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大典的金榜题名，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激起了层层涟漪。然而，对于志在构建万世基业的刘辩而言，选拔出人才仅仅是第一步。如何将这些璞玉雕琢成器，如何将他们安置在帝国最需要的位置上，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源源不断的人才培养与任用体系，才是真正考验统治者智慧的关键。一场比科举更为深刻、影响更为深远的“授职”与“制度革命”，在洛阳皇宫的深处，悄然拉开了序幕。
金榜张贴后数日，一份特殊的召见谕旨，分别送到了三位新科鼎甲的住处——召状元诸葛亮、榜眼周瑜、探花张昭，于次日巳时，入宫觐见。
这道旨意，在引人瞩目的三鼎甲光环上，又增添了一层神秘与荣耀。所有人都知道，这绝非一次简单的谢恩觐见。
翌日，皇宫一处静谧而庄重的偏殿内，熏香袅袅。刘辩并未身着繁复的朝服，而是一身常服，坐于御案之后，神情平和，目光却深邃如渊。诸葛亮、周瑜、张昭三人，虽年少成名，此刻身处天威咫尺之地，亦不免心怀敬畏，恭敬行礼。
“平身，赐座。”刘辩的声音打破了沉寂，“今日召卿等前来，非为虚礼。朕有些许困惑，欲听一听你们这些年轻俊杰的见解。”
没有寒暄，直接切入主题。这便是一场非同寻常的“御前问对”。
刘辩首先看向年仅十六，却已显沉稳之态的诸葛亮：“孔明，如今天下初定，然州郡残破，流民未安，府库虽有所得，然开支浩大。朕常思，当以何策，能最快安顿黎庶，恢复民生，充盈国库？”
诸葛亮目光清澈，略一沉吟，便从容答道：“陛下，学生以为，当务之急在于‘安民’与‘垦殖’。可令各州郡详细核查无主荒地与逆产，优先分予流民、退伍士卒，贷予粮种、农具，并免除其前三年赋税，使其能安心耕作。同时，兴修水利，疏通漕运，既可防灾，亦可降低转运损耗。待民力稍复，再行‘平准’、‘均输’之法，由官府调控物资，平抑物价，既可便民，亦可为国谋利。开源与节流并重，轻徭薄赋与引导生产并举，则民生可复，国库可盈。”
他的回答条理清晰，既有宏观战略，又有具体措施，显示出对民政、财政远超年龄的深刻理解。
刘辩微微颔首，不置可否，目光转向风姿俊朗的周瑜：“公瑾，北有胡虏窥伺，南有山越未平，四方虽安，边患犹在。依你之见，当如何巩固边防，使朕无四顾之忧？”
周瑜嘴角含着一丝自信的笑意，朗声道：“陛下，学生浅见，巩固边防，非一味筑城屯兵。首在‘慑’，精练骑兵，打造强弩，于边境定期巡弋演武，示之以强，使胡虏不敢轻动。次在‘抚’，可效仿汉武旧事，于边郡设立互市，以中原之物产，易胡人之牛羊，使其依赖我朝，则战意自消。再者在‘分’，可对草原各部，拉拢弱小而制衡强大，使其内斗不休，无力南顾。至于山越，则当剿抚并用，以精兵击其魁首，以仁政招抚其众，迁其于平原，分而化之。如此，方为长久之道。”
他的见解侧重于战略与外交，视野开阔，富有远见，与其儒雅外表下的豪迈气概相得益彰。
最后，刘辩看向老成持重的张昭：“子布，朝廷新立，百废待兴，法令、制度、教化，皆为根基。你以为，当务之急，应如何梳理典章，整顿吏治，使政令畅通，教化风行？”
张昭拱手，声音沉稳：“陛下，学生以为，治国如烹小鲜，不可操切。典章制度，当以稳健为主，可在现有汉律基础上，删繁就简，去除苛酷，务使法令清平，易于执行。吏治之要，在于‘选’与‘考’。科举已开选才之门，后续当有严密之考课。可定‘考成法’，明确各级官吏职责，以其完成政绩、辖区民生为考核标准，优者升，劣者黜，则吏治自清。教化之事，需持之以恒，广立学官，推崇经学，导人向善，使百姓知礼义，畏法令，则天下易治。”
他的回答立足于制度和规范，强调稳健与可持续性，正合其探花之名。
三人的回答，风格迥异，却都切中要害，展现了各自不同的才华倾向。刘辩静静听完，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当晚，宫中赐宴，仅有三鼎甲及几位重臣作陪，恩荣无比。宴后，旨意下达：
“敕封：新科状元诸葛亮、榜眼周瑜、探花张昭，为翰林院学士，侍奉左右，以备咨询。”
