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酒店出来，我就打了个电话给我爸妈。
我原本是想着家里世代做陶瓷，应该会有一些关于胜利壶的资料。
但可惜家里没有。
然后我就给那位考古工作人员在微信上留了言。
一来是请他帮我找一找胜利壶的资料。
二来请他帮忙查一查当年胜利壶这款产品是否有销售单遗存下来，或者是有什么拍卖、收藏之类的记录。
如果有的话，就会省事很多。
当然，我自己也在网上找了好几个小时。
但却没有和杨姐家里那把壶沾边的信息。
第二天一早，考古工作人员就给我回了电话。
他说，胜利壶的资料只有寥寥数语，而其他资料记录却是完全没有留存下来。
不过好在他曾经因为某项考古工作，在陶瓷专业上请教过一位1946年在胜利瓷厂工作的女工人。
但可惜没有留下电话、地址之类的信息。
后来我们辗转了很多人，托了很多关系，最终还是打听到了那位女工人家里的电话。
可当我从一位老者的电话本上抄写电话号码的时候，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因为那是一个现代家庭中比较罕见的“座机号码”。
而且根据提供电话的老者说，这个电话是四十年前的了。
也就是说，这个号码现在是否还在使用尚未可知。
当然，我可以请明哥利用关系查一下。
但想想没有必要。
我直接一个电话打过去就知道了。
于是我怀着比较忐忑的心情拨通了号码。
好在这个号码还是在使用的。
接电话的是一个老爷子的声音。
当我询问这个号码是否是那位女工人家里的时候，电话里回答我的是：
“你找我母亲？”
我一头冷汗。
原来老爷子是当年那名女工人的儿子。
同时我也非常开心，总算是找到了正主。
于是在电话里，我就简单沟通了一下。
说来也巧。
那名女工人也姓杨。
2020年的时候，她已经是九十三岁的高寿了。
我们称呼她为“杨婆婆”。
接电话的是杨婆婆的儿子，姓章。
辈分上看，好像很年轻。
但杨婆婆的儿子那会儿实际上也有六十多岁了。
我在电话里说要去拜访杨婆婆。
当然，我是不可能说胜利壶里有一个类似于鬼的“念”，因为已经骚扰到活人了，所以才去找杨婆婆的。
我只是告诉章爷爷，有一对从北方大老远跑来的年轻夫妻，对自己家传的胜利壶的历史故事非常有兴趣，想找杨婆婆讲故事。
这话让章爷爷很高兴，并在电话里很热情的表示让我们随时去他家做客。
于是我就和杨姐、伊田先生带着壶，在中午之前赶到了杨婆婆家中。
在路上我就让杨姐委婉的转告了伊田先生，最好在两位老人家面前别说话。
鞠躬也不能。
实在没办法要回应的话，微笑点头就可以。
这一点我其实斟酌了很久，最后还是选择说出来。
当年那段历史让华夏百姓对倭国人深恶痛绝。
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
新平镇虽然没有被占领过。
但民族大义在前，倭国人几番轰炸在后，新平镇的人对于倭国人是十分的痛恨！
而杨婆婆又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加之年纪也这么大。
我实在不敢赌杨婆婆是否比较能“明辨是非”。
好在伊田先生答应了，并且表示非常理解。
这就让我宽心了不少。
说来也是神奇。
在去杨婆婆家的路上，我想象过杨婆婆九十多岁的高寿，身体状况应该非常差，沟通起来应该会非常吃力。
但现实是，杨婆婆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得要好得多。
除了脸上爬满了褶皱，身形骨瘦一些之外。
