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叔孙州仇为此苦恼不已时，同样是养马的一名圉人向他献上一计。
圉人的所谓计谋，就是找个理由提剑经过朝堂。公若藐看到肯定会好奇，问是谁的剑。圉人谎称是叔孙州仇的，公若藐听闻，一定想看清楚剑的纹路构造，圉人便可顺势把剑递给他。只要公若藐伸手来拿，递剑便成为事成的关键。
依照古礼，递刀送剑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害，要求递出者必须把刀刃对着自己，刀背向着对方。
圉人称，他出身低微，可假装不知礼仪，趁公若藐近身上前注意力在剑上时，把刀刃对着他，用力前刺。事出突然，公若藐必定躲闪不急，行刺一定会成功。
叔孙州仇一听，这个攻其不备的偷袭之计不错，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他交给圉人一把刻有他名字的宝剑，静待时态进展。
果不其然，一切都按照圉人预先写好的剧本上演。唯一的意外是——在被行刺的当口，公若藐忽然领悟到，圉人是受人指使而来。
首先，身为叔孙氏的邑宰，身居要任，岂是小小一名养马人敢招惹的？再者，能手持叔孙氏宗主的宝剑，还敢大剌剌的拿出来献宝，不可能是盗取得来，唯一的可能就是光明正大的得到。如此看来，圉人所为不可能是随兴所至。
临死之前，公若藐迸出一句话：“你把我当成吴王吗？”
圉人顿时心慌，手却没软，一不作二不休，当机立断，把剑重重刺向公若藐，胜利完成任务。
事虽成，公若藐的遗言却流传开来。
公若藐自比吴王僚，其实是在影射“专诸刺王僚”。圉人相当于专诸，而专诸是公子光派来的杀手，对号入座，叔孙州仇无疑正是圉人行刺公若藐的幕后指使。除掉公若藐，无非是要取而代之，接过郈地的管辖权。
公若藐在郈地广施善政，颇得人心，治下百姓拥戴维护，对其感激不尽。叔孙氏以如此卑鄙的手段将他处死，郈地人心生怨怼，多有不服。侯犯身为其中一员，率先跳出来揭竿而起。
当初，侯犯之所以不肯杀害公若藐，乃是出于真心的敬重爱戴。身为公若藐的下属，与其朝夕相处，对其了解甚深。无论是公事上的处理或是私事上的人情世故，公若藐展露出来的品格能力都让人钦佩。
试问，追随一位处事公正、思虑缜密、才智超群的长官，难道不是天下小官小吏的福气？跟着他吃香喝辣，凡事有他独挡一面，你只要踏踏实实就不怕有人给你穿小鞋栽赃诬陷，多么有前途的职场？
如此可敬可爱的人竟被一名圉人给杀了，他的主使人处心积虑的要除掉公若藐，无疑是把郈邑百姓的生死交给未知。身为公若藐善政的受益者，侯犯第一个不答应。
对前途黯淡的担忧使得郈邑百姓同仇敌忾，在侯犯的带领下，他们连成一片，拧成一股绳，誓要跟破坏他们平静生活的敌人抗争到底。
就这样，凭借团队协作众志成城，郈邑百姓连续击退了家主及其武装的两次进攻。
正当郈邑百姓和领头人侯犯为胜利欢呼鼓掌时，叔孙氏的宗主及其幕僚却愁白了头。
之前是为无法除掉公若藐发愁，使诈将他杀害之后满以为大局已定，高枕无忧。谁知半途杀出个程咬金，横生枝节。如果说他想代替公若藐担任郈邑邑宰也还罢了，可以妥协。哪知道人家是气不过心中的领袖被刺杀，着急要为他复仇。
一对一的复仇也情有可原，谁能料到他竟能凭一己魅力召集全城人听命于他跟家主对着干？真是低估了杀死公若藐的后果。早知道就来软的，找个人把公若藐替换，以后再慢慢收拾他。
药力过猛，反弹太大，郈邑全城团结一心，大大刺激了叔孙州仇的小心脏。
现在怎么办？怎么收服郈邑的人心？把侯犯杀死？显然不行。既然能组织如此像样的反击，可见侯犯并非等闲之辈。既非寻常人，寻常办法也拿他不住。
正在叔孙州仇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跟他提议，找到郈邑工正——掌管工匠的官员驷赤，问他有什么解决办法。
工匠个个身怀技艺，身为匠人之首，工正除了业务能力熟练之外，还要监督百工完成各种器物的制作。同时，还要统筹安排包括造车、炼制刀具、烧制陶瓷、皮具缝制等等事项。所涉事宜，小到日常生活用具，大到作战器械武备，其职能不可谓不重要。
一见面，叔孙州仇就说明来意，表示对郈邑非常担忧。他说，如今郈邑的问题不仅是叔孙氏的事情，俨然已经成为整个鲁国的忧患。如果不能迅速平息这场内乱，后果不堪设想。
驷赤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召他来肯定是希望他能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而非普通的发牢骚。毕竟，以他的身份地位，还不足以与家主发展成为互诉衷肠的知音。
但是，他也聪明的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隐晦的说道：“臣所言，尽在《扬之水》末章四句。”
《扬之水》写了什么？最后四句又是什么？代表何意？
驷赤引用的《扬之水》来自《诗经》国风中的唐风，诗的背景牵涉到一段历史，与晋国有关。
公元前746年，晋文侯去世，年幼的儿子即位，世称晋昭侯。翌年，为了稳固政权，收服人心，晋昭侯下令封他的叔父成师于曲沃，号为桓叔。当时，曲沃是晋国的大邑，面积比晋都翼城还大，如此安排有枝强于干尾大不掉的后患。
虽然众多大臣反对，昭侯仍坚持己见。他坚持的理由是：新君上任，要借助德高望众的叔叔替他安抚人心，治理国家，从而证明自己知人善任，能胜任君主之职，让宗室大臣不敢轻视。
晋昭侯的出发点是好的，利己利人，双赢和谐。然而，时间一久，弊端暴露无遗。
桓叔是位老谋深算的政客，他在晋国本就累积了多年的好名声，从政多年，党羽心腹更是遍布朝野。受封于曲沃后，他利用城池坚固人马众多的优势，广施善政，笼络民心，势力愈发强大。
熬过七年之痒，时间来到公元前738年，大臣潘父杀死晋昭侯，主张迎立桓叔为君。桓叔当然是整顿兵马杀入晋都，准备一偿所愿。谁知，入城之际，遭到顽强抵抗。
桓叔虽有备而来，无奈都城的保君派也不是软脚虾，他们占据地利，誓死坚守。最终，桓叔的君王梦碎，只得仓惶逃回曲沃，潘父也因此被诛杀。
预感到这场政治斗争，作者在爆发前夕写下了这首诗。其诗主旨在于讽谏晋昭侯，曲沃势大，国必有忧，提醒君王要早作准备。
最后四句——“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我听闻将有密令，不敢告诉别人。放在此时，驷赤想表达的意思清晰明了——宗主要我来的目的我很清楚，一定会想尽办法不负所托，而且我保证不会对他人提起。
叔孙州仇一听，如蒙大赦，竟对驷赤行起了稽首大礼。要知道，在古代的跪拜礼中，稽首可是最隆重的，通常用于臣对君。
身为“三桓”之一的叔孙氏的宗主，叔孙州仇的地位尊贵自不必说，驷赤不过一枚工匠头领，受到如此大礼，可见叔孙州仇对平定郈邑之乱的焦急迫切。另一方面，他对驷赤寄予的厚望，可想而知。
此礼一出，双方都很有默契的不再说话，驷赤转身离去，奔赴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