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埠贵坐在自家炕沿上，手里攥着个算盘，噼啪打得震天响。炕桌上摊着张泛黄的纸，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三十多年的账——从1953年傻柱借他半块肥皂没还，到1965年贾张氏偷摘他半串葡萄，再到1978年王建国给何雨水捎的那包奶糖，他蹭了两块……一笔一笔，连带着利息滚利，算得比银行还精。
“哼，不是我阎埠贵小气，”他对着空气嘀咕，算盘珠子拨得更急，“一分钱也是辛苦来的，凭什么白给别人占去？真当我老阎是冤大头？”
桌角放着个铁皮盒，锁得严严实实。那是他的“压箱底”，里面藏着这些年攒下的“外快”：帮人写家信抽的两成润笔费、给院里孩子起名字要的“彩头”、甚至连捡破烂卖的钱都按“三分利”记在账上，等着将来一并清算。前阵子听说王建国搞科技发了家，他连夜翻出这盒子，盘算着怎么能沾点光——毕竟当年王建国他爸还借过他一把修自行车的扳手，按“物件磨损费”和“占用利息”算，怎么也得值现在的十块钱了。
正算得入神，院门口传来喧哗。阎埠贵耳朵尖，立刻竖起耳朵听——是傻柱在嚎，说秦淮茹把他养老的钱卷跑了，正堵着贾家门口撒泼。他眼睛一亮，顾不上锁铁皮盒，揣起账本就往外跑。这种“热闹”可不能错过，说不定能抓着秦淮茹的把柄，将来好敲她一笔。
“哎呀，柱子，消消气，”他挤到跟前，一脸“公正”，“有话好好说，动手动脚的不像样。不过话说回来，淮茹啊，你这事做得是不地道，柱子对你掏心掏肺，你怎么能……”他话里话外都往“钱”上引，就等着傻柱求他作证，好顺势开价。
没成想傻柱红了眼，一把推开他：“老阎你别掺和，这儿没你的事！”阎埠贵踉跄着差点摔倒，刚要发作，就见王建国从外面回来。
王建国如今是今非昔比，一身笔挺的中山装，身后跟着两个穿西装的助手，一看就是做大生意的。阎埠贵眼睛当时就直了，忙换了副热络面孔迎上去：“建国啊，回来啦？快让三叔看看，真是越来越出息了。你看这事闹的，秦淮茹也是糊涂……”
王建国淡淡瞥了他一眼，没接话，径直走到傻柱跟前，三言两语就把事压了下去。阎埠贵不死心，追在后面念叨：“建国，你还记得不？小时候你爸借我那扳手，我可是特意磨过的，好用得很。还有你上小学，我给你补过算术，就收了你妈两个鸡蛋，现在想想，那鸡蛋要是留到现在……”
“三大爷，”王建国停下脚步，声音不高，却带着股不容置疑的劲，“您那扳手，我爸第二天就还了，还多给了您半斤粮票。补算术那回，我妈给您送了一篮子新摘的豆角，您转头就换了二大爷的一瓶酒。账本我家也有，要不我回家取来，咱对对？”
阎埠贵脸上的笑一下僵住了，算盘打得再精，也没算到王建国居然记得这么清。他嗫嚅着：“那、那不是一码事……我那是……”
“还有您总惦记的‘利息’，”王建国继续道，“前几年您儿子阎解成结婚，我爸偷偷塞了五十块钱，没让您知道。您家房顶漏雨，是我带着工人给修的，材料钱都是我出的。这些，您账本上记了吗？”
这话像一锤子砸在阎埠贵心上，他张着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周围看热闹的人都笑了，说老阎算计一辈子，原来还有这本糊涂账。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攥着账本的手都在抖，突然觉得那账本有千斤重，烫得他赶紧往身后藏。
晚上回家，阎埠贵把自己关在屋里，翻来覆去地打那铁皮盒的算盘。可越算心越慌，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突然变得模糊起来——他算得出别人欠他几分几厘，却算不清这些年院里人帮他的人情；算得出利息滚利，却算不透“情分”二字根本没法作价。
更让他寝食难安的是，没过几天，街道办来通知，说他早年为了多领救济粮，瞒报了阎解成的工资，现在要清退多领的部分，还得写检讨。他想去找人说情，可一想到自己平时的做派，谁肯帮他？最后还是王建国托人说了句好话，才没让他在大会上作检讨，但清退的钱一分不能少。
为了凑钱，他不得不打开那宝贝铁皮盒，把攒了大半辈子的“外快”全取了出来。看着那些皱巴巴的毛票、硬币，还有几张泛黄的粮票，阎埠贵突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他这辈子就像个守着算盘的耗子，一门心思往窝里囤，可到头来，囤的那些“宝贝”，还不够填一次窟窿的。
那天夜里，阎埠贵把那本记了三十年的账本烧了。火光里，他仿佛看见自己年轻时斤斤计较的模样，看见被他算计过的邻里，看见王建国说的“情分”二字。烟散了，纸灰飘了一地，就像他忙活了一辈子的算计，终究是一场空。
后来，院里人常看见阎埠贵坐在门口晒太阳，手里没了算盘，见人就咧开嘴笑，偶尔还会主动帮双职工看孩子，或者给晚归的人留着院门。有人打趣他：“三大爷，今天没算着啥便宜啊？”他就摆摆手：“算那干啥，累得慌。”
只是没人知道，他枕头底下还压着那把磨得发亮的扳手——王建国后来特意送给他的，说是“新打的，好用”。他摸着手感沉甸甸的扳手，偶尔会想：这辈子算来算去，原来最值钱的，是当年没算到的那些人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