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章:褪色的合同与重见的稻穗
再审法庭的木门发出“吱呀”一声轻响,赵桐权的目光落在原告席上那个褪色的帆布包上。包上印着的“红星农场”四个字已经泛白,边角磨出了棉絮,里面装着一份用塑料袋层层包裹的合同——这是十五年前他亲手判定为“无效协议”的关键证据,此刻在晨光里透出陈旧的纹路,像一页被遗忘的农谚。
“再审开庭。”法槌落下,声音在庭内漾开。被告席上,当年胜诉的粮站主任已是两鬓斑白,却依旧端着架子,指尖夹着的香烟燃到了尽头,烟灰摇摇欲坠。原告席上,七十岁的老麦农周德山蹲在地上,手里攥着一把晒干的稻穗,穗粒饱满,金黄的外壳在阳光下闪着光——那是他按当年合同种植的“豫麦18号”,也是被粮站拒收的种子粮。
“再审申请人陈述理由。”赵桐权翻开卷宗,指尖划过自己年轻时的笔迹。十五年前,他刚从法学院毕业,凭着一份“格式合同需明确提示”的条款,认定合同里“收购价格随行就市”的模糊表述对粮站不利,却忽略了周德山提交的补充协议,最终判粮站有权拒收,导致老麦农的十吨种子粮烂在仓库,妻子气病,儿子辍学打工,一家人的生活从此坠入谷底。
周德山慢慢站起来,帆布包滑落在地,露出里面的合同和一本农事日记。日记的纸页泛黄,上面用铅笔记录着每天的气温、墒情、施肥量,最后一页写着:“2008年6月15日,割麦,粮站李主任说‘放心种,秋后按保护价收,差一分找我’。”老人的声音带着麦秆般的粗糙:“法官,这合同是李主任亲手签的,补充协议上写着‘种子粮按国家保护价上浮10%收购’,他后来换了主任,新主任说合同不算数,说我这麦种不纯……”
粮站现任主任“哼”了一声,将当年的判决书拍在桌上:“周德山,别在这儿卖惨!当年的鉴定报告明明白白写着,你那麦子纯度不够,达不到种子粮标准,我们凭什么收?再说,补充协议上的粮站公章是假的,档案局都查不到备案!”
“假的?”赵桐权抬眼,目光落在补充协议的印章上。印章的边缘有些模糊,但他记得,根据重生后调阅的粮站档案,2008年粮站确实启用过一枚临时公章,因保管不善磨损严重,使用三个月后就更换了,档案局的备案里漏记了这枚章的信息。
“请出示粮站2008年的公章使用登记薄。”赵桐权的指令让现任主任脸色微变。
一本泛黄的登记薄被呈上,第37页赫然记录着:“2008年5月至8月,使用临时公章(编号08-3),用于与农户签订种子粮收购协议,经办人李志强。”登记簿上的笔迹,与补充协议上的粮站签章完全吻合。
“这……这是当年的笔误!”现任主任强作镇定,“就算章是真的,麦子纯度不够也是事实!”
“纯度够不够,不是粮站说了算。”赵桐权调出一份新的鉴定报告——这是他凭着记忆,让农业部门重新检测的,样本取自周德山当年留存的种子。“报告显示,这批小麦纯度达98.7%,远超国家种子粮96%的标准,当年的鉴定是粮站委托的关系户做的,存在明显造假。”
周德山听到这话,突然蹲在地上,双手捂住脸,肩膀剧烈地颤抖起来。十五年了,他带着那袋发霉的麦种四处上访,被人当成疯子,此刻终于有人说“纯度够”,积压的委屈像暴雨前的雷声,在喉咙里滚了又滚。
赵桐权看向那本农事日记,最后一页的空白处,画着一个小小的粮仓,旁边写着“给娃攒学费”。他想起前世周德山的儿子后来在工地摔断了腿,老麦农拿着判决书哭着说“要是当年收到粮款,娃就不用去打工了”,心里像被麦芒扎了一下。
“被告,”赵桐权的声音沉得像雨后的土地,“你们不仅伪造鉴定报告,还否认有效合同,导致原告十吨种子粮滞销,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八万元,间接损失无法估量。”他顿了顿,看向周德山,“补充协议有效,粮站必须按约定价格收购,并赔偿这些年的利息和损失。”
粮站主任还想辩解,却被赵桐权打断:“更重要的是,当年的粮站主任李志强涉嫌滥用职权,已将线索移交纪委。”
宣判结束时,周德山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一小捧保存了十五年的麦种。“赵法官,这是当年剩下的种子,我一直留着,就想等个说法。”他把麦种放在证物台上,金黄的颗粒在阳光下滚动,“您看,这麦种多好,埋在土里就能发芽,就像咱庄稼人,再难也能熬出头。”
赵桐权看着那些麦种,突然明白,重审旧案不仅是为了纠正法律的偏差,更是为了让被辜负的信任重新扎根。十五年前,他只看到合同条款的字面意思,却没看到老麦农日记里的期盼,没闻到仓库里发霉的麦香,没体会到一家人在绝境里的挣扎。
走出法庭时,周德山背着帆布包,手里攥着那把稻穗,走得很慢,却很稳。阳光落在他的背影上,将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条通往希望的路。赵桐权回到办公室,在十五年前的卷宗扉页写下:“法律条文是冷的,但握着条文的手该是热的,因为每个字背后,都是活生生的日子。”
窗外的风吹过,带来远处麦田的清香,像在应和。他知道,这粒迟到十五年的“正义种子”,终将在老麦农的心里发芽,长出比稻穗更饱满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