贵妃郑氏，侍朕有年，勤劳茂着，进封皇后。”
神宗不仅在遗言中称郑氏为太子朱常洛的母亲，而且一反礼制，在皇后去世不到四个月的时候，再次册立皇后，给了郑氏在自己驾崩后最大的名分和物质保障。
郑氏都是泰昌帝的母亲了，那必然就是天启帝的奶奶，你再心狠手辣，也不能对你奶奶下手吧？那叫违逆人伦！
万历帝绝，太绝了！几十年不上朝，但是对郑氏母子，可真是宠爱到家了。
崇祯帝，更不能够对郑氏怎样了。
为什么？
万历四十七年，皇长孙朱由校的母亲王才人病逝，当时太子朱常洛的东宫，有两位李选侍，东李地位高于西李，但西李更受宠爱，所以朱常洛更希望西李抚养朱由校。
当时的朱常洛，恳请郑氏在万历帝面前替其说话。正因为有了当时的郑皇贵妃帮助，西李才收养了朱由校，更将之后的崇祯帝朱由检也一并养在了膝下。
有此恩，崇祯帝也不能把郑氏如何。
所以，凭借着机敏，郑氏一活就活到了六十三岁，直到今年，也就是崇祯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才病逝。
佘义士做过锦衣卫，当初天启朝被派到福王府中的正是他，他后又在袁崇焕身边多年，怎能不知此事？
郑氏一死，福王在宫中也就没了负担，此时找他去为袁崇焕报仇，正合适。
佘义士是天启帝派去盯着福王的人，还敢找福王帮忙？这不是相当于去衙门告县太爷吗？简直是找死。
佘义士，其实早就给福王做事了。
宋献策，在洛阳福王府上算命时，曾碰到过佘义士，当时他一身锦衣卫的装扮。
试问，如果佘义士还是天启帝的卧底，敢在福王府上大摇大摆地穿着纹有狮子补子、象征锦衣卫的青绿锦绣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