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上回说到东北那嘎达，马占山他们几个孤胆英雄，在冰天雪地里跟日本人死磕。那枪声，就像往一锅死水里扔了几块石头，激起了一阵阵涟漪。但说实话，东北天高皇帝远，对关内的大多数人来说，那感觉还是隔着一层。就像你听说邻村着火了，你心里着急，但只要火没烧到自家门口，你该睡觉还是得睡觉。
然而，日本人很快就干了一件大事，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再也睡不着了。
他们把战火，烧到了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地方——上海。
这一章，咱们就来讲讲这记敲响在整个民族耳边的警钟——上海的警钟。
说起一九三二年的上海，那是什么地方？
那不是一个城市，那是一个梦。一个流光溢彩、纸醉金迷的梦。黄浦江上的轮船汽笛，百乐门里的爵士音乐，南京路上的霓虹招牌，还有证券交易所里涨跌的数字，共同谱成了一曲“东方巴黎”的交响乐。这里是冒险家的乐园，是金融家的金库，是各国间谍交换情报的舞台，是全世界的眼睛都盯着的远东第一大都市。在这里，穿着高开衩旗袍、烫着时髦卷发的摩登女郎，和穿着长衫、戴着瓜皮帽的账房先生擦肩而过，空气里混杂着鸦片的甜腻、法国香水的芬芳和街边生煎包的滚烫油香。
这梦，浮华，却也脆弱。它被几块“租界”分割得支离破碎。黄浦江边，外滩那一排雄伟的西洋建筑背后，是英美法等列强的炮舰，黑洞洞的炮口，像一只只打盹的钢铁巨兽，看似沉睡，却随时能喷出致命的火焰。这座城市的繁荣，是建立在一种微妙而危险的平衡之上的。
可就在这繁华的表面下，一股火药味，已经越来越浓了。
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这股火药味就从遥远的东北，顺着报纸的油墨和南下难民的哭诉，飘散到了上海的每一个角落。上海的市民，或许是中国最精明、最讲求实际的一群人，但也可能是最爱国、最血性的一群人。抵制日货的浪潮，一波高过一波。贴着“日货”标签的肥皂、布匹，被愤怒的学生们从商店里拖出来，堆在街上，付之一炬。日本侨民开的店铺，门窗被砸得稀烂，只能挂上“歇业”的牌子。
日本人为什么要去捅上海这个“马蜂窝”？
咱们得把账算明白。他们在东北搞“九一八”，虽然得手了，但在国际上名声臭了大街。英美法等列强，都在国联（就是现在联合国的前身）那儿指指点点，说日本不地道，吃相太难看。关东军那帮少壮派军官，心里烦得很，他们需要一个大新闻，来转移全世界的视线。
搞个什么新闻呢？在上海动手，是最好的一步棋。
这步棋，有三大好处：
围魏救赵： 在上海打一仗，全世界的记者、外交官都会把镜头和目光从冰冷的东北，转到繁华的上海。东北那边，他们就可以关起门来，安安心心地扶植溥仪，搞那个“满洲国”了。
敲山震虎：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命脉，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钱袋子。在这里打，就等于掐住了蒋介石的脖子，逼他承认东北的既成事实。
耀武-扬威： 上海有大量的英美法租界，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打一仗，打赢了，就是向全世界宣告：我们大日本帝国，才是亚洲的新主人。以后这儿的规矩，我们说了算。
算盘打得噼啪响，接下来，就需要一个动手的借口。
找借口，是日本人的传统艺能了。这就像一出精心编排的三流戏剧，演员、剧本、甚至连观众的反应，他们都提前设计好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下午。
五个日本和尚，在一个叫日莲宗的组织下，非要跑到当时反日情绪最激昂的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门口去“化缘”。这地方，是上海工人抵制日货运动的中心，天天都有工人在门口喊口号。这五个和尚偏偏就往这儿凑。
他们穿着僧袍，敲着木鱼，嘴里喊着“南无妙法莲华经”，眼睛却斜着，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轻蔑的挑衅，扫视着周围愤怒的中国工人。
一个年轻的工人实在忍不住了，冲上去质问：“国难当头，你们日本人还来这里做什么！”
一个和尚停下木鱼，冷笑一声，用生硬的中文回答：“这里是大日本帝国的势力范围，我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这句话，像一颗火星，瞬间点燃了火药桶。
一群愤怒的工人涌了上来，与和尚们推搡在一起。混乱中，一个和尚被打伤，头破血流。
你看，这事儿可大可小。可日本人就需要它变大。
当天晚上，这出戏的第二幕，就上演了。
日本的特务组织“青年同志会”，在特务头子田中隆吉的指使下，趁着夜色，放火烧了三友实业社的厂房。熊熊大火，映红了半个夜空。当中国警察闻讯赶来救火时，埋伏在暗处的日本浪人，挥舞着武士刀，冲了出来，当场砍死了一名警察，砍伤数人。
然后，他们倒打一耙，跑到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哭诉“日本僧人被殴打，侨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
第二天，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就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四个极其苛刻的条件：
1、上海市长吴铁城亲自道歉。
2、赔偿所有“损失”。
3、严惩“凶手”。
4、立即解散上海所有抗日团体。
这跟一个流氓冲到你家里砸了你的锅，砍伤了你的家人，然后揪着你领子，让你赔他手疼的医药费，还要你把你家菜刀全部上交，是一个道理。
整个上海，都陷入了巨大的屈辱和愤怒之中。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
山雨欲来风满楼。战争的阴云，已经低低地压在了这座不夜城的上空，仿佛一伸手，就能摸到那冰冷而潮湿的，不祥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