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在南俪的牵线下，最终还是打了过来。当钟益看到手机上显示“田雨岚”三个字时，他并没有感到意外。南俪已经提前跟他简单沟通过，语气里充满了对子悠的担忧和对田雨岚此刻处境的复杂同情。
钟益让电话响了几声，才平静地接起：“颜太太，您好。”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只有压抑的、细微的呼吸声。田雨岚似乎耗尽了所有勇气才拨出这个号码，却不知该如何开口。骄傲与绝望在她心中激烈交战。
钟益没有催促，耐心地等待着。
终于，田雨岚的声音响起，嘶哑、干涩，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尖锐：“钟……钟老师……我……”她哽咽了一下，几乎说不下去，“子悠他……医生说他……中度焦虑……”
又是一阵艰难的停顿。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南俪说……也许你能……”这话说得断断续续，充满了屈辱和无力感。对于田雨岚而言，承认自己的失败，尤其是向钟益承认失败，比忍受任何指责都更加痛苦。
钟益听着电话那端几乎能感受到的崩溃情绪，脸上并没有露出任何胜利者的表情。他早已过了会因为简单打脸而快意的阶段。他的声音依旧平稳，甚至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温和：“颜太太，您先别急。子悠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您慢慢说。”
这声平静的询问，像一根救命稻草，让田雨岚混乱的思绪找到了一个焦点。她断断续续地描述了子悠近期的状况：食欲不振、沉默寡言、噩梦惊哭、对学习相关的一切表现出强烈的抗拒，以及心理医生的诊断。
钟益安静地听着，偶尔插问一两个关键细节，比如子悠现在是否还对植物标本感兴趣，平时和颜鹏的互动如何。他的问题专业而切中要害，让田雨岚恍惚间感觉像是在和另一位医生沟通。
听完叙述，钟益沉吟了片刻，然后清晰地说道：“颜太太，子悠的情况，根源在于长期过度的压力和不当的教育方式导致的心理能量耗竭。现在首要的任务不是学习，是修复。让他重新感受到安全、放松和被无条件接纳。”
“我……我知道错了……”田雨岚的眼泪终于决堤，“可是我现在该怎么做？让他彻底不学习了吗？那以后……”
“停止所有课外辅导，尤其是奥数。”钟益斩钉截铁地说，“学校作业，如果孩子抗拒，可以由颜鹏先生陪伴，以最轻松的方式完成，甚至暂时减免。核心是，创造一切条件让他做他真正喜欢做的事情，比如摆弄植物，发呆，或者只是和爸爸一起看场球赛。”
“那……然后呢？”田雨岚像抓住唯一指南针的迷航者。
“然后，”钟益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我们需要谈谈条件。不是针对子悠，而是针对您，颜太太。”
田雨岚的心一紧。
“如果您希望我介入，帮助子悠，甚至在未来合适的时机，引导他重建与知识的健康关系，那么您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钟益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第一，您本人，必须接受定期的、专业的心理咨询。去面对和梳理您自身的焦虑来源，以及这种焦虑是如何投射到子悠身上的。这不是建议，是前提。”
田雨岚愣住了。她没想到钟益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第二，”钟益继续道，“您需要在一个合适的场合，比如家长会，或者您熟悉的家长社群中，公开反思‘鸡娃’教育可能带来的危害，分享子悠这次的教训。目的不是让您难堪，而是希望您的经历能提醒其他可能走在类似路上的家庭。”
公开承认错误？田雨岚感到一阵眩晕。这比杀了她还难受。
“第三，在子悠恢复期间，关于他的一切教育安排，必须由我、颜鹏先生以及（在子悠愿意的情况下）子悠本人共同商议决定。您需要学习放手，学习信任。”
三个条件，如同三把重锤，敲打在田雨岚摇摇欲坠的自尊上。每一条都直指她的痛处，每一条都要求她进行彻底的自我否定和改变。
电话两端陷入了长久的寂静。田雨岚能听到自己剧烈的心跳声。她仿佛站在悬崖边，一边是儿子苍白痛苦的脸，一边是她经营了半生的、赖以生存的骄傲面具。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钟益并不催促，他给了田雨岚足够的时间去挣扎。他知道，真正的改变，必须源于内心的觉醒，外力只能引导。
终于，田雨岚用尽全身力气，声音微弱得像叹息，却又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
“……好。”
“我……答应你。”
这两个字出口的瞬间，她仿佛被抽空了所有力气，但也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扭曲的解脱。
“很好。”钟益的语气缓和下来，“那么，第一步，请您立刻预约心理咨询。我会给您推荐两位靠谱的专家。同时，请颜鹏先生多陪伴子悠，从今天起，彻底不再谈论学习。等我这边安排好，会跟您约时间，我去看看子悠。”
挂了电话，钟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走到窗边，夜色已深。他并没有感到报复的快感，反而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治愈一个孩子，甚至扭转一个家庭的轨迹，远比在金融市场赚取百万千万更具挑战，也更有意义。
而对于田雨岚，这剂猛药，既是救赎子悠的唯一途径，也是钟益对她最彻底的“教育观改造”。这远比简单的原谅或打脸，更具深度和力量。
与此同时，他的邮箱里收到了市教育局教研室发来的感谢信，信中高度评价了他的教育实践，并邀请他参与下个月举行的一个关于“素质教育评价探索”的小型研讨会。
个人的救赎与宏观的变革，在这一刻，奇妙地交汇了。钟益知道，他的路，正在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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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