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长江那句“我们俩过吧”和张蔷毫不犹豫的“可以啊”，像一道惊雷，劈开了他心中最后一丝犹豫和顾忌。从那天起，他与张蔷的关系进入了一种半公开的、近乎同居的状态。他不再仅仅把张蔷的公寓当作偶尔偷情的场所，而是当成了另一个“家”，一个他主动选择、并感到被需要、被认可的港湾。
接下来的日子，高长江过起了双面人生。他依旧顶着“马丽丈夫”的身份，但生活的重心和情感的天平，已彻底倾斜向张蔷。他想回马丽那边了，就回去露个脸；不想回去了，就直接留在张蔷那里过夜。张蔷对此似乎也乐见其成，她离婚后生活难免孤寂，高长江的陪伴和身体上的慰藉，恰好填补了那份空虚和失落。两人各取所需，在一种扭曲的同盟关系下，竟也维持着表面上的“和谐”与“温情”。
然而，这种“和谐”是建立在另一人的痛苦之上的。
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马丽，彻底陷入了困境和愤怒之中。高长江频繁的“加班”和夜不归宿，让她不得不开始自己面对柴米油盐。起初，她还能厚着脸皮带着孩子回娘家蹭饭，但时间一长，兄嫂离婚的风波未平，自己家里又这般光景，她明显感觉到父母言语间的无奈和眼神中的异样，这让她如坐针毡。硬着头皮回家自己做饭，不是咸了就是淡了，洗衣服打扫卫生也让她手忙脚乱、怨气冲天。
她开始不停地给高长江打电话，语气从最初的询问，逐渐变成质疑，最后升级为歇斯底里的抱怨和指责：“高长江！你哪儿来那么多班要加？公司就你一个人忙？张蔷是不是故意整你？你是不是在外面有鬼了？！”她凭着女人的直觉，隐隐感觉到了不对劲，但苦于没有证据，只能将怒火发泄在“工作”这个借口上。
高长江被马丽催得紧了，或是出于一丝残存的责任感或避免过早暴露的考虑，也会勉强回去住几天。但这短暂的回归，对马丽而言，非但不是慰藉，反而是更深的折磨。
高长江人虽然回来了，心却像一块冰。他面无表情地进门，对马丽的抱怨充耳不闻，机械地按照要求做饭，吃完饭碗一刷，要么看电视，要么直接洗漱睡觉，仿佛眼前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他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冰冷的墙，将马丽彻底隔绝在外。
马丽看着他这副油盐不进、死气沉沉的样子，积压的怒火和委屈更是如同火山爆发。她开始用最尖锐的语言试图刺痛他，唤醒他，或者说，是发泄自己的绝望：
“高长江！你还有点良心吗？！你摸摸你自己的心口！”马丽会冲到他面前，指着他的鼻子骂，“当初你像个废人一样，是谁陪着你？是我爸！是我！是我们给你调理的，才把你那点男人的毛病治好的！没有我们家，你现在还是个抬不起头的窝囊废！现在你翅膀硬了，混出点人样了，就开始忘恩负义了？回家给我做顿饭都像受了天大委屈似的！你就是个白眼狼！喂不熟的狗！”
这些翻旧账的、带着施恩色彩的话语，像一把把钝刀，反复切割着高长江内心最敏感、最自卑的神经。若在以前，他可能会羞愧、会争吵，但现在，他只是在心里冷笑：果然，张蔷说得没错，你们马家从来就没看得起我，永远觉得我欠他们的！
有时，马丽在激烈的争吵后，会试图用身体来挽回，主动凑过去亲热。高长江既不拒绝，也不回应，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任由马丽折腾。这种毫无激情的、近乎施舍般的亲密，比直接的拒绝更让马丽感到羞辱和挫败！
高长江越是冷漠，马丽越是唠叨控诉；马丽越是歇斯底里，高长江就越是封闭自我，用更深的冷漠筑起更高的围墙。夫妻二人陷入了一个无法挣脱的恶性循环。家里再也听不到正常的交流，只剩下马丽单方面的咆哮、哭泣和诅咒，以及高长江死一般的沉寂。
婚姻的温度，早已降至冰点。高长江的心早已飞到了张蔷那个充满“理解”和“温情”的公寓，而马丽则被困在这个冰冷的牢笼里，被愤怒、不甘和日益增长的恐慌所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