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比一”！这个血淋淋的、耻辱的数字，像一块巨石，沉重地压在了重庆所有军政大员的心头。
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溃败，必然需要一场同样规模的 “问责风暴” 来平息众怒。
于是，一场充满猜忌、攻讦与派系斗争的 “甩锅大会”，在重庆拉开了序幕。
首先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是前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
早在战役爆发前 4 个月，他就因与八路军的联系被蒋介石猜忌，调离指挥岗位改任 “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 这一闲职，可即便如此，仍有部分人将败责牵强归咎于他，被部分人牵强地扣上‘前期布防疏漏’的帽子。
而战役期间实际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蒋鼎文，作为蒋介石的 “五虎将” 之一，而真正的指挥责任人蒋鼎文，虽被名义上‘撤职’，却因是蒋介石的嫡系，仅调任闲职，1942 年就重新复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嫡系与否的问责双标，从一开始就暴露了这场问责的本质。
紧接着，前线将领们的互相 “甩锅” 愈演愈烈。
打了败仗的中央军将领（如第十四集团军），指名道姓指责滇军第四十三军、陕军第十七军等杂牌军 “作战不力，弃守十八坪阵地见死不救”；
同样损失惨重的滇军、陕军将领则反唇相讥，痛斥中央军 “指挥混乱，我们在北线拼杀时，他们连一兵一卒的援兵都不肯派”。
整个重庆官场，都陷入了乌烟瘴气的互相攻讦之中，没人愿意真正直面溃败的根源。
蒋介石在最初的震怒过后，迅速冷静下来。他比谁都清楚，这场惨败的根源极其复杂：有前线将领的无能，有后勤保障的崩溃，更有他自己战前对局势的盲目乐观。
可他不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必须找到几个足够分量的 “替罪羊” 杀一儆百，为这场失败做个交代。
第四十三军军长赵世铃，这位在北线最早被日军突破阵地的将领，率先被撤职查办；
第八十军军长孔令恂，这位在西线弃部南渡的逃兵，被押赴军法会审。1941 年 7 月，军事法庭虽判处他有期徒刑 5 年，可仅过一年，他就被保释出狱，连刑期都未服满。
唯有第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是个例外。
这位陕军将领在东北线率部与日军血战 7 昼夜，从沁水、端氏一带顽强突围，不仅未因 “失利” 受任何处分，还拒绝退缩，继续在晋南坚持游击作战。
同年 9 月，他在沁水保卫战中弹尽粮绝，壮烈殉国，成了中条山败后仍坚守抗敌的英烈标杆，与那些互相推诿的将领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场场看似严厉的处分，暂时平息了舆论的怒火。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些被推出来的 “替罪羊”，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真正导致惨败的深层 “病根”，从未被根除。
战前，第一战区后勤处长张民权挪用士兵口粮倒卖牟利，导致前线士兵日均仅能吃半顿粗粮，战役中因饥饿失去战斗力的士兵占非战斗减员的 40%，可张民权仅被 “调离岗位”，依旧逍遥法外；
战时，西线第四集团军（川军）曾主动请缨出兵支援第八十军，却被蒋鼎文以 “保存实力” 为由拒绝，最终导致第八十军孤军溃败，事后第四集团军将领的多次抗议，也石沉大海。
这场所谓的 “问责”，终究不过是一场充满派系平衡与权力算计的 “丢车保帅” 游戏。它没能为战死沙场的数万中国军人冤魂讨回公道，更没能刮除附着在国民党军队身上那些深入骨髓的沉疴。
指挥体系混乱、后勤保障崩溃、情报泄露、贪腐、内斗、嫡系至上的痼疾，仍在悄然侵蚀着这支军队的根基，为日后更多的溃败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