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了。
这座遍体鳞伤的古都,在一夜的混乱和崩溃之后,迎来了一种死寂般的平静。
黄包车夫老白,和他的邻居们一起,躲在家里,门窗紧闭。他听着外面,曾经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渐渐平息了。取代的,是日本军靴踩在石板路上,那种整齐而沉重的“咔、咔”声,以及军车发动机的轰鸣声。
恐惧,像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每一个南京市民的心。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一些人,产生了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
入城的日军,并没有立刻开始烧杀抢掠。
他们中的一些部队,在长官的带领下,甚至显得“彬彬有礼”。他们向躲在门缝里偷看的市民,露出笑容,挥手致意。他们拿出糖果,分发给那些吓得不敢哭出声来的孩子们。
城墙上,街巷里,很快就贴满了用中文写的、花花绿绿的安民告示。
告示上写着:“日军是来解放南京人民,脱离蒋介石暴政的。”、“日中亲善,共建王道乐土。”、“皇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良民们,不必惊慌。”
这些告示,就像一支伸向绝望城市的、看似和平的橄榄枝。
一些天真的市民,真的相信了。他们小心翼翼地,从家里走了出来,手里举着日本方面派发的、纸做的小太阳旗,脸上挤出了顺从的、讨好的笑容。
但有一个人,不相信这一切。
他叫弗兰克·德丁,是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他没有撤离,而是选择留下来,记录这座城市即将发生的命运。他躲在一座阁楼的窗户后面,用他的相机和笔,冷冷地观察着这一切。
他知道,这橄榄枝下,藏着的是滴血的刺刀。
果然,伪善的面具,很快就被撕下了。
日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剿残匪”——也就是搜捕那些已经放下武器、手无寸铁的中国士兵。
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在听到“缴枪不杀”的喊话后,从藏身的角落里,走了出来。他们以为,战斗结束了,他们可以作为战俘,获得最基本的人道待遇。
他们想得太简单了。
日军将他们,三五百人一队,上千人一队,用绳子捆绑起来,像驱赶牲口一样,押向了城外的长江边。
德丁在他的报道中,记录下了他亲眼目睹的一幕:
“……我看到,大约两千名中国士兵,被解除了武装。他们被命令,自己挖掘壕沟。他们中的一些人,似乎还以为,这只是普通的战俘劳动。但当壕沟挖好后,日本兵立刻架起了机枪……”
在长江边的草鞋峡、燕子矶……这些曾经风景秀丽的地方,变成了巨大的、露天的刑场。
日军的机枪,喷吐出长长的火舌。成排成排的中国战俘,像被割倒的麦子,倒在了他们自己挖好的坑里。
有的人,没有立刻死去,在尸体堆里痛苦地呻吟。日本兵就走上前去,用刺刀,一刀一刀地,将他们捅死。
江水,被染成了红色。
德丁躲在远处,用长焦镜头,拍下了这地狱般的一幕。他的手,在剧烈地颤抖。作为一个见惯了战争的记者,他从未见过,如此冷血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屠杀。
这,不是战斗。
这是处决。
日军,用这种方式,系统性地,消灭掉了所有可能反抗的力量。
那个叫赵大春的四川兵所在的部队,就在这批被屠杀的战俘之中。他没死在炸坦克的冲锋路上,却在放下武器后,死在了同胞的尸体堆里。他至死,可能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投降了,还要被杀死。
刺刀下的橄榄枝,凋谢了。
露出来的,是野兽最狰狞的、嗜血的獠牙。
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在“解决”完战俘之后,这些已经杀红了眼的、不受任何约束的野兽,即将把他们的屠刀,挥向城里那些手无寸铁的、更无助的——普通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