“授：诸葛亮为户部员外郎，秩从六品，协理钱粮户籍。”
“授：周瑜为兵部员外郎，秩从六品，参赞军务机要。”
“授：张昭为吏部员外郎，秩从六品，熟悉铨选事宜。”
翰林院学士，虽是荣誉虚衔，却代表着天子近臣，是未来宰相的储备。而实授的六部员外郎，品级不高，却身处帝国行政中枢的核心部门，是极佳的历练起点。刘辩对这三人的培养路径，清晰而深远。
对三鼎甲的安排，只是一个开始。紧接着，在吏部尚书陈群的主持下，一场规模更大、更具系统性的新科进士授职工作全面展开。这体现了朝廷用人不再是随心所欲的恩赏，而是有着清晰规划和路径的“人才工程”。
所有新科进士，被分为了两大类：
其一，二十七名在策论中表现出较强政务处理能力的“文科进士”。他们并未被留在繁华的洛阳，而是被全部外放，授予**地方县令（秩从七品）** 之职！旨意明确，他们需要立刻赴任，亲民理政，直面最基层的民生疾苦与行政实务。这是帝国未来地方治理中坚力量的初步锻造。
其二，一百五十名在算学、工律、农策等科目中表现优异的“工科进士”。他们则被分配至**六部各司，担任主事（秩从八品）** 等具体职务。利用他们的专业技术知识，在度支、工程、刑律、屯田等专业领域发挥作用，成为帝国专业技术官僚体系的雏形。
更引人注目的是，圣旨中明确规定：**所有新科官员，无论品阶高低，皆有两年的“考察期”。其升迁黜陟，不再仅仅依赖于上官评语或资历，而是由吏部根据其任期内的“考功簿”——即具体的政策绩效来决定。** 这引入了相对客观的升迁标准，是对论资排辈旧习的第一次明确冲击。
然而，刘辩的布局并未止步于对新科进士的安排。在一切看似尘埃落定之后，他于大朝会之上，颁布了一道石破天惊的诏令，彻底引爆了朝堂，其影响远比科举本身更为深远。
这道诏令的核心有两点：
第一，**大规模调配中央各部院中，年龄在四十岁以下、秩在八品，七品、六品的潜力文官，下放到地方，担任县令、郡丞或长史等亲民官职！**
第二，亦是更为关键的一点，**明确规定：自即日起，凡升任六部尚书、侍郎两级核心主官者，必须拥有至少一任（通常为三年）的地方郡县治理经验，且考功评等需在“良”以上。无此经历者，纵有才名，不得升迁！**
此令一出，满朝哗然！
千百年来，“京官清贵”的观念根深蒂固。留在中枢，接近权力核心，被视为光宗耀祖、前程远大的象征。而外放地方，则往往被视为“贬谪”或“苦差”。如今，皇帝竟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将大量京官“赶”到地方，更是将地方经验作为进入帝国最高权力圈子的“硬性门槛”！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所有有志于在未来执掌一部、位列九卿的官员，都必须主动请求，甚至“争夺”下放的机会！他们必须深入州郡，了解真实的民情，处理繁杂的政务，做出实实在在的政绩！他们不能再仅仅依靠清谈玄理、诗赋才华或家族背景在京城混资历，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拥有治理一方、造福百姓的能力！
这是一场彻底的价值观颠覆和晋升逻辑的革命！
一些守旧的官员面露忧色，窃窃私语，认为此策过于严苛，恐令士人寒心。但更多有识之士，尤其是那些年轻、有抱负的官员，在短暂的震惊后，眼中燃起了熊熊的火焰！他们看到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凭借实打政策绩就能直通高位的康庄大道！
这道诏令，像一根无比强大的指挥棒，彻底改变了整个官僚体系的努力方向。它迫使帝国的精英们将目光从洛阳的繁华喧嚣，投向广阔而真实的天下郡县。它从根本上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因为它派去的不再是陌生的“流官”，而是渴望通过地方政绩重返中枢、并因此必然会竭尽全力治理地方的未来核心官员。
这不仅仅是授官，更是一场深刻的行政革命，为帝国的长治久安，打下了一块最坚实、最难以撼动的制度基石。其政治智慧与深远影响，已然超越了军事征服的范畴，直指一个伟大王朝得以延续的核心秘密。