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国民族党的成立及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盛大召开，无疑在东南亚乃至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投下了一颗深水炸弹。它所展现出的高度组织性、明确的民族主义导向以及阮敏个人权威的极致强化，迫使所有相关方必须重新调整自己的战略盘算和互动方式。
民族党一大闭幕后，党的机器开始全速运转。各级党组织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与原有的行政体系并行，甚至在许多领域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党的意志通过这套严密的系统，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深度贯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思想灌输与认同塑造：宣传部门开足马力，通过党控媒体、学校教育、社会活动等多种渠道，持续不断地输出“民族复兴”、“国家至上”、“党的领导”等核心观念。旨在塑造一种新的、统一的国民认同，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国家、政党紧密捆绑。这种意识形态的强化，在凝聚人心的同时，也无形中抬高了“外部势力”的门槛。
经济政策的调整：在经济领域，阮敏推行了更为强调“自主可控”的政策。虽然并未完全排斥外资和外部技术合作（尤其是与华国和潜龙关联方的合作），但明显加大了对关键行业国有化的力度，并大力扶持本土企业，尤其是在国防工业和核心科技领域。“国产化”替代率成为考核相关部门和企业的重要指标。这使得黄氏财团和王安娜家族资本在南越的进一步扩张遇到了无形的政策天花板。
军队的“党化”：军队作为民族党的基石，其“党指挥枪”的原则被空前强调。政治委员制度在军队中全面建立和强化，确保党的绝对领导。尽管军队高层与黄子钰、潜龙关系密切，但这条来自党的指令链条，开始在某些层面与原有的合作关系产生微妙的竞争。
南越国内部的深刻变化，不可避免地折射到其与潜龙及黄氏家族的联盟关系上。
黄子钰与潜龙的应对: 黄子钰和帕拉妮清晰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他们指示潜龙在南越的人员和合作项目，必须更加注重“合规性”，严格遵守南越的法律法规以及民族党的相关要求，避免授人以柄。同时，潜龙对南越的军事援助和技术转让，也开始有意识地增加“限制性条款”或保留核心模块，以维持自身的杠杆作用。双方的合作依然紧密，但信任的基础中，掺杂了更多理性的计算和防范。
阮敏的平衡术，阮敏在处理与黄子钰及潜龙的关系时，展现出高超的政治平衡术。她一方面继续倚重黄子钰的军事才能和潜龙的技术支持，尤其是在应对南海潜在冲突和军队现代化方面；另一方面，则通过民族党的组织体系和“暗影”的监控，确保这种合作不会侵蚀她的核心权力，并时刻警惕潜龙势力对南越国军队和政府渗透的加深。她与黄子钰的私人关系，在国家利益面前，被置于一个更为复杂和次要的位置。
京城的周家密切关注着南越的动向。他们判断，阮敏地位的巩固，短期内对维持地区稳定、抗衡西方压力是有利的。只要南越与潜龙的联盟不破裂，周家与黄家的战略合作就依然有价值。周家通过黄天，试图扮演一个温和的“调解者”角色，一方面提醒黄家尊重阮敏的政治选择，另一方面也暗示阮敏，维持与黄家、潜龙的合作符合其长远利益。
罗伯特将军在华盛顿的挫败感与日俱增。民族党的成立和巩固，使得通过内部渗透和分化来瓦解南越政权及其联盟的难度大大增加。
转向外部施压与“议题制造”：美国调整了策略，将更多精力放在外部施压和制造国际议题上。他们联合部分盟友，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平台，就所谓的“人权问题”、“军事透明度”等向南越国发难。同时，加大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的频率和力度，并积极武装菲律宾、怂恿其在南海争议海域挑起事端，试图将南越国的精力拖入外部摩擦的泥潭。
寻找新的代理人：罗伯特并未放弃从内部突破的企图。他的目光投向了南越国内那些可能在民族党体系下失意的旧政权残余、或在经济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地方势力，以及……对阮敏高度集权感到不安的少数党内温和派。虽然“暗影”的存在使得直接接触风险极高，但他相信，只要压力持续，时间推移，裂痕总会出现。
技术封锁与网络攻击：针对南越国力图发展的国防和科技产业，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加强了技术封锁。同时，针对南越政府、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民族党网络系统的网络攻击和情报窃取活动变得愈发频繁和隐秘。
南越国进入了一个由民族党绝对主导的新时期。阮敏通过党的力量，构建了一个更具韧性、更难以从外部撼动的统治体系。然而，这也使得其内外政策更具民族主义色彩和独立性，为与潜龙、黄氏家族的联盟关系带来了新的变量和张力。
各方势力围绕着这个新生的政治实体，展开了一场更为复杂和隐晦的博弈。这场博弈不再局限于硝烟弥漫的战场，而是延伸到了意识形态、经济控制、技术竞争和网络空间等多个维度。南海的风云并未消散，反而因为内部结构的固化而变得更加深沉难测。黄子钰、阮敏、黄天、周家乃至远在华盛顿的罗伯特，都在这场新的牌局中，小心翼翼地出着手中的牌，等待着那个可能打破平衡的契机出现。风暴依然在酝酿，只是换了一种更为持久、更为消耗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