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脊梁，在轰炸中，愈炸愈强。
山洞的炉火，在黑暗里，锻造着刀枪。
滇缅的公路，在绝壁上，输送着希望。
然而，就在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个国家流血、流汗、拼命的时候。
一股阴冷的、充满了背叛与妥协的暗流，却在抗日阵营的内部，悄然涌动。
这股暗流的源头，是一个曾经让无数热血青年，都为之敬仰的名字——汪精卫。
说起汪精卫，那可不是个简单人物。
在清末，他是一个风度翩翩、满腔热血的革命者。他曾因刺杀摄政王载沣而被捕入狱，并写下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豪迈诗句：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在民国初年，他更是紧随孙中山先生左右的左膀右臂，是国民党内，地位一度仅次于蒋介石的元老级人物。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少年时的那股锐气和血性，似乎被权力场上的尔虞我诈，给消磨殆尽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战争的极度恐惧，和对权力的病态渴望。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一度也曾高喊抗日。但随着上海的陷落、南京的屠杀、武汉的失守……一场接一场的失败，彻底摧毁了他的信心。
他，怕了。
他开始在国民政府的内部，像一个幽灵一样，四处散播一种充满了失败主义的、毒药般的理论。
他认为，中国的国力，与日本相差太远，打下去，不过是“焦土抗战”，最终只会亡国灭种。抵抗，是徒劳的牺牲。
不如，换一种方式来“救国”。
什么方式呢？
“曲线救国”。
也就是，主动地，去和日本人“议和”。通过承认日本在华北、华中的“既得利益”，来换取一个“和平”，保存下国家的“元气”。等将来，世界局势发生变化，再图恢复。
这套理论，在当时，迷惑了一小部分对抗战悲观绝望的政客和所谓的“学者”。
但在明眼人看来，这所谓的“曲线救国”，不过是“跪下求饶”的一块遮羞布罢了。
日本人，也很快就嗅到了这股味道。
他们通过各种秘密渠道，与汪精卫接触，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他们承诺，只要汪精卫愿意站出来，组织一个新的“和平政府”，他们就给予他全力的支持。
汪精卫，心动了。
他那个曾经装着“革命”的脑袋里，现在，只剩下了一个念头：蒋介石当不了的“和平领袖”，我来当！
一九三八年底，就在全国军民，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更艰苦的对峙阶段，做准备的时候。
汪精卫，带着他的心腹，秘密地，从重庆出逃，辗转到了越南河内。
在那里，他发表了臭名昭着的“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的“和平”三原则，迈出了他叛国投敌的第一步。
消息传出，举国震惊，举国震怒！
“引刀成一快”，最终，却引来了国贼的骂名。
“不负少年头”，最终，却负了天下人。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 他知道，汪精卫的投降，对整个抗日阵营的士气，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它在精神上，造成的混乱，远比丢失一两座城市，更为严重。
他立刻，向他最信任的、也是最神秘的那个机构，下达了一道绝密的、不惜一切代价的命令。
这个机构，就是军统。
这个命令，只有两个字——锄奸！
一场惊心动魄的暗杀与反暗杀的斗争，在越南河内，激烈地展开。
军统的王牌杀手，陈恭澍，亲自率领一支精锐的行动小组，潜入了河内。
他们，在汪精卫居住的公寓外，日夜监视，寻找着下手的机会。
公寓内外，戒备森严，不仅有法国殖民地的警察，更有汪精卫自己那群铁杆汉奸组成的警卫。
一九三九年三月的一个深夜，陈恭澍和他的队员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他们翻墙入院，撬开房门，对着他们认为是汪精卫卧室的房间，用装了消音器的手枪，和利斧，发动了致命的突袭。
枪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沉闷而压抑。
然而，他们，失手了。
由于情报的失误，他们冲进的，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的卧室。曾仲鸣，当场被打死。而真正的汪精卫，因为胆小怕事，临时换了房间，侥幸逃过一劫。
虽然“河内刺汪”行动失败了，但也极大地，打击了汉奸们的嚣张气焰，让汪精卫，成了惊弓之鸟。
而汪精卫的叛国，也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更多人的忠诚。它让所有还在摇摆的人看清楚，所谓的“和平”，就是当亡国奴。除了抗战到底，别无选择。
那根支撑着这个民族的、天府的脊梁，虽然遭遇了蛀虫的啃噬，但，它没有倒。
反而，在剔除了这些腐肉之后，变得更加坚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