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铺藏在古镇最深的巷子里，门板上的“文渊堂”三个字被虫蛀得只剩轮廓。陈砚推开门板时，灰尘在斜射的阳光里翻滚，空气中飘着纸页发霉的味道，像谁把半个世纪的时光都封在了这里。
《拾遗录》在怀里轻轻震颤，新的字迹蒙着层灰：“地窖第三排书架，有本《论语》批注本，朱笔圈点处会渗出墨迹，写着民国三十一年教书先生周培之对学生沈念安的未说之盼。”
“周培之？”林晚的指尖拂过书架上蒙尘的线装书，“我奶奶的回忆录里提过这个名字，说是当年镇上最倔的先生，日军占了学堂后，就在自家地窖里偷偷开课，教孩子们念‘仁义礼智信’。” 书铺老板是个戴圆框眼镜的中年人，正蹲在地上修补虫蛀的古籍。他听见“周培之”三个字，推了推眼镜：“你们找周先生的批注本？那书邪性得很，每到清明就自己翻页，朱笔批注会往下掉墨渣，像在哭。”
地窖的石阶陡而窄，壁上挂着的油灯被风吹得摇曳，将两人的影子投在斑驳的砖墙上，忽大忽小。第三排书架果然立着本蓝布封皮的《论语》，书脊磨损得厉害，边角卷成了波浪，封面上用朱笔写着“念安存”三个字，笔锋里藏着不易察觉的温柔。
陈砚刚把书抽出来，书页就“哗啦”自动翻开，停在“三人行必有我师”那页。朱笔圈点的“师”字上，果然渗着墨渣，滴落在地，晕开小小的黑团。 “这是……”林晚凑近了看，发现批注本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写着小字，“念安今日背错《诗经》，罚抄三遍，却偷偷在灶房给我留了半个窝头”“念安说要去延安，夜里在油灯下缝书包，针脚歪歪扭扭的”…… 全是周培之对学生的日常记录。
书铺老板捧着油灯跟下来，指着其中一页：“这沈念安是周先生最疼的学生，女娃子聪明得很，就是家里穷，总穿着打补丁的衣裳。民国三十一年冬天，日军扫荡，沈念安为了掩护同学，被抓走了，再也没回来。”
《论语》突然剧烈晃动，书页飞快翻动，停在最后一页。空白处没有批注，只有片暗红色的痕迹，像干涸的血，旁边用极轻的笔写着：“念安说，要回来教孩子们念书。”
陈砚的镜子印记骤然发烫，眼前浮现出模糊的画面： 地窖里，周培之在油灯下给孩子们上课，沈念安坐在最前排，眼睛亮得像星。日军砸开地窖门时，沈念安猛地将《论语》塞进周培之怀里，自己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嘴里喊着“先生快走”； 十年后，周培之在镇外的山坡上，给一座无字碑献花，碑前放着本新的《论语》，封皮上写着“念安的学生”；
又过了二十年，白发苍苍的周培之坐在轮椅上，还在教镇上的孩子念书，说“这是念安想做的事”。 “周先生到死都觉得，是自己没护住学生。”书铺老板叹了口气，“他临终前说，那本批注本里，藏着念安的声音，只要书还在，就像学生还在身边。”
《论语》的书页突然平静下来，朱笔批注的墨迹不再滴落，反而泛起淡淡的金光。空白处慢慢浮现出一行新的字迹，娟秀而有力，是沈念安的笔迹：“先生，我没丢您教的‘仁义’，在延安教小战士认字时，总想起您的油灯。” 字迹渐渐清晰，又浮现出第二行：“先生，我成了您说的‘有用的人’，只是没能回去给您缝个新书包。” 陈砚和林晚对视一眼，都看见了对方眼底的湿意。 “她没忘。”林晚轻声说。
批注本突然化作一道流光，钻进陈砚的镜子印记。地窖里的油灯“噗”地亮了起来，照亮了书架后隐藏的小窗——窗外正对着镇外的山坡，坡上有片新栽的柏树林，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像无数孩子在念书。
书铺老板望着窗外，突然笑了：“周先生说过，教书育人，就像种树，前人栽下，后人乘凉。念安没回来，可她的念想，早就长在这片土里了。” 离开旧书铺时，夕阳正穿过巷口的牌坊，给青石板路镀上层金边。陈砚摸了摸镜子印记，那里的温度像盏不灭的油灯，暖乎乎的。
《拾遗录》新的一页写着：“下一站，老药铺的柜台，有个会自己发热的药罐，熬着位郎中对亡妻的半生牵挂。” 林晚看着巷口追逐嬉闹的孩子，突然说：“你看，周先生和念安的故事，其实没结束。” 陈砚点头。
那些藏在批注本里的期盼，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早已化作风，化作雨，化作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留在了这片他们守护过的土地上。 巷子里的老槐树沙沙作响，像在替谁轻轻应和：是啊，只要有人记得，故事就永远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