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正在调集重兵，从华北、华中抽调师团，连关东军的独立混成旅团都被拉来，迫击炮、坦克车往运城盆地堆，磨刀霍霍盯着中条山。
可身处风暴中心的中条山守军，却像没闻到火药味似的，浑然不觉。
他们沉浸在一种虚假的 “安全感” 里。
这安全感一半来自脚下连绵的群山，觉得山高沟深，日军坦克开不上来；另一半来自 “十三次打退日军” 的过往战绩，连士兵都听老兵说 “鬼子不敢来，来了也得被咱们赶下山”。
可没人想过，这 “安全感” 的背后，早被新上任的指挥官搅得一团糟。
1940 年 10 月前，守这儿的是卫立煌，可他因与八路军协同作战，被安上 “通共嫌疑” 的帽子，调去西安后就遭软禁，连中条山的电报都插不上手。真正掌舵第一战区的，换成了蒋鼎文。而中条山的所有乱子，几乎都是从他来之后开始的。
甚至有国军将领跟着蒋鼎文的思路，把这条防线自诩为 “东方的马其诺防线”。可他们忘了，法国的马其诺防线是钢筋混凝土筑的，蒋鼎文让修的 “防线”，不过是山腰上挖的土碉堡，连防空掩体都没有；更忘了，卫立煌在时从不说 “防线”，只说 “机动防御”，靠游击战和伏击战拖日军，哪会傻到把兵钉在碉堡里。
任何坚固的防线，最先都是从内部腐烂的。蒋鼎文接手不到半年，中条山这座看似坚不可摧的堡垒，就被三大 “病根” 蛀得千疮百孔。
第一个病根，是蒋鼎文纵容下的 “腐败”，比之前十年都猖獗。
抗战打了四年，卫立煌在时虽也有军纪问题，但至少敢抓敢管，可蒋鼎文来了之后，“吃空饷” 成了公开的规矩。
一个师名义上一万兵，实际能打仗的只有五六千，多出来的军饷全被军官揣进腰包。有个团长更离谱，把空缺的兵额编成 “幽灵连”，每个月领的军粮，一半拉去黄河对岸卖了，换的钱买了西安的宅子。
“经商走私” 更是成了军官们的主业。中条山靠黄河，蒋鼎文没管过日军的渗透，倒先默许军官搞 “跨区贸易”。
从日占区运棉纱、食盐过来，再把山里的粮食、药材运过去，一倒手就是几倍的利润。有个旅长专门派士兵守渡口，走私的船过一次，就收一次 “保护费”，半年就赚了几万大洋。
底层士兵成了免费长工。蒋鼎文喊着 “屯兵垦殖”，其实是让士兵去种军官的地，种出来的粮食，士兵只能喝稀粥，大半要上交。
老兵李四扛着锄头在地里刨，他那支中正式步枪用油布包着藏在床底，快一年没摸过。连长说 “地种得好，年底多分两块大洋”，至于打仗，连长跟他们说 “有碉堡呢，鬼子打不进来”。李四撇撇嘴，枪膛里都快能筑鸟窝了，人也早没了斗志。
第二个病根，是蒋鼎文不懂协调，把 “派系隔阂” 变成了 “派系仇杀”。
中条山的守军本就成分杂：有中央军（比如唐淮源的第三军）、有杨虎城旧部的西北军（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有川军（李家钰的第四十七军），卫立煌在时，靠威信能把这些部队捏合到一起，可蒋鼎文来了，只认中央军，把杂牌军当炮灰。
中央军的军官公开说 “西北军装备差，只能去扛炸药包”；西北军、川军更提防中央军，怕被借日军的手消灭。蒋鼎文刚上任就把卫立煌留下的 “协同作战计划” 扔了，让各部队 “各自为战”。
1941 年 3 月，日军小股部队袭扰夏县，蒋鼎文让西北军的第十七师去挡，却不给补充弹药，结果十七师伤亡惨重，赵寿山多次向蒋鼎文申请弹药，均遭推诿。蒋鼎文在作战会议上暗示“杂牌军应以牺牲换取中央军调整部署的时间”，暴露了对非嫡系部队的消耗意图。。
后来卫立煌在西安听说了，想发电报提醒各部队加强戒备，可电报刚发出去就被蒋鼎文扣了。有个西北军的团长干脆在防区里跟士兵说：“姓蒋的让咱们挖工事？挖个屁！真打起来，让中央军先上，咱们看情况再说！”
第三个病根，是蒋鼎文自上而下的 “麻痹”，比谁都严重。
1941 年 4 月 20 日，参谋总长何应钦专门到洛阳开军事会议，会上拿出情报：日军在运城集结了十多万兵，明显要打中条山。蒋鼎文在洛阳军事会议上宣称‘中条山有黄河天险和碉堡工事，日军难以突破’，并制定了‘最低限度确保中条山’的被动防御计划，未落实工事加固和兵力部署。
更荒唐的是，蒋鼎文以“防止日军突袭”为由，将中条山粮站撤至黄河南岸的洛阳，但未建立有效的运输通道。可会议上何应钦让他赶紧把粮食运回去，他嘴上答应，会后根本没管。
结果战役打响后，远途来的日军带着够吃半个月的粮，守在阵地上的中国军队却断了粮，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给蒋介石发电报，说 “大军已绝食三日，士兵空腹跟鬼子拼刺刀”，这咄咄怪事，全是蒋鼎文的麻痹造成的。
卫立煌被软禁后，中条山没了能压得住阵的人；蒋鼎文来了，没带来半点治军的本事，倒把腐败、派系、麻痹这三个病根全引了进来。
腐败蛀空了军队的筋骨，派系瓦解了团结，麻痹摧毁了警惕。这座蒋鼎文自诩的 “东方马其诺防线”，在日军还没正式进攻前，就已经从内部崩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