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13年冬，赵鞅、中行寅奉命率兵前往汝水岸边筑城。工程完毕后，二人在当地征用了四百八十斤铁，用于铸造刑鼎，并将“范宣子刑法”铸在鼎上。
此举一出，立刻引发舆论的轩然大波。
先是晋国史官蔡墨，他大惊失色，怒气冲冲的痛斥二者。“士氏、中行氏这是要自取灭亡！中行寅身为下卿，擅铸刑鼎，以为国法，可称得上是违背法令的贼人。”
“范宣子刑法，违反‘被庐之法’，乃是乱法。明知是乱法，却仍布之天下，士氏也有不可推卸之责。”
“赵氏参与其中，怕是不得已，若能修德，恐能免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消息传到鲁国，大圣人孔子气得七窍生烟，浑身颤抖。“晋国恐怕要灭亡了吧！此举是失掉法度，罪不可恕。晋国应当遵守唐叔传下来的法度，作为百姓的准则。”
“卿大夫按照尊卑位次维护它，百姓才能尊敬贵人，贵人因此得以守住家业。贵贱有别，方为法度。文公依次设立执掌官职位次的官员，作被庐之法，以为盟主。而今废弃这个法令，铸造刑鼎，百姓都能看到鼎上的条文，还用什么来尊敬贵人？贵人还有何家业可保守？”
“贵贱无序，如何治理国家？范宣子的刑书，是在夷地检阅时制定的，是违犯晋国旧礼的乱法，怎么能把它当成律法呢？”
蔡墨可称得上是智者，孔子又被后世称为圣人，二人对“铸刑于鼎”为何都如出一辙的反对？他们提到的“范宣子刑法”、“被庐之法”、“叔虞之法”又是什么？要想揭开答案，必须回顾晋国的法制发展史。
法制的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跟时代的脉搏紧紧相扣。
周朝初年，天下已定，周武王去世，周成王继位天子。成王年纪尚幼，由叔父周公旦摄政。
八年后，周朝诸侯国唐国（地处黄河、汾河东面，方圆约一百里。）发生叛乱，威胁周王室河东地区。周公旦果断出兵，很快平息了唐国的叛乱。为防反对势力死灰复燃，周公旦下令，将唐国居民迁至杜地，部分周王室子孙则被迁到唐地。
两年后，恰逢周成王要给同母弟弟叔虞分封，成王便将唐地分封给弟弟。史上称叔虞为唐叔虞，便是由此得来。后来，叔虞的儿子姬燮继位后，将唐国迁到晋水之旁，国号也由唐改为晋，就是现在的晋国。
唐地处夏人故墟，四周被戎狄环绕，再加叛乱刚刚平息，局势动荡不定，民族矛盾尖锐。叔虞去到唐后，发现形势十分严峻。最终，他秉持“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原则，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把唐国治理得井井有条。
所谓“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启以夏政”就是以夏戎之政治夏戎之地，至于“疆于戎索”，“戎索”就是戎法。两者结合，即是沿用夏朝之政治国，用戎狄之法区划土地。
那么，这份治国方略由何而来呢？据记载，叔虞赴唐前，周成王“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与叔虞同时赐封的齐、鲁、卫的治国方略则是“启以商政，疆以周索。”
两相比照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唐国的治理，跟齐、鲁、卫完全不同。之所以不同在于，唐国的国情与其他三国不同。所以，“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乃是因地制宜、因事而异的灵活变通的治国纲要。
这一方针，旨在发挥夏民族的优势传统，同时又兼顾戎族的部落习惯，做到了求同存异兼容并包，可说得上是周王室在特殊时期特殊地点进行的改革试点。
后世大量史实证明，这一方针已成晋国的传统国策，对晋国甚至“三晋”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由此可见，《唐诰》是周王室颁布给叔虞受封建国的法典，也是晋国的第一部法典。
除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部法典应该还有一些治理规范的方法准则。虽然具体内容已不可考，从孔子对赵鞅、中行寅的指责中不难猜测，这部法典必定有等级尊卑君臣上下的鲜明界定，而且内容只对贵族开放，不对百姓公布。
晋文侯之后，历经百年的动荡，从“曲沃代翼”到“骊姬之乱”，晋国公族被残害削弱，礼法被破坏殆尽，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发生深刻变化。亟需一部新的法典维护稳定，振作公室，收拾人心。
晋文公归国执政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制定了“被庐之法”。
“被庐之法”强调扶助公室，加强君主权力，同时还注意吸纳人才，任贤尚能。
襄公去世后，卿族势力大涨，尤其以赵氏为首一家独大。赵盾执政后，制定了“赵宣子之法”。
这部律法除了是法则，更像是赵盾的施政纲领。它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如下：
1.制事典——制定办事章程、条例、守则等。
2.正法罪——制定刑罚律令，做到有法可依。
3.辟刑狱——清理积案，明确规定狱案不得拖延，悬而不决。
4.董逋逃——把在逃的罪犯抓捕归案。
5.由质要——规定交易要用契约合同，财物出入往来要有账目为凭证。
6.治旧洿——把不合用的旧条文删除。
7.求秩礼——遵从等级制度，不准僭越。
8.续常职——任贤用能，淘汰无能平庸之辈。能者上，不能者下。
9.出滞淹——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
这部法典的意义在于，它一反从前维护君权的惯例，确定以卿族为主体的政治体制，开创了异姓专权的先河。
赵盾死后不久，晋景公即位。为了巩固君权，景公命士会聘问周王室，向周王室学礼归来后修订新法，后世称“范武子之法”。
这部律法修好后，赵盾制订的“赵宣子之法”自动废除。“范武子之法”的具体内容已失传，依据当时的环境，应当是依照“被庐之法”，参考周礼而定。
从晋灵公、成公、景公到厉公，公室与卿族的矛盾公开化白热化。以厉公被弑为结局，两者的争端终于缓解。
晋悼公执政后，大力扶助公室，对卿族则济弱削强。为此，他命士渥浊为太傅，命其修“范武子之法”，又使右行辛为司空，使修“士蒍之法”。两部法典均为加强君权而作，除此之外，还增加了以下内容——
议定国家大事，任命百官，培育大夫嫡子，选用贤良，提拔旧臣子孙；补赏前朝的有功之臣，停止严厉的刑罚，大赦囚犯，对嫌疑犯予以宽免。
录用有德之人，救济鳏夫寡妇，起用被废黜不用的贤才，抚养老人儿童，抚恤孤儿残疾；年过七十的老人，悼公亲自接见，敬称他们为王父。
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举措，缓和了公室与卿族的矛盾，君臣上下和谐，难得安定。
可惜，晋悼公年少有为却英年早逝。他走后，其子平公幼年执政，由中行偃摄政。待其亲政后，无心政事，沉迷酒色。卿族势力再次占据上风，公室再次回到弱势。
灭门栾氏后，范宣子（即士匄）制定了成文法，即“范宣子刑法”。其内容虽已失佚，依据当时的政治格局，此法很可能以确立卿族的合法性为主旨。一些专家猜测，此法很大可能会参照“赵宣子之法”，体现卿大夫的政治诉求。
从前是“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法律条文掌握在贵族手中，百姓不知具体内容，更无人知晓刑罚的轻重。尺度由执法者掌握，可以任意东西。这样一来，百姓就会惶恐不安，乖乖听话不敢造次，对统治者俯首贴耳。
所以，把刑法铸鼎，便是将律法公之于众，意义非同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