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政变，使埋藏在人民军内的一批不和谐音提前得以暴露，也使政权力量的角逐向着更有利于张汉卿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经此一役，老奉系中不安定因素基本上被排除一空，权力也向着更加集中于张汉卿方向前进。
此外，修正后的国会新一轮选举也在进行中。在玩弄了规则、做足了准备、并在政事有利于人民党的情况下再不能反败为胜或者以绝对领先的优势压制其它政|党，本身就是个失败。
这一情况没有再出现。在人民党本身占据优势的参议院，受宁夏省主席马廷勷参与叛乱影响，有七位参议员被波及，并换上人民党推举的人选。
这是国安部的功劳，只要是反对系，只要沾了边，都被审查----谁让你屁股不干净呢？
众议院则进行了大改组，原本占有半壁江山的各位众议员，突然之间成了“众议院代表”，更被所在省重新登记入选众议员名单，相当于重新来了一次。
只是这次，各省议会对候选人名单的审查相当苛刻，各基层选举委员会牢牢领会人民党各级党委会的意图，把一些不符合要求、不认同人民党|领导的人士选了出去。
这项工作，其实是张汉卿在根据国会新选举办法出台后召开的人民党全国省一级组织工作会议上作出的强有力部署的发酵。不过一个月时间，各地纷纷传来捷报，在本轮选举中，国民党大输特输，在共计966名众议员候选里，只获得125票，远远地被人民党754票甩在后面。
虽然它仍然超过其他党派合计的87票而仍居于国会第二大党之列，但人民党以绝对优势碾压所有其它派系。
在接下来的众议院委员会的选举里将不出意外地由人民党全部执政，如果它想这么做的话。78%的议员比例，可以对涵盖所有议案的事项进行修订，人民党的地位将固若金汤。
活跃在民国初年的有相当影响的直系、皖系、晋系、冯系力量基本被清扫，反而是于一凡的“中华妇女同盟会”在这种形势里又下一城，反增加到11票，这是所有选举活动中除人民党之外的另类。
单单这些还不够。在算得上一场“事变演习”的总结中，张汉卿充分认识到自己当初对于政法委书记存在的意义认识不够：只顾着修订或者避免司法系统成为党的附庸，却从根本上丧失了党对于司法实践指导的意义。这有点矫枉过正了。
司法独立于立法和行政，本来就是在人民党的决定和充分授权下才得以成功的，人民党应该有充分的办法去规避可能的错误，对于作为公民一分子的党员，其违法理应受到司法的制裁。但是作为领导群体，人民党不能放弃这一块的天然领导权。现在的民国，已经被确立为人民党|领导下的三权分立制度了。
所以，张汉卿率先在中|央政治局设立了政法委书记的职务，它的主要职责并不像后世的很多兼任公安局长或者偶尔法院或检察院院长，而是完全为党内的一个职务，为党管理武警部队的代表组织，武警部队由地方政|府和武警上级共同指挥。
在这次事变中，辽宁省委书记指挥不动省武警总队，是张汉卿下令进行这次改变的原因之一。
由于已经酝酿建立省军区制度，而省委书记将会天然地成为省军区的书记；武装力量稍差一点、主要肩负维持社会稳定的武警部队，将会由各级政法委书记兼任书记；它的另一个职责，是作为国家安全部的补充，是除了军队之外的国家机器，并掌管着国内情报系统。
驻扎各地的保安部队全部改建制归于各省省军区管理，为强调地方驻军所在党的组织的领导地位，体现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原则，省军区第一书记由省委书记兼任，以协调军、地关系。同样地，市委书记兼任军分区第一书记，省、市军（分）区司令都是同级党委的常委。
各省军区行政上由各军区管理，司令军衔都为少将；管理直辖省和地理重要省份如新疆的地方军队称警备区，司令的规格要高一级，为中将；鉴于北京的特别地位，北京省警备区称之为北京卫戍区，原北京卫戍区改称北京军区。
沈阳军区人事起了大变动：张作相由于无法长期兼顾中|央与地方工作，因此辞去沈阳军区司令职务，由副司令裴其勋升任，他的北大荒建设兵团司令一职由杜继武担任。
在这次事件中紧跟张作霖脚步的19军军长王瑞雪兼任参谋长；勇于任事的20军军长赵芷香调任武警部队总政治部主任，算是升了一级，而王以哲则免去这个兼职；
张景惠的蒙古建设兵团司令一职由王相华正式升任，作为人民军内的新星，王相华仍兼16军军长职，可谓后劲十足。他的兵团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刘强东递补。
