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屠刀,已经高高举起,目标,直指武汉。
消息,早已不是秘密。
在武汉三镇,这座当时事实上的“战时首都”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复杂的气味。既有大战来临前的紧张,又有“破釜沉舟”的悲壮;既有对未来的忧虑,又有一种“全民抗战”初期那种特有的、充满希望的亢奋。
然而,在这片看得见的、沸腾的表象之下,还有一场看不见的、冰冷的战争,正在城市的每一个阴暗角落里,激烈地进行着。
在法租界的一家咖啡馆里,一个看似普通的、正在看报的商人,可能会将一张写着日军兵力调动情报的纸条,夹在找零的钱币里,不动声色地,递给一个擦皮鞋的童工。
在长江边的码头上,军统的特工,正和日本的间谍,为了争夺一个可能泄露了江防部署的“叛徒”,进行着无声的追逐与暗杀。
战争,早已开始。
在街头,你不仅能看到穿着各式军装、操着南腔北调的中国士兵;还能看到金发碧眼的苏联飞行员顾问,开着吉普车呼啸而过。
在报馆里,以周恩来、郭沫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公开地领导着政治部第三厅,将一篇篇抗日文章,变成传单,撒遍大街小巷。
在黄鹤楼下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用激昂的声调,演唱着那首后来响彻大江南北的歌曲:
“热血沸腾在鄱阳,火花飞迸在长江,全国发出了暴烈的吼声,保卫大武汉!”
整个武汉,就像一个巨大的、即将喷发的火山口。
而在这火山口的中心,国民政府的军事统帅部里,气氛,则凝重如铁。
日军倾国而来的兵力部署,正通过前方的情报网络,源源不断地,摆在了蒋介石的案头。
他知道,这将是他自抗战以来,面临的最严峻、也最关键的一场考验。
他,不能再退了。
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虽然西迁重庆,但大量的核心政府机关、军事统帅部,以及各国驻华使节,都还留在武汉。这里,集中了中国当时为数不多的兵工厂和工业基础。
为此,蒋介石向全国,发出了死守武汉的号召:
“自从上海、南京失手,我们唯一的政治、外交、经济的中心在武汉,武汉绝不容再失!我们要维持国家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巩固武汉!”
他,将这座城市,定位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他要在这里,用一场规模空前的会战,彻底粉碎日军“速战速决”的迷梦,将这场战争,拖入他早已预想好的“持久战”阶段。
但是,怎么守?
再像淞沪、南京那样,把所有的精锐,都集中在城市里,跟日本人打阵地消耗战吗?
不。血的教训,已经足够深刻。
为此,在会战开始前,中国的最高统帅部,经过反复的推演和争论,最终确立了一个充满东方智慧,也充满坚韧与韧性的作战方针:
“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不把武汉本身,当成一个单纯的、死守的堡垒。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巨大的“漩涡中心”。
我们将在武汉外围,数省交界的、广阔的、遍布山川湖泊的复杂地形里,构筑起层层的、有纵深的防御阵地。
我们将利用我们“地大”的优势,去消耗敌人“兵力有限”的劣势。
我们强调,“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进退为重,而在于自动地选择有利的作战地区,达成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目的”。
这,是一种战略上的巨大进步。它标志着,中国的最高统帅部,已经从最初那种“寸土必争”的、被动挨打的思维中,开始走了出来。开始学会,用一种更宏大、更持久的眼光,去思考这场战争。
为了实现这个战略,国民政府,同样下了血本。
他们重新划分了战区,将当时中国军队几乎所有能调动的机动兵力,超过一百一十万人,一百多个师,全部集结到了武汉的外围。
翻开那份厚厚的战斗序列,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所有的精锐与杂牌:
在长江的南岸,归属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的,有刚刚在兰封会战中表现出色的“老虎仔”薛岳的第一兵团,有中央军嫡系王敬久的第37军团,也有从淞沪血战中整补归来的关麟征的第32军团……
在长江的北岸,归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的,则更是派系林立。有他的嫡系李品仙的第十一集团军,有西北军的孙连仲和冯治安,有川军的杨森和王缵绪,甚至,还有从遥远的云南,千里迢迢赶来的,卢汉的滇军第六十军。
中央军、桂军、川军、滇军、西北军、东北军……
这一刻,所有的派系之见,都被暂时地,摒弃在了国难之前。
一百多万中国军人,就在这纵横上千里的广阔战场上,严阵以待。
他们,将用自己的血肉,去构筑一道巨大的、流动的堤坝,去消耗、迟滞、并最终困死日军这股即将到来的、汹涌的钢铁洪流。
一场倾国之战,即将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