以她九十多岁的高龄，腿脚尚算利索，耳朵也不背，说话也比较清晰。
并且能吃能睡，精神也很矍铄。
最关键是，杨婆婆为人很风趣。
就算讲起新平镇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和惨烈的轰炸历史，她也是以半开玩笑的方式进行回忆。
在她身上，我能很清晰的感受到杨婆婆那种与生俱来的乐观主义精神。
唯有在说到倭国人的时候，她收起了玩笑，神态非常严肃。
并且在不经意之间，眼神里竟然飘出了一抹杀意。
后来经过章爷爷补充我们才知道，原来在1938年，改编的皖浙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曾在新平镇等地招募新兵。
当时新平镇有很多人加入了抗战队伍。
其中就有杨婆婆的父亲。
可惜那时候牺牲的人太多，有很多英雄烈士也没能留下名字。
杨婆婆的父亲便是那没有留下名字的人之一。
后来杨婆婆在十五岁的时候，也以护士的身份加入了后方的救援工作。
杨婆婆亲眼见到过当年的残酷。
所以她对倭国人非常痛恨。
当我感受到杨婆婆眼中的杀意时，心里也在庆幸：
幸好来之前就叮嘱了伊田先生别暴露自己的身份。
而说到胜利壶的时候，杨婆婆告诉我们，胜利壶生产的那年她刚进入瓷厂工作。
但那时并不叫胜利瓷厂，而是胜利瓷业公司。
杨婆婆做的是填色工艺。
当年生产的胜利壶，壶身上的粉彩就是由她们那个车间进行填色的。
于是杨姐赶紧拿出那把壶给杨婆婆。
杨婆婆看到这把壶的时候，眼睛很亮，笑得很开心。
她说，她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这款壶。
接着杨姐就把她家里所知道的那点关于这把壶的事情说了出来。
并且询问杨婆婆是否知道这把壶之前的故事。
而当杨婆婆看到这把壶上的题字时，她整个人愣住了。
这把壶另一侧的题字只有四个字，我们也早就看过，只是我们根本不明其意。
因为那四个字并不是成语或者词语。
也谈不上连贯性。
就感觉像是几个字给凑出来一样的。
即便如此，也恕我不能把题字写出来。
因为我答应了杨姐，不论这把壶有什么样的文物价值。
这把壶她都想作为传家宝，让自己的后代们都能铭记这把壶背后的故事。
壶身另一侧除了题字之外，没有落款，只有一个年份：
己卯年。
换算一下，己卯年就是1999年和1939年。
可胜利壶在50年代中期就早已停产。
后续的都是复刻品。
可根据杨姐的这把壶来看，能肯定的就是当年所生产的。
那就剩下一个可能性。
就是这把壶的年份落款，指的是1939年！
但奇怪的来了。
胜利壶是在1946年由新平镇胜利瓷业公司生产，于秋后推出。
这中间相差了七年。
一个七年后的产品上，怎么会有一个七年前的年份落款？
这就是让我们一头雾水的地方。
而下一刻，杨婆婆眼含热泪的替我们解了一半的疑问。
那一半的答案，就在那四个字的题字上。
原来那四个字是一位陶瓷艺术家的“艺名”。
而这位艺术家名不见经传，没有任何头衔。
这放在以瓷都着称的新平镇来说，从古至今都可以称为“路人甲”。
但就这位路人甲，杨婆婆却很熟悉。
因为正是她父亲的一位至交好友。
杨婆婆告诉我们，她印象中，这位艺术家在陶业人员养成所学习过。
经常出入他们家，对杨婆婆非常好。
每次去他们家都会给杨婆婆带一些零嘴，逗她玩。
所以在这位艺术家与杨婆婆的父亲交流陶瓷绘画技巧、煮茶谈天论地的时候，杨婆婆都会在旁边。
久而久之，这位艺术家的艺名落款也就被杨婆婆熟记于心。
而抗战来临之后，这位艺术家加入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
