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说到平津失陷，佟麟阁、赵登禹两位将军壮烈殉国。整个华北，都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日本军部那帮人，更是得意忘形，报纸上吹嘘着“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仿佛已经看到太阳旗插遍九州的景象。他们以为，接下来只要大军南下，中国就会像一块被风干的豆腐，一触即溃。
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他们完全不了解的对手——中华民族。
老蒋这个人，极其复杂。他可以对内搞独裁，对外搞妥协，但他骨子里，唯一好的就是有一条底线，那就是“国家不能亡”。平津的陷落，已经触及了他的底线。他知道，再不拿出点真东西来，不光是日本人看不起你，全国人民也会抛弃你。
他决定，不再被动地应付牌局。他要亲自坐上赌桌，当一次庄家，发一手牌，一手足以改变整个战争走向的牌。
他要在南京的办公室里，在那张铺着巨大军事地图的桌案上，把战争的焦点，从对中国极为不利的华北平原，强行扭转到一个对中国相对有利，也能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上海。
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豪赌。赌桌，就是上海；赌注，是他手中最精锐的部队和整个国家的命运。
咱们得先算一笔账，一笔蒋介石在南京昏黄灯光下的战略大账。
为什么非要在上海打？
这个远东最繁华的都市，每一块砖瓦都价值连城，打烂了，那都是自己的心头肉。
首先，是政治账：打给世界看。
上海是什么地方？那是国际性大都市，黄浦江边矗立着各国的银行和洋行，城里有英、美、法等国的庞大租界和利益。在这里开战，就等于把赌桌，直接摆在了英美法这些“国际观牌员”的眼皮子底下。
蒋介石坚信，日本的全面侵略，必然会损害这些西方列强的利益。只要中国军队能在上海，打得足够惨烈，足够顽强，撑得足够久，就一定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干预，尤其是他最指望的“国联”出面制裁日本。这是他当时最核心的战略构想，虽然事后证明这很天真，但在那个孤立无援的时刻，这是他能抓住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
其次，是军事账：扬长避短。
日本陆军的优势在于坦克和重炮，适合在华北那样的平原上风驰电掣，搞大纵深穿插。而二十九军的溃败，已经证明了中国军队在平原上根本无法抵挡日军的钢铁洪流。
而上海，是典型的城市地形，高楼林立，街道纵横，蛛网般的水系密布。这极大地限制了日军重装备的发挥，反而有利于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构筑街巷堡垒，层层抵抗。说白了，就是用城市这个“瓶颈”，强行把日本人的“铁拳”，逼成一根根“手指”，然后我们再用人海，一根一根地去掰断它。把日本人的“闪电战”，硬生生拖成一场比谁血流得多的“烂仗”。
最后，是经济账：以快打慢，为国续命。
蒋介石是个浙江人，精于算计。他比谁都清楚，一旦全面开战，沿海富庶地区的工厂、港口和税收，迟早要丢。中国的战争潜力，不在沿海，而在广袤的内陆。
他必须在战争初期，利用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和金融中心还控制在手中的时机，抓紧时间，把那些宝贵的工厂、机器、人才和黄金，通过长江航道，蚂蚁搬家一样，转移到四川、湖南等内陆省份，为持久抗战建立一个输血的大后方。
在上海打得越久，枪声越响，就越能掩护这场关乎国家命脉的大转移。前线士兵流的每一滴血，都在为后方的西迁，多争取一分一秒的时间。
这笔账算下来，结论只有一个：上海这一仗，必须打，而且要倾尽全力地打！
于是，一道道密令从南京发出。几十万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开始像一道道无声的铁流，从四面八方，向上海周边地区秘密集结。
其中包括了蒋介石最宝贝的三个“德械师”——王敬久的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以及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这些都是他压箱底的本钱，是他准备用来和日本人决一死战的“亲儿子”。
他要用他最锋利的矛，去攻击日军在上海最坚固的盾。
他把所有的筹码，都推上了赌桌。
他看着地图上“上海”那两个字，眼神里，有决绝，有悲壮，也有一丝，连他自己都无法确定的，对未来的惶恐。
这场豪赌，即将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