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中的“纸片”，无法阻挡地面上钢铁的洪流。
经过了四个多月的血腥绞杀，到了一九三八年的十月，武汉会战，已经接近了尾声。
在长江南岸，虽然有万家岭的大捷，但中国军队终究无力阻止日军的整体推进。
在长江北岸，大别山的防线，也被彻底突破。
日军，从南北两路，像两只巨大的铁钳，即将对武汉，完成最后的合围。
武汉，守不住了。
十月二十四日，在经过了痛苦的权衡之后，中国的最高统帅部，正式下达了那道虽然早已预料、却依然令人心碎的命令：
放弃武汉，全线撤退。
但是，这一次的撤退，不再是淞沪战后那样灾难性的大溃败。
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充满了牺牲与决绝的——战略性撤退。
在撤退之前，蒋介石，下达了另一道更冷酷的命令——焦土抗战。
“让武汉，成为一座对敌人毫无用处的空城、死城！”
于是，在中国军队主力撤离的前夜，巨大的爆炸声和冲天的火光，在武汉三镇，此起彼伏。
那些无法运走的、崭新的兵工厂设备，被工人们，含着泪，亲手用炸药炸毁。
那些日军可以利用的仓库、码头、发电厂，被付之一炬。
甚至，连铁路的路轨，都被一段一段地撬起，扔进了长江。
这不是泄愤式的破坏。
这是在用一种“壮士断腕”的方式，不给敌人，留下一颗钉子，一粒粮食。
而就在这片冲天的火光和爆炸声的掩护下，一场更大规模的、为国续命的行动，也进行到了最后的关头。
这，就是“长江上的西迁”。
如果说，淞沪会战期间的“工业内迁”，还只是仓促的、局部的；那么，在武汉会战这四个多月里，进行的“工业西迁”，则是一场倾国之力的、有组织的战略大转移。
汉口的码头上，人声鼎沸，灯火通明。
无数的工人、技术人员和士兵，正在夜以继日地，将那些从全国各地汇集到武汉的、宝贵的工业设备，拆卸、打包、装船。
这里，有来自上海的纺织机，有来自河南的炼铁炉，有来自汉阳兵工厂最核心的车床……这些，就是中国，这个贫弱的农业国，全部的工业家当。
卢作孚和他创办的民生公司，在这场大迁徙中，再次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民生公司承担了全部核心运输任务，他们的22艘轮船是当时唯一能穿行三峡的船队。
据统计，仅1937至1940年，民生公司就抢运兵工及航空器材19.6万吨，16艘船只在日军空袭中被炸沉，117名员工壮烈牺牲。
宜昌大撤退最凶险的考验，来自长江的枯水期。每年10月后，三峡航道水位骤降，大型轮船只能在特定时段通行，而1938年的日军空袭更让运输雪上加霜。
卢作孚制定了“三段航行法”，将船队分为三段在不同水位区接力运输，船员们则要在空袭间隙争分夺秒装卸物资。
10月的宜昌江面，日军飞机几乎每天盘旋轰炸。
一次空袭过后，码头仓库被炸毁一角，堆放的机床零件暴露在江边。民生公司的船员和工人们顾不上清理伤口，顶着江面残留的硝烟，用人力将数百斤的零件箱抬往待运的小船。
为了赶在水位下降前装完最后一船，他们连续48小时未合眼，有人累倒在跳板上，醒来后喝口水又继续干活。这样的抢运场景，在宜昌码头持续了整整40天。
他们心里清楚，每多装一箱设备，后方就多一分生产军火的能力；每早一天运抵重庆，就多一分持久抗战的底气。
这些与江水、硝烟、疲惫为伴的普通人，守护的不仅是工业设备，更是民族存续的根基。
这条穿越三峡险滩与日军炮火的航线，没有惊天动地的个人英雄主义，却以无数人的坚守，铸成了一条逆流而上的“抗战生命线”。
武汉前线的将士们，多坚守一小时，这条长江上的生命线，就能多向西，运走一批物资与人才。
这，就是武汉会战，虽败犹荣背后，最坚实的战略意义。
十月二十六日，最后一批中国军队，撤离了武汉。
然而，灾难，并不仅仅发生在中部。就在武汉的炮火，即将熄灭的时候，在遥远的华南，中国的南大门，一场更大、也更突然的风暴，正在发生。
日本人的魔爪，已经伸向了那里。
中国，即将面临被彻底封锁的、最危险的境地。但，中国没有投降。
因为，那无数的“工业火种”，已经安全地，抵达了重庆，抵达了四川的大后方。
它们，即将在那片群山环抱的土地上，重新被点燃，为这场看似无尽的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虽然微弱、却生生不息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