后来他加入了当时一个名为“前哨社”的组织。
经常在《陶业日报》上的《前哨》副刊版上发表抗日救亡的言论和进步作品。
只是可惜这一点我也查了，没有任何的线索。
当年的文章能保存下来的极少。
据杨婆婆回忆，这位艺术家的文采一般，他的文章几乎没什么人看。
这让他一度非常灰心。
但最后，终于被他迎来了一个机会。
那就是1938年新平镇等地招募新兵。
杨婆婆说，当初她的父亲与他这位好友一同加入了抗战队伍。
可最后也和她父亲一样，没有留下名字，也没了音信。
于是我问杨婆婆，是否还记得这位艺术家的真名。
杨婆婆想了很久，摇了摇头。
然后告诉我，在她的记忆里，这位艺术家生性古怪，所以她一直叫他“怪人叔叔”。
接着我继续问杨婆婆，这位艺术家有没有后代？
杨婆婆肯定地说没有。
因为这位艺术家怪就怪在不想结婚的思想上。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这种思想在大众之中可谓是标新立异了。
线索到了这里，似乎断了。
没有真名，只有一个不连贯的怪艺名。
而且这位“怪人叔叔”又实在“低调”。
不过好在还有一个线索——陶业人员养成所。
从杨婆婆家出来后，我们就直奔了新平镇地方志馆。
托那位考古工作人员的面子，我们得到了相关人员的许可，翻阅了有关陶业人员养成所的资料。
可惜资料实在有限。
并且现有记载的资料里，也从未提及那位艺术家。
到了这里，线索才真正的断掉了。
没有办法之下，我们只好先去我工作室。
一方面先暂歇一会儿，另一方面再静下来思考一下有没有其他线索。
可惜时间隔得太远，这位艺术家又没有后代子孙。
思前想后，只能从当年来新平镇招募新兵的队伍着手。
这一点就需要依赖于明哥了。
于是我把事情详细的跟明哥在电话里说了。
明哥说这事查证起来很难，需要一些时间，让我等消息。
我和杨姐、伊田先生说，眼下也没有了其他办法，只能等消息。
但别抱太大的希望，毕竟时间隔得有点久。
杨姐他们表示理解。
于是我告诉他们，现在只好先强行把胜利壶里的念给驱散。
不论明哥那边查证的结果如何，我都会打电话告诉他们。
杨姐和伊田先生同意了。
想要驱散念这种东西，其实有多种方法可以选择。
一是先了解这个念的具体内容。
这一点我们也都证实了。
所以普通人只要知道念的具体内容，反着对它说话，每天说。
这我们行业里叫“反念”。
像胜利壶中的念，就是对倭国人的痛恨。
其根本是对华夏民族崛起的期盼。
那反念的内容就是告诉它，现在华夏已然崛起，立于世界强国之中，倭国的血债迟早会还回来！
长期以往这样对它进行反念，原本的念也就散去了。
但这种方法时效很慢，而且说反念的人也要无比坚定才行。
第二种方法就是诵经。
利用经文的力量去平复念中的执。
道门、佛门的都行。
这种方法的时效也比较慢。
如果是真正的道士、或者真正的僧人来做的话，会快一些。
第三种最为简单，但也非常难。
念，和活人一样。
属于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教就会。
念也是如此。
比如胜利壶中的念，其根本是对华夏民族崛起的期盼。
那就带着它去华夏的大好河山走上一遭。
只要它感受到了现代的美好，自然会散去。
还有第四种，比较“残忍”。
那就是直接冲散。
念，乃人心中之声，属阴。
凡事属阴者，皆可用阳来冲撞。
比如我可以用杀鬼铜钱直接打散，也可以用石灰的金煞之气破除，甚至还可以用桃梗收进去炼化。
说是残忍，其实对于没有自主意识的念来说，根本也不会有痛苦这档子情绪存在。
方法有很多。
我也把这几种方法都告诉了杨姐和伊田先生。
至于选择权，我也交给了他们。