新疆建设兵团司令由牛元峰升任。在张汉卿未来的规划中，各建设兵团的司令将是所在军区的天然新增副司令，以增加其在军队中的影响。
这次事变，也有一个上佳表现，那就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能够很好地控制国家大局，显示了强有力的控制国家能力，从而让文官治国成为可能。
此前，军阀混战，有枪就是草头王，就是奉系也是从战场上获得的地盘。当国家统一后，国家大事都是由这些军人将领说了算的。
治国与打仗不同，阳刚的军人对于柔性的政治有本能的缺陷，要不然自古为何就有“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之说。在后世，文人治理国家被视为皿煮的象征，而军人干政则是一种政治发展的倒退。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写得很明确：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就是说战争本身是一种极端的政治手段，因而是否发起战争、何时何地发动战争、战争要达到何种目的，理应由政治家----文官来决定，军人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实现这些战略目标。
而军人的价值只有在战争中才能体现，军人的军功及在军中的地位是由一场又一场胜利来获得，所以他们对于战争有本能的兴趣，在国家事务或者国际争端中，更多地会以一劳永逸的战争方式来进行。
因此军政|府很难摆脱发动战争的诱惑，也就会有比较明显的军国主义倾向。正所谓“文官靠边站，军人要蛮干”，日本军国主义就是一例。
这样，国家会沦为战争机器，根本没有调和的余地。历来，军服压倒西服，都是国家取乱之源。
从后世中国国家领导阶层的职务可以看出，军方背景的人员在国家事务中的话语权在减弱而不是增强：无论是政治局委员的人数、还是政治局|常委的组成名单，都可以看到这一趋势。
但是军队淡出国家事务，并不是不重视它的发展，这要一分为二地看。后世中国对于军队的管理观念，在于军人服从于政治的需要，但并不是削弱它的力量。这从后来经济建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开始增加军费可以看出。
会不会由此产生像历史上宋朝和明朝那样“重文轻武”、“以文制武”的弱宋弱明局面？首先要说明，明代有终一朝都不是弱明，即使是末世也还是有许多英勇的将领和能战的士兵，只是因缘巧合造成了让人唏嘘的倒退，努尔哈赤早年也是被李成梁完虐的。
明代军事上的败退其实与宋朝有惊人的类似：步兵对阵骑兵，运输限制战争规模或决定战争结果。
以宋代为例。宋代军事不给力不是简单的“重文”、“文官外行指挥内行”、“皇帝缩卵”，嚷嚷什么铁血尚武根本毫无意义。
什么叫弱？在金面前的晚期北宋和在蒙元面前的南宋倒是算得上弱。但北宋时期，宋仍是彪悍的辽国的大敌，如《辽史》的兵卫志里头还说“虽然，宋久失地利，而旧志言兵，唯以敌宋为务。”宋对西夏更是生死大敌，对青唐吐蕃、黄头回鹘来说就是洪荒巨兽。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宋朝军事缺陷的内部根源在于唐宋变革以来国内庄园农奴制被租佃制取代，大地产衰落，土地集约化程度降低，难以大规模发展畜牧业，其衰落导致整个社会畜力缺乏，进而导致国家在对外作战时后勤运转能力孱弱。
而国内的交通运输都大打折扣，使国家对下层控制力以及整体动员能力都大为衰减。宋朝对西夏作战要搞筑垒浅攻而无法大军远征犁庭扫穴，正是一这原因导致。
由于人民军创建了大量的军校，中高层军官都具有了一定的文化水平，新生代更有后来居上之势，所以传统意义上的“外行领导内行”已经不符合它的实际情况。
张汉卿创建政治部，也并没有取代司令部对军队的指挥权，正是考虑到“术业有专攻”。毕竟，打仗、能打仗、能打胜仗，是军队的第一要务。
但是又要防止军队的过度膨胀，需要进行必要的约束，这才是政治部的责任。“跟党走，打胜仗”，正是贯彻“党指挥枪”的立军原则。
根据这个想法，张汉卿开始对党、政、军的架构掀起新一轮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