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五月一日，园部和一郎的作战计划，正式启动。
日军第3、第13、第39师团，三路大军，像三股汹涌的浊流，从信阳、钟祥、随县一线，同时发难，直扑第五战区的腹地——枣阳。
战局，从一开始，就对中国军队，极为不利。
日军，采取了两翼迂回、中间突破的战法，进展神速，以每天三四十公里的速度，向前突进。
第五战区的第一道防线，很快就被突破。各路中国军队，只能且战且退，伤亡惨重。
五月七日，日军第3师团占领唐河。
同日，第十三师团北进至王集。
同日，第三十九师团进抵随阳店。
三路日军，对枣阳，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合围之势。
而就在这战局糜烂，人心惶惶的时刻，一个人，却选择了逆流而上。
他，就是右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
此时的他，手中，握着五个师的兵力。按照战区司令部的部署，他的任务，本应是侧翼牵制，相机反攻。
但当他，从战报上，看到友军第四十五军和第八十四军，在枣阳附近，被日军分割包围，伤亡惨重，特别是第八十四军第一七三师师长钟毅，壮烈殉国之后。
他，再也坐不住了。
他知道，如果他再按兵不动，任由友军被歼灭，那么，整个第五战区的防线，就将彻底崩溃。
他，更知道，自卢沟桥以来，那个“汉奸”的污名，就像一道无形的枷锁，一直拷问着他的灵魂。临沂的胜利，虽然洗刷了部分耻辱，但在他自己看来，还远远不够。
他，需要用一次更彻底的、义无反顾的行动，来向这个国家，向这个民族，证明他的忠诚。
五月一日，在出战之前，他亲笔，向他麾下第三十三集团军的全体将领及官兵，发出了一封公开信。
那，与其说是训令，不如说，是一封写给所有人的遗书：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每一个字，都浸透着血与泪。
每一个字，都燃烧着“以死明志”的决绝。
五月六日，在得知友军陷入重围之后，张自忠，做出了一个令所有部下，都为之震惊的决定：
他，要亲自率领手下最精锐的第七十四师和特务营，共计两千余人，主动东渡襄河（汉水），去解救被围的友军，去迎击数倍于己的日军主力！
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条，有去无回的歧路。
他的部下，纷纷哭谏：“总司令！您是集团军主帅，不可亲身犯险啊！”
张自忠，只是摆了摆手，然后，坐下来，给留守的副总司令冯治安，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封亲笔信：
“仰之吾弟如晤：
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
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
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
写完，他将信，交给了冯治安。
两个在沙场上，并肩作战了半辈子的铁血男儿，四目相对，泪光闪烁。
五月七日，拂晓。
张自忠，东渡襄河。
他，将自己的总司令部，设在了离火线最近的地方。
他，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最显眼、也最致命的靶子。
一个军人的魂魄，在一条通往死亡的歧路上，发出了他最后，也最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