原本按照我的猜想，做决定者应该是杨姐。
毕竟这短暂的接触下来，我发现伊田先生对杨姐非常依赖，事事也是以杨姐为主。
可没想到，最后是伊田先生非常严肃的朝我说了一堆倭国语言。
说完之后他站起来，很是郑重其事的朝我鞠了一躬。
而经过杨姐的翻译，内容是伊田先生选择第三种方法。
他选择带着胜利壶，去游览华夏的大好河山。
并且伊田先生有一句话，让我至今依旧记得清晰：
我也想替我的祖辈们去看看如今强大而美好的土地，这个他们曾经不惜用生命守护的异国他乡……
这句话着实让我非常感慨，至今每每想起都非常触动我的心。
我也算是体会了一次当年先辈们的震惊与感动吧。
这件事情到这里其实没有完结。
大概在一个半月之后，我收到了杨姐的电话。
她告诉我，伊田先生再次做了一个梦。
这次的梦境，伊田先生变成了第三视角。
梦里还是那位军人，只是这次他不再要追着砍伊田先生的脑袋。
而是在一个战壕里拿纸笔在一个壶形上写了两个字——胜利。
做完这个梦之后，伊田先生就再也没有做过梦了，身上也没再出现过那种诡异的疼痛感。
并且杨姐和伊田先生坚信，胜利壶的设计者就是那位没有名字的怪人艺术家！
虽然这无从考证，但不妨碍我也非常乐意去相信。
而至于那把壶里的念，以及壶身的题字，我是有一个猜想的。
这个容我后续再说。
这件委托当中，其实是有几个难解释的地方。
首先就是胜利瓷厂。
其实在胜利壶的底部落款中，写的是“胜利瓷业”。
而我们新平镇有十个瓷厂，其中就有胜利瓷厂。
根据一些资料显示，胜利瓷厂的前身就是胜利瓷业公司。
还有资料显示，建国瓷厂的前身才是胜利瓷业公司。
在调查胜利壶的事情当中，我也曾查了很多资料，想知道关于胜利瓷业的具体信息。
可惜没有。
包括那位帮忙的考古人员，他们手中现有的资料也没有胜利瓷业很详细的记载。
现有资料也非常混乱。
从资料来看，胜利瓷业公司从1949年10月以前，一直至1951年9月止，是仍然存在的制瓷厂家。
但资料到这里也就截止了。
那胜利瓷业去了哪里？
让人感叹的是史料到这也就没有了其他的解读。
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缘故，所以新平胜利瓷业公司也就被时光的尘埃厚厚地湮没了。
所以从胜利壶的出场厂来找线索的路子也就走不通了。
其次就是胜利壶的壶把为镰刀状，有人说这种设计象征着国徽上的镰刀。
华夏现代的国徽有锤子镰刀的纹样。
锤头是工人的劳动工具，象征着工人阶级。
镰刀是农民的劳动工具，象征着农民阶级。
可我们的国徽是在1949年时开始设计，1950年才公布出来。
而胜利壶是有确凿的史料记录，是1946年生产！
如果说，胜利壶的最初设计者真的是那位怪人艺术家的话。
要知道，那时候才1938年！
这一点没有任何理性的思维可以给出答案。
我宁愿相信，这是一种巧合。
是一种间断跨越了十一年的巧合！
是一种当年五亿华夏人民心有灵犀的巧合！
至于胜利壶中的念，和壶身的题字。
我的猜想是当年生产这把壶的胜利瓷业中的人，一定有认识那位艺术家的。
或许曾经也是战友。
这一份遗留下的设计，被有心之人用在了最合适的时候。
或许，杨姐手中的壶就是纪念那位艺术家的“礼物”。
或许，也曾供奉在其他烈士前。
而那把壶里的念……或许是华夏牺牲的千千万万的军魂共同的念……
在挂了电话的之后没多久，明哥就打了电话过来。
告诉我没有查到任何关于那位艺术家的事情。
我说不用了。
这件委托里有太多至今都没能有答案的地方。
但这并不妨碍什么。
有的时候，美好的想象